我建议所有的自由主义的朋友们都看一看1999年7月13日的《羊城晚报》，这一期的报纸上有两条颇有对比价值的新闻：一条是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布的《人类发展报告》表明，全球贫富差距越来越大，最富裕国家中的五分之一人口控制了全球国内生产总值总额的86%，全球出口总额的68%;世界上最富有的两百人在1994年到1998年间使自己的净资产翻了一番，总收入已经占世界全部人口总收入的41%;而近九年来，世界最富的五分之一人口与最穷的五分之一人口的收入之比也从30：1上升到了74：1，有八十个国家目前的年收入比十年前还少。另一条新闻却是，联合国粮农组织宣布，索马里面临严重食品短缺的人口已达一百万，其中四十万人随时可能饿死……我想，这就是自由主义已经为我们在全球范围内建立好了的秩序的图景，这就是我们现在这个以美国为中心的单极化一体化世界的真实面目。

各种“自由主义”并不都是争取自由的主义，正如繁多“社会主义”并非都是有益于社会的主义。自由主义概括地说来，是在伦理上主张“性恶论”和个人主义，强调人的自私及利益追求是驱动历史发展的动力;经济上，则主张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视经济自由是个人自由的必要条件，甚至视“财产权高于生命权”;其人性观强调入主要是经济人的一面，人是利益的动物，即马尔库塞所说的“单面人”、“单向度的人”;其历史观，是所谓的自然演进，后来哈耶克称之为“自发扩展秩序”，是以达尔文的“进化论”为理论母体的所谓自由竞争、适者生存的自然演化规律。因此，自由主义的制度设计也就主张建立类似自然秩序的绝对“市场经济”——主要意思是指尽量减少政府干预而保护市场自由，包括自由竞争的生产和贸易。总的来说，自由主义的核心价值观，是主张自由是人的第一天性，因而自由在人的价值序列中是排在第一位的，而这“自由”主要又是通过财产权即经济自由体现出来的。换一句话说，也就认为自由竞争、强者生存、弱者淘汰、弱肉强食不仅是自然界的本质，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内在规律。

历史地看来;自由主义的一系列主张如自由竞争、天赋人权、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代议制、有财产才有政治发言权等等，曾经克服了贵族专权的旧制，适应了新兴的资产阶级的扩张需求，曾经鼓励他们快速完成了资本主义发展所需的资本积累，也使得资本主义在短短一百多年的时间里(尤其是所谓“工业化”以来)，取得了过去上千年都未取得的成就。但这种自由主义以及与之配套的所谓“进步”、“文明”的话语，也埋下了隐患，那就是重建了金字塔式的社会等级，使掠夺和剥削合法化。他们曾自相矛盾地幻想在其他的方面建立某种民主、平等(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拾煤渣的老太婆与煤炭大王共享的“平等”总是让人觉得虚幻。他们早期还强调过博爱，如今也暧昧躲闪不再怎么提及。作为自由主义理想的大叙事，一个既有平等又有效率的制度，包括强者的财富通过“涓滴效应”间接施惠于弱者的制度性调节，自然有其理论和实践的意义。但本世纪以来引发过战争(如三十年代大萧条)和未引发过战争(如亚洲和俄罗斯的金融风暴)的危机，一再证实这种看似理想的制度并不总是灵验，一再证实自由主义不可避免地总是通向垄断和强权的致命缺陷。

“市场自由”是否可以随时而有效地调节和化解社会危机，这一点暂且不论。在另一方面，自由主义暗含的一个前提就是资源无限论，即认为自然资源是无限的，可供无限开发。以这样的假设，自由主义才有可能认为经济寡头并不影响其他人去开发和获取其他资源，因资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不可能完全被垄断，因而一些人的富裕并不一定就意味着其他人的贫穷。

应当说，这种方案在当时生产力水平低下、资源的开发还有限的情况下是有其合理性的。但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资源的进一步开发，资源不仅越来越为某些富国和大资本垄断，而且也越来越匮乏，自由主义理论致命的要害之处也显露出来了。众多发展中国家眼下或是资源短缺，或是被迫过分廉价地出卖资源，于是资源紧张很快成为社会危机的催化剂和并发症，社会危机总是比发达国家来得更快、更尖锐，市场的负面效应总是比发达国家来得更大、更严重。

