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百年沧桑到大国崛起》演讲全文

　导语：2016年11月18日，由全国政协副主席**创办的智库——团结香港基金举办中华大讲堂，邀请国防大学战略教研部金一南教授主讲“从百年沧桑到大国崛起”。

　 金一南教授细说中国近百年的苦难与辉煌，探索中国如何摆脱衰败，从东亚病夫走到民族复兴。金教授分析，近代中国最大的问题在于人民的国家意识淡薄，极度不团结、一盘散沙。听者动容，令人深省。以下为正文：

　 今天对我来说非常荣幸能够在这个场合，给一个非常宏大的题目作一个阐释，当然时间很有限，时间我觉得可能得两个小时的样子讲这个题目：《百年沧桑——从东亚病夫到民族复兴》。

　 我首先讲的是什么呢?是别人的质疑，真的民族复兴吗?他们真的能成功吗?

　首先，我给大家看美国人沈大伟，沈大伟就讲中国人不行了，中国人要崩溃了。沈大伟是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在去年的3月6日在《华尔街日报》发表文章《The coming Chinese Crackup》(正在到来的中国崩溃)，“他们完了”，沈大伟讲中国共产党统治的最后阶段已经开始。它退出历史舞台的速度将超过许多人的想象，五点理由：

　 第一，大批经济精英移民海外;

　第二，思想自由、言论表达受限;

　第三，对执政党的忠诚不真实;

　第四，猖獗且难以根除的腐败;

　第五，经济体制改革举步维艰。

　 “一切证明完了”、“他们很快就完”，我们访美两次和他会谈，我当时觉得沈大伟是个很聪明的人，我当时的印象，沈大伟怎么脑子进水了。

　 我们正在深化体制改革，我们开展前所未有的反腐，你看我作为一个中国军人，我们军队正在进行前所未有的军队变革，你说我们完了吗?我们新一轮的腾飞开始(了)。我觉得今天中国就像埃德加斯诺在《红星照耀中国》里讲的一样：“中国使多少人得到了荣誉，中国使多少人丢掉了荣誉”。

　 你在美国讲中国崩溃，文章也有人看，书也有人买，都有市场。我又想起来，我在2000年在英国皇家军事科学院学习，简称RMCS，皇家军事科学院第一次中国军人进入，2000年和2015年中国国力完全不一样，当时，英国国防部第一次邀请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进入皇家军事科学院，按照英方的规矩，学习期间每一名军官都要讲自己（国家）的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宪法、国防，还有讲为什么，为什么这个社会制度?还要讲为什么这个意识形态。

　 我们班30个军官来自26个国家和地区，社会主义的只有我一个啊，人家都不是，你看这个班的题目，主题：民主政体中的防务管理。那中国是个异类，来了，他们喊中国军官来了，很有意思，然后每一位军官都要讲，每人讲20分钟，每周五上午讲，讲的顺序由抽签决定，我抽签我就想，30名军官哪能轮到我啊，南非军官迈克杜林（音译）上去抽签，第一张签是爱沙尼亚军官，第二张签是中国军官，哇，全场哄堂大笑，为什么呢

　?爱沙尼亚非常小，波罗的海弹丸之地，中国非常大，爱沙尼亚刚刚从苏联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下挣脱出来，中国人还在搞社会主义，所以，全班哄堂大笑，他们觉得反差太大了，我们全笑起来了，当时我坐在那里闷闷不乐，生闷气，我就在想如何对付他们哪?捷克军官罗德维尔上来劝我，站在我旁边那个，捷克是原来社会主义的，他得知我们的难处，他上来悄悄对我说，他们就想听听你们为什么相信马克思主义，你们为什么搞社会主义，他说你何必讲这个呢?你讲就上他们当了，你讲你们中国的历史文化，那么悠久的历史，20分钟时间很快的过去了。我一听他主意不错，我准备按他的主意去做。

　 后来我们班人都走了，我坐在教室里越想越不对劲，我就想起了我入伍以来，我在写的日记，一本一本的倒，扉页上自己写的话，自己激励自己，自己勉励自己，我们今天叫心灵鸡汤。我经常写这句话：做难事必有所得。你做容易的事情，做轻车熟路了，闭着眼睛都能干的，那是重复，不是提高，就是要干自己没有干过的，那是挑战。不管成功失败，都是提高。我这个事我从来没有做过，我从来没有讲过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我就不信我讲不了了，我下决心不按罗德维尔的主意，我说我讲。