一些人垄断财富正成为其他一些人死亡、贫困的根源，连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也认定：“市场竞争可能是效率的最大保证，但不一定是平等的最大保证。”

六十年代罗马俱乐部的研究早已表明，我们已临近增长的极限，面临能源负增长递减增长的威胁，地球环境正在全面恶化。但这并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或者说，富裕国家们注意到了，但为了自身利益，它们还在加快对资源的垄断和占用，从而驱使更多的国家和民族走向贫困和绝望。而现在自由主义的胜利，更有利于富国肆元忌惮地占用垄断资源。福山不是早就将冷战结束视为“历史已经终结”吗?确实，自从苏联解体，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已在全球建立了新的单极化一体性的新的秩序，以更好地保证富国集团利益，诚如学者陈燕谷所说：“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从此畅通无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第一次成为全球范围内的普遍生产方式，一个由巨型跨国公司、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以及由他们组成的若干跨国组织，包括北约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构成的超帝国主义轮廓开始显现出来。”

欧美国家的现代化是人类文明果实的一部分，当然值得其他民族有选择地借鉴吸收，但这并不意味着应该掩盖发达国家曾借助于掠夺而聚积财富的事实。欧洲当年大量向美洲、澳洲及其它地方移民(类似全球范围的“闯关东”与“走西口”)，大大缓解了本土人口与资源的矛盾，充分利用了历史给予他们的特殊条件。这是第三世界国家无法重复的过去。眼下日本不砍本土的森林，美国尽量不开采本土的石油，这也是依据了第三世界国家不可能有的经济强势。正是这些欧美国家先行一步的优越，使后发展国家重复照搬它们的模式既不可能，也不应该。需要指出的是，在全球资源已日渐匮乏而生态环境正日益恶化的今天，在以往的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政策已经造成不平等秩序的今天，发展中国家如果对此没有反思，重蹈覆辙，仍旧追循恶性开发和所谓自由发展的模式，仍旧一厢情愿地横移“美国梦”或“日本梦”，只顾单纯的经济指标的增长，就必将造成更可怕的后果。其对资源的掠夺性开发和对环境的进一步破坏，必然会加剧目前世界性的生态危机。

中国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后发展国家，资源有限而人口众多。我以前很难理解为什么中国历史上每次革命的诉求都是“均贫富”，我现在想明白了，在一个人均资源极其有限的国度，如果社会贫富差距过于悬殊，社会财富过于集中到少数人手里，就意味着很多人被逼到资源极限构成的死亡线，没有回旋余地，只可能走投无路，揭竿而起。黄仁宇、何清涟等人在研究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的起源时，指出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中国作为一个小农经济国家，却饼地资源有限，一旦出现耕地资源被过于集中垄断的现象，民间必定怨怼丛生，如果再有天灾，耕种欠收，就只能“吃大户”或以暴力形式“分田地”，所以历代封建王朝为稳定自耕农，均采取“抑兼并”的政策，压制豪强，防止土地过于集中。如太平天国起义就是因为清末人口激增，而另一方面贪官污吏地主豪强不择手段聚敛财富，再加上灾荒，农民无法养活自己，饥俘遍地，流民大增，终于导致大规模的流民暴动。另加中国历史上天灾与人祸紧紧关联的事实显示，历史上的政治问题总是与生态问题紧密相关的，而中国历史上的平均主义思想传统根深蒂固，自有其深刻的原因。它不是什么劣等民族的种性遗传，也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它是恶劣生态条件下难免的思想文化产物。

生态从来是一个公共而非个人的问题。自由主义强调个人主义，又把人单一地定位于“经济人”的范畴，尊祟每个人的“利益最大化”，按马克思的说法，这是把一切关系都变为了“纯粹的金钱关系”，而忽略了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忽略了人与人、人与社会、还有人与自然本质上是相互依存的关系。在这一点上，生物基因工程的研究已证明：虽然人有其自私自利的一面，但人又是与他人血脉相连的，如有共同基因的人之间非常容易产生亲近感。至于生物考古学，更证明人是群居的动物，证明人具有“群性”与“公性”的一面。而自由主义过于强调人的私性，夸大其冲突与争斗，并予以鼓励，从而最终破坏了人类社会关系以及人类与自然关系的和谐，导致了社会与自然双重的环境恶化。我们不能否认，历史上同样提倡“群性”与“公性”的社会主义实践也屡屡破坏生态环境，同样需要认真地反省与批判。但那种“超英赶美”式的实践无非是国际自由竞争格局中的被动反应，其“进步”与“发展”的基础观念也与自由主义同出一源。当这种实践逐步蜕变为.“化公为私”的官僚集权现象，它不但损害了个人利益，也同时取消了公共性，即“群性”与“公性”的丧失。如果我们以自由主义的私利至上来清算那一段实践，那不但是药不对症，更是以暴易暴，因为重建公共性是我们总结历史教训的知识基点和道德前提;把伪装了的不公正变为公开和合法的不公正，与这一前提毫不相干。

在今天，美国只占世界人口的5%，消费的资源却占全球资源消费的30%，一个美国人消耗着五十个印度人消耗的资源。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其他国家怎么还可能获得美国式的现代化?中国人也渴望过上富裕的日子，只要设想一下，如果一半中国人达到美国人的生活水平，可想而知，中国能到哪里去获得这些资源?如果不诉诸强权和战争中国又怎么可能获得这些所需要的资源?在核武器越来越多的今天，这种个人利益无限扩张所导致的国家利益无限扩张，这种对内自由主义所必然导致的对外极端民族主义，这种老一代帝国主义已经出演过、而当今某些发展中国家正想重演而不得的利益扩张过程，会不会使人类走向毁灭?一旦灾难大规模发生，人类会不会像当年最强壮的动物——恐龙那样彻底死亡?

对社会达尔文主义可能给人类带来的灾难，著名华裔瑞士科学家许靖华先生很早就有所批判。许先生以自己的考察及研究揭示过以进化论为科学基础的自由主义的虚伪性及其霸权主义的本质。他发现达尔文的进化论存在重大谬误，实际上被用来充当了殖民主义对外扩张、侵略的理论基础。比如，一些达尔文信徒强调自然界低级生物不断向高级生物进化，而人类历史是一部从低级向高级、从愚昧向文明进化的历史，从而被早期资本主义利用来作为侵犯、霸占、掠夺其他国家及所谓低等民族的借口，并自诩是给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人们带来了所谓文明，从而在民主与自由的旗帜下，合法性地永久剥削这些地区和国家的人民，抢夺其财富和自然资源。殖民主义也常常以此为基础宣称自己为高等种族，是依上帝的旨意来统治和领导这些国家和民族。这一切，如今则演变为所谓“工业化”、“现代化”、“全球化”的意识形态，以便他们更进一步合法谋取更大利益，更彻底地实现全球性垄断。而许先生认为自然界及历史实际情形并非如此。他以恐龙为例，指出恐龙是迄今为止自然界最强大的动物，按达尔文物竞天择、强者生存的理论，恐龙不应当灭绝，但恐龙不幸完全灭绝了。恐龙并非灭绝于竞争;而是灭绝于生态灾难。这证明达尔文的理论有重大漏洞。

许先生还指出，自然界生物之间的关系也并非只是你死我活的相互争斗，更多的是相互依存，如蜂为花传粉、蟹寄生于藻类、鸟为植物传撒种子等等。社会达尔文主义夸大自然物的相互对立并将之比拟人类，是一种邪恶的学说，为早期资本主义对外扩张及后来的帝国主义提供了所谓“科学”的依据。许先生认为应当从古老的东方哲学中寻找人类生存的智慧，比如“天人合一”，人类和自然界应当是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人类若强行破坏这种和谐的平衡关系，必将导致生态灾难，人类最终也会毁灭，如当年不可一世的恐龙。