　 英国人要求做PPT，爱沙尼亚军官图文并茂，他PPT做的非常好，比我好多了，我的PPT最最核心只有两幅，二十分钟就两幅PPT，(在)皇家军事科学院找出来的第一幅，就是这幅1900年的中国，我说今天是

　2000年，我在这里给大家看看整整100年前的中国，1900年东亚病夫任人欺凌、任人宰割，跌倒在地上都爬不起来。

　 资料图：邓世昌与他管带的致远舰

　我说1900年整整100年前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我们被迫签订《辛丑条约》、《庚子赔款》赔偿13个帝国主义国家四亿五千两白银，我说在座的军官你们的国家当年都参与了这场瓜分，都有你们代表签字，这就是100年前的中国，我说今天能站在这里给大家讲100年前的中国，为什么?英国国防部请我们参加皇家军事科学院学习，因为今天是100年后的中国，100年后的中国工业、农业、国防、科技、教育、医疗多项指标名列世界前茅，它再也不是任人欺凌，任人宰割，它屹立于世界民族东方之林，我说第一幅PPT100年前，第二幅100年后，连着两幅PPT的横跨着100年的就是一句话：Marxism changed china (马克思主义改变了中国)。

　 我们中国人为何相信马克思主义？我们从来不是为了马克思主义而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就是我们认识和分析问题的一种方法和工具，我们用这个主义认识和分析中国的问题，找到了解决中国问题的办法，而在这个过程中还有第二句话：China changed Marxism (中国改变了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思想、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邓小平理论、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建设具体实践相结合，我说这是中国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我在台上讲的时候台下鸦雀无声，没有鼓掌的也没有跺脚的，跟爱沙尼亚军官不一样，但是，我没有想到我讲完了突然爆发了一阵热烈的掌声让我猝不及防。

　 第一个上来想我祝贺的是菲律宾陆军上校加特尔，他说：金，你讲的东西给我的印象太深了，我们菲律宾跟你们国家的命运是一样的，我们一定要像你们一样取得这样的成功。

　 我们班一个教授泰勒、大班主任、英国著名的防务问题专家，我讲的时候是个阶梯教室，他没有坐在那儿听，他站在后排，我们后面有个木走廊，他抱着两手走过来走过去，走过来走过去，我在台上讲，我看泰勒在后排来回走，等我讲完了，别人上来祝贺的军官都走了，泰勒上来跟我讲了一句话：“你今天讲出了你们的合理性。”

　泰勒完全不同意马克思主义，完全不同意社会主义，我觉得这个完全不同意的泰勒也算是对我们最高的夸奖了。

　 当然，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匈牙利军官斯坦克斯，他叔叔是裴多菲俱乐部成员，1956年匈牙利社会主义革命被镇压，裴多菲俱乐部领导人、匈牙利总理纳吉被枪毙，斯坦克斯叔

　叔流亡西方，后来他说柏林墙倒塌，他叔叔回来了，看匈牙利今天搞得乱糟糟的样子，他叔叔讲了一句话：我以后死也死在西方，我再也不回来了。那天晚上斯坦克斯跟我在酒吧里我们喝了很长时间的酒，就一杯啤酒我们俩喝了很长时间，斯坦克斯跟我说：我们匈牙利社会主义失败了，衷心希望你们的社会主义能够成功，给天下这个最没有权力、最没有权势的人一点希望。

　 我们近代的中国历经苦难，我们没有胜过，我们一败再败。

　 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南京条约》签订，割让香港，赔款二千一百万两白银，第二次鸦片战争接着又失败。

　 对方都很少的兵力，第一次鸦片战争英国军舰二十八条，军队一万五千，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两万五千人，长驱直入北京，杀人放火，将圆明园付之一炬，以如此小的兵力侵占于大国首都，世界战争史上的奇迹。

　 1894甲午战争更是空前的割地赔款，赔款白银两亿两，割让辽东半岛、台湾，所以当时的澳门报纸有这么一段评价：中国之装备，普天之下为至软弱的极不中用之武备，其所行为之事，亦如纸上说谎而已，国中之兵，说有七十万之众，未必有一千人合用！

　中国的软弱，中国的衰弱。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国发动了对苏联的进攻，巴巴罗萨计划，希特勒讲了一句话：苏联就是一个破茅草房子，我一脚就踹倒它。希特勒打算错了，没有踹倒，希特勒腿都踹断了。但，