许先生的警告和规劝显得声音微弱，相反，“个人利益最大化”、“本国利益优先”一类口号成为了这个时代的最强音。疯狂扩张的自由主义经济虽然使人类在短短两三百年的时间里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但也在短短两三百年时间里就将地球上千万年累积起来的石油、煤、天然气等挥霍殆尽，而对资源的无节制挥霍又带来种种恶果，如燃烧产生的二氧化碳导致温室效应、酸雨、臭氧等问题越来越突出，严重地破坏了生态平衡，最终影响和威胁人类生存。有资料表明：连人迹罕至的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的积雪中也化验出酸雨成份，这显然来自他处。南极上空的臭氧层空洞，显然也源于南极洲以外的人类开发活动。1997年12月在日本京都举行了关于全球温室效应的会议，给“工业化”的神话再亮了一盏红灯，基于全球温室效应的威胁，工业化国家只好达成这样的协议，争取在2010年把急剧增加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减少到比1990年还少五点二个百分点的程度。但即使如此，也可能无济于事，因为发展中国家还在加快工业化进程，还在向欧美式的现代化模式狂奔，大量的工业废气还在滚滚而来。而作为世界上排放二氧化碳最多的国家，美国出于本国产业利益的考虑，居然还一直拒绝在联合国有关大气保护的条约上签字!

由上可见，地球的有限资源，不可能承受人口无限增长、经济的无限发展以及生活的不断“进步”。自由主义的自利狂热和发展狂热隐含着生态学的盲区，其你追我赶、你抢我夺的“自由竞争”图景内已显现了自我毁灭的凶兆。

这样说，并不是要否定市场自由在资源配置和供求调节方面的竞优功能，也不否认市场自由对提高劳动效率的推动作用。但由于无意或有意地掩盖了人类经济活动中的生态要素，自由主义的经济知识建构一开始就是偏视的和跛脚的。比如他们有关效率和利润的知识体系，从未将为公共所有的空气、水及其它资源消耗纳入成本计算，而是肆意消耗破坏，这实际上是虚构了一种优绩的效率和利润，掩盖了重大的生态亏损，掩盖了少数人以私权对公共财产的免费侵占和浪费性破坏，而这种破坏了的生态资源是无法用金钱衡量的无价之宝。(顺便说到，富人们破坏了之后可以一走了之，因为他们有钱，可以随意选择居住之地，破坏的后果却会图与穷人。今年夏季美国与欧洲的炎热导致了无数人的死亡，可以想见，其中是绝对不会有富人的。)在另一方面，自由主义的知识缺陷还存在于所谓神圣的“产权”理论，因为空气、水以及其自然资源本身就不存在什么明确的“产权”，如果有，也只能说是公共的。如果不将这些生态问题纳入考虑之列，而只强调什么“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不管污不污染环境，这实际上已经抹煞和侵吞了公共产权，或者是强加给社会一个仅仅有利于富人的产权制度。

地球已经成为一个“地球村”了，一个地区的生态变化必然影响到另外的地区。工业化国家是破坏生态的始作佣者，完全应该主动采取补偿和补救措施，后发展国家和受害者也完全可以要求损失赔偿，这种赔偿实际上也有利于发达国家。今天，生态恶化的现象已不独发展中国家日益严重，发达国家同样未能幸免。据报道，美国东部的一些州一旦遇上高温干旱，也会缺水严重，只好限制用水，如马里兰州立法规定如有人用水清洗汽车或浇灌花园，就可能判处六个月监禁或一千美元的罚款，而新泽西州禁止向游泳池灌水，饭店也不再向客人上茶水，除非客人提出要求。农民们则无事可干，因无水灌溉庄稼，许多庄稼已活活枯死。

有人会说，自由主义内部本身区别很大，虽然有那种过分强调自由竞争、弱肉强食的自由主义，却也有越来越强调平等、人权、社会公正的新自由主义或者说具有左翼倾向的自由主义，早期如托克维尔，近期如罗尔斯等等。‘这我也承认。这种自由主义看到了自由竞争在促进效率方面的合理性，也看到了其在社会分配方面的不合理，主张通过宪政来制约和改变市场规则，重建民主平等的秩序。他们由最初主张“起点的平等”发展到主张“过程的公正”，最后竞主张“结果的平等”，倡扬“矫正的正义”，力图纠正和补偿以往的不平等不公正，无疑是对自由主义的历史过错与弊端的纠正，也予人们深刻的启迪。