　中国当时如同破茅草房子，谁上来都是一脚踹倒，我们用梁柱支起来，再上来一脚又踹倒了，再支起来，再踹倒了。

　 到了八国联军1900年入侵北京的时候，我们达到空前的虚弱，八个国家打我们，我们如何打得过啊！

　但我说你看八国联军来了多少人，日军最多8000、俄军4800、英军3000、美军2100、法军800、奥地利58人、意大利53人。

　 八国联军1900年8月3日从天津向北京出发，满打满算18811人，就这么点兵力，还有七千德军在海上来不及赶到，都等不及向北京攻击出发，十天之内攻陷北京，而北京一带有清军十五六万，义和团五六十万。

　 我们挡住了没有？没有挡住啊！

　中国近代以来这种衰弱，这种无力达到极致，一个大国衰弱至此。庚子赔款空前的四亿五千万两白银，庚子赔款之后我们对美国人印象不错，美国西奥多·罗斯福把部分赔款返还给我们，我们办了留美预备学校、协和医院，还有燕京大学的一部分，那留美预备学校也就成了我们今天著名的清华大学，所以我们很多人对西奥多

　·罗斯福印象不错。

　 不管他怎么说，他把中国的赔款返还我们一部分办了医疗、办了教育。

　 但是你看西奥多·罗斯福，他极度看不起中国。他说，要是我们重蹈中国的覆辙，自满自足，贪图自己疆域内的安宁享乐，渐渐地腐败堕落，对国外的事情毫无兴趣，沉溺于纸醉金迷之中，忘掉了奋发向上，苦干冒险的高尚生活，整天忙于满足肉体暂时的欲望，那么毫无疑问，总有一天我们会突然面对中国今天已经出现的这一事实。

　 畏惧战争、闭关锁国，贪图安宁享乐的民族在其他好战、爱冒险民族的进攻面前肯定是要衰败的。

　 罗斯福提醒美国人，我们一定不能像中国人这样衰败。

　 我们就为了解决这个民族危亡、解决衰败，近代以来有多少先进的中国人为了克服这一点。我想，我们历经选择。为了摆脱衰亡，洪秀全的“太平天国”不就是一种选择，你看太平天国的意识形态其实就是基督教义的中国化，就是我们在完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前，洪秀全完成了基督教义的中国化。用这套改革可能成功吗？不可能，所以洪秀全失败了。

　 镇压洪秀全的曾国藩、左宗棠和李鸿章，他们推出洋务运动。他们认为，中国的大问题在哪呢？器不如人。机器制造、科学技术不行，一定要搞上去，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

　 洋务运动30年，最大的成果是北洋水师，1894年甲午海战全军覆没，一条舰没留下来，日本联合舰队一艘未沉，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洋务运动失败。

　 洋务运动失败，康有为、梁启超出来了，他们认为，曾、左、李的器不如人太肤浅了。

　 中国的问题在哪呢？制不如人，制度层面出问题了。梁启超讲：唤醒吾国千年之大梦，实至甲午一役始也。制不如人，体质出问题了要改制，戊戌维新就是改制。孙中山辛亥革命也是改制，建立共和。

　 君主立宪没有成功，戊戌维新失败，但是辛亥革命成功了，共和建立了。后来我们有个片子《走向共和》认为共和成果被窃国大盗袁世凯给偷窃了，但是我说你如果全面看，袁世凯1916年就死了，袁世凯死后12年，我们还实验了12年共和，但结果怎样？北京九易政府，24次内阁改组，换了26届总理，军阀混战，生灵涂炭，共和也没搞成。

　 所以1919年的“五四运动”已经打出旗号了，打倒孔家店。“五四运动”讲，器不如人、制不如人都太表浅了，中国的问题是什么呢？思想文化不如人，要彻底抛弃中国思想文化：孔孟之道。

　 我们当年这种思想偏激和极端，认为万事归罪一点，找个替罪羊，只要把它解决就全解决了。我说当年打倒孔家店的旗号，与今天遍布全世界的孔子学院，形成多么大的反差啊！

　我们就今天看来，孔子没有妨碍我们走向现代化，我们出了问题，不是孔子的问题，我们只是在找替罪羊。

　 当年不仅把孔子当替罪羊，汉字也成了替罪羊，“五四运动”先驱胡适、钱玄同、郭沫若、陈独秀、鲁迅都讲到汉字问题了，他们认为，罗马字化，导致中国落后的罪魁祸首：汉字！当年多么激进。白话诗，严格的五律五绝七律七绝太繁琐，率先革命，胡适、郭沫若开始白话诗，我至今记得郭沫若的白话诗：伟大的水啊，氢二氧一。这是诗吗？化学分子式直接进去，“氢二氧一”直接进到诗里去，你能流传下来，传不下来，我们今天传下来的还是古典文学，你看柳宗元的“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多么优美的意境啊?比你那“氢二氧一”意境大得多了。