但是，我们也不要忘了，自由主义作为当今资本主义世界的体制话语，是从传统和古典自由主义发展而来的，其基本观念和原理也已深入社会各方面，因此对之加以改变就不是那么轻而易举的事情。而且新自由主义或自由主义左翼在西方始终只是边缘性的声音，远不足以改变和左右主流思潮。当今西方国家中，保守的自由主义才真正占据了主导地位，也因此才导致西方社会内部的贫富悬殊越来越大，导致了富国与穷国之间的差距起来越大。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这种严重的两极分化正是通过资本的垄断和干预保护而加速进行的(包括与某些第三世界国家的独裁集团建立“裙带关系”)，这从本质上恰恰践踏了他们许诺的“自由”原则，已经或正在导致从拉丁美洲到俄罗斯到东南亚的一次次市场经济的难产、崩溃、萎缩、窒息，导致大批中下层经营者的非正常破产。这就是资本主义从推动市场经济到“反市场经济”(许宝强语)的寻常过程，就是从自由主义的乌托邦到“不自由”现实的寻常过程。

也许还有人寄希望于“科技生产力”，强调所谓“知识经济”的到来，会创造出新的资源，从而缓解生态危机。是的，核物理和生物基因研究等等都洞开了新的资源前景，但无论从历史还是现实社会来看，科技往往最终为垄断性的大资本集团所利用，服务于垄断，巩固和加强垄断，从而把广大弱势群体排斥在受益层面之外，改善生态的功能也不得不大打折扣。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指出：大约88%的因特网使用者在富裕的工业国，住在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地区的使用者还不到1%。而在因特网上，虽然全世界讲英语的人不到10%，但近80%的万维网站点使用英语。这种状况当然比当前石油、森林、土地的瓜分还更为不公平。至于生物基因工程，如果富人们依靠金钱可以“自由”地控制着人类基因库，使他们的后代能获得更优越的先天条件，这不是将更加加剧人类的不平等吗?在这里，“知识产权”的概念也许值得一议。知识产权是财产所有权在知识领域里的延伸和运用，是保证效率防止掠夺的一种制度安排，对促进知识创造和经济发展确有重要意义。但致力于社会福祉的创制，同样要防止有些人在知识产权的名义下对知识的过分垄断以及随之而来的暴利，因为那同样会阻碍知识的传播、运用以及创造。著作权法规定作者死后五十年其版权自动失效，就是对知识产权的一种限制。同样，合理的创制还应该限制知识富有者的垄断倾向，引导知识向贫困地区的无偿转让;应该限制知识富有者的暴利倾向，起码应该保证人们在基础教育、公共医疗等社会公益事业中对知识的无偿使用(现在的情况是很多地方学费越来越高而文盲越来越多)。毫无疑问，反垄断和反暴利是一般市场经济的应有之义，这些原则同样应该施之知识经济。否则，具有浓厚自由主义逻辑色彩的“知识产权”就远非一项完善的制度，特别是它被用作少数财阀推行“全球化”、“新经济”一类不合理经济秩序时，其有害市场经济等一切经济活动的负面危害更值得人们深深警觉。

最后，还想说的一点就是，中国需要一种健康的自由，真正的自由，但决不需要一种发展中国家资源紧缺情况下损害社会保护和公共权益的“自由”，决不需要威权者(如在中国)或富豪者(如在美国)为所欲为的“自由”——不论这种自由的话语编造得如何动听。据《参考消息》1999年7月24日转英国《卫报》的消息，作为自由主义的原产地，英国目前是欧洲最贫富悬殊的国家，四分之一的家庭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其20%的最贫困人口的收入只占国民收入的7%，而20%最富裕人口的收入却占了国民收入的41%。…?这些数据，或许可以给最推祟英国“光荣革命”及其保守主义思想、反对法国式大革命及其激进思潮的自由主义者们一点反省，也让人们更好地理解和看清所谓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本质上维护的究竟是些什么东西。也难怪托克维尔这样的具左翼倾向的自由主义者要称柏克这样的不断为英国辩护的保守主义者为“反动分子”，而哈耶克也要称米瑟斯这样的古典自由主义者为“反动派”。也难怪会有人指出所谓“消极自由”的观念实际上正是支持当今“全球主义的意识形态核心”。因为这种意识形态实际上是要保护由“自由主义”之路获得了大量财富的既得利益者，最终使高度的全球性垄断更加强化，从而使所有改变这一切的努力付之东流，使人类最终走向从心态到生态的毁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