　 我们今天讲他们，没有丝毫否定他们的功绩，他们都是探索者，都在探索、寻找一条摆脱灭亡的路径。从洪秀全到五四运动的先驱的都是这种人，

　他们都有缺点、都有错误、都有问题，但他们都是探索者，我们后来探索都是再他们基础之上的。

　 当然我们今天讲中国梦，当时中国社会也有中国梦，当年北京、上海的学者们联合做了一次，没有说具体讲中国梦，你的梦想是什么？

　你看当年中国，清华大学教授林语堂这样回答他的梦想：我的梦想只希望国中有小小片的不打仗，无苛税，换门牌不要钱，人民不用跑入租界而可以安居乐业的干浄土。

　 我们今天很难设想这是什么样的中国，因为距离非常遥远了。很遥远吗？七八十年前中国就是这个样子。

　 燕京大学教授顾颉刚，他的梦想：没有人吸鸦片、吞红丸，这是最重要的事，这种嗜好延长下去非灭种不可，任凭有极好的政治制度也是无益的。只要吸毒，什么制度都救不了你。

　 上海大学者施蛰存的梦想：中国人走到外国去不被轻视，外国人走到中国来，让我们敢骂一声“洋鬼子”，你知道，先生，现在是不敢骂的。施蛰存在上海，上海外滩“华人与狗不许入内”，你敢骂谁？你不敢骂。

　 罗文干的梦想：政府能统一全国，免人说我无组织，内争的勇毅转用来对外。武官不怕死，文官不贪钱，妇女理家、崇尚勤俭、不学摩登，青年勤俭刻苦、不穿洋服、振兴国货。

　 当年这些知识分子，中国社会的良心啊！他们的呼吁，他们的梦想集中在一起就是四个字：民族救亡。

　 民族到了危亡的边缘，到了亡国灭种的边缘，我们大清王朝被推翻，民国建立了，灾难没有停止；

　“九一八事变”，关东军一万九，东北军十九万，三天丢掉奉天，即是今天的沈阳，一周丢掉辽宁，两个多月东三省沦陷；

　“七七事变”，日本华北驻屯军八千四，日本人自己统计五千八，我们统计最高数字八千四，宋哲元二十九军十万，一个月华北沦陷，中国之虚弱，我觉得我们近代来，我们反复讲一个什么问题呢？帝国主义嗜血成性、杀人成性、凶残无度。我们总说我们的对手如何野蛮、如何凶残，我们总说我们的对手如何野蛮、如何凶残，很少检讨自己为什么这么虚弱，为什么谁都想弄你一下，你谁都无法有效抵抗。

　 我们近代出了什么问题，问题出在哪里？

　图为侵华日军

　你看第一次鸦片战争发生了什么。广东三元里那抗击很个别，大多数民众在远处观战，英军登陆后民众主动向其出售蔬菜、牲畜和粮食。洋人在跟皇帝打仗，与我何干？跟我没关系，皇帝打败了，割皇帝的地，赔皇帝的款，与我何干？我还得生活。

　 1900年八国联军攻打北京，你看这留下来的照片之一，我们看到那么多人帮着人家后勤辎重推小车，画面上洋人就两个，其他都是中国人。帮着联军供应后勤，给钱，能雇佣就可以，哪有国家观念、民族观念？没有的。

　 八国联军攻到了北京，北京城高池厚，八国联军一万多人攻不进来，北京附近居民向八国联军提供消息：广渠门下水道未曾设防。

　 八国联军从广渠门下水道鱼贯而入，你看联军人数不多，顺着土坡，斜坡，散兵队形排队走下来。我们周围那么多民众揣着手站在两边麻木的观看洋人在跟皇帝打仗，进攻皇宫，多少民众帮着八国联军填平壕沟、绑梯子、扶梯子，还有民众坐在墙头上帮着八国联军往里瞭望。

　 孙中山讲的四万万中国人一盘散沙而已，数量不能提供力量，如果你不凝聚的话，数量没有意义。联军在北京杀人，联军指定杀谁，中国人捆中国人，中国人砍中国人脑袋，我们置若罔闻，我觉得是中国近代以来最大的问题，非常松散，为什么要建立一个现代民族国家，我们一盘散沙这个局面被各个帝国主义所窥破。

　 板垣征四郎1948年被国际军事法庭判处绞刑，东京国际战犯审判判处绞刑，七名日本甲级战犯之一。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前8

　月份，他是关东军高级参谋，关东军即将发动“九一八事变”，面对十倍于己的东北军，关东军也是人心惶惶，他们没有把握，板垣征四郎给他们做战前动员：没问题，搞得过。

　 板垣讲，从中国民众的心理上来说，安居乐业是其理想，至于政治和军事，只不过是统治阶级的一种职业，在政治上和军事上与民众有联系的，只是租税和维持治安。

　 从一般民众真正民族发展历史上来说，国家意识无疑是很淡薄的。无论是谁掌握政权、谁掌握军权，负责维持治安都无碍大局。不就交税吗，交给满洲国也是交，交给日本人也是交，交给张作霖张大帅也是交，交谁都一样，他们不在乎，所以能搞得过他们。

　 我们近代的灾难，绝不仅仅是帝国主义如何的杀人无度和猖狂，也是我们极度的衰弱和分散，不团结一盘散沙，被对方分而治之。

　 抗战开始不是这样吗？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以下20多位中央委员58位将官投敌，一些部队成建制哗变，当时出现的问题不是民众出现问题，是精英层出现问题，出现大问题，党政精英，那不是精英吗？都成了汉奸。汪精卫、陈公博、周佛海、王克敏、殷汝耕、梁宏志、王撠唐、齐燮元、庞炳勋，这是国民政府的军政精英啊，庞炳勋刚刚获得台儿庄会战胜利，还立了功，转眼间整个部队哗变。

　 我们当时中国出现的叫集团性精神沉沦和人格沉沦。不是一个两个，是团团伙伙，一团一伙的，精英们的沉沦。

　 在最关键最困难的时候，共产党人的风范。共产党人的杰出代表，东北抗日联军第一陆军总司令杨靖宇，抗到最后只剩自己一个人。被打散的牺牲的、投降的（都有）。

　 程斌，抗联第一军第一师师长，杨靖宇最信任的得力助手1938年率部投敌，组成“程斌挺进队”把杨靖宇的秘密营地全部捣毁，逼杨靖宇于绝境。程斌不知道杨靖宇跑哪去了，知道杨靖宇在东北深山老林里的密营，他把密营全部捣毁，东北深山老林冬天零下三十、四十多度，生活非常困难，杨靖宇在深山老林中有很多秘密的营地，营地小木屋有柴火、粮食，保证饿不死冻不死，日本人把杨靖宇说的出神入化，说杨靖宇人高马大，身材很高，东北深山老林雪深末膝，日本人个子矮，雪深到大腿根了，跑也跑不动，在雪地上拔不出腿来。说杨靖宇在雪地上跟一个大鸵鸟一样，两蹦三蹦看不见影了。我去年到东北吉安参观杨靖宇活动的地点，吉安杨靖宇纪念馆的解说员纠正我说：金教授，我纠正你一下，杨靖宇不是身高1米8几，杨靖宇身高1米92。他大个子，两蹦三蹦就没有了。日本人抓不着他，把他说的出神入化，但是呢，程斌把杨靖宇的秘密营地全部捣毁，逼杨靖宇于绝境。

　 第二个叛徒张秀峰，军部警卫排长，父母双亡的孤儿，被杨靖宇抚养成人，1940年2月携带机密文件、枪支、抗联经费叛变投敌，向日军提供杨靖宇的突围路线，他是杨靖宇的贴身警卫，他知道杨靖宇的行踪，二月份叛变，杨靖宇三月份牺牲。

　 第三个叛徒，张奚若，抗联第一军第一师特等机枪手，叛变后在伪通化省警务厅长岸谷隆一郎命令下开枪射杀杨靖宇，杨靖宇的特等机枪手把自己军长、总司令开枪打死，他们都是什么哪?跟谁干都是干，他们一盘散沙，这是被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所窥破的，中国人的走向。

　 最后一个，不能称为叛徒的是老乡赵廷喜，蒙将县保安村村民，杨靖宇跑了好几天，棉鞋跑丢了一只，好几天没有吃饭，碰到了三个村民，告诉赵廷喜，下山给给我买双棉鞋，买几个馒头，给你们钱，不要告诉日本人，(赵廷喜)下山就向日本人报告了：杨靖宇在山上。杨靖宇最后壮烈牺牲，日本人说这个匪首，这个大个子，终于把他死了。你看杨靖宇壮烈牺牲，打死杨靖宇，发现情报、提供情报、最后打死杨靖宇的都是我们中国人。

　 一盘散沙的中国，它不仅是松散的问题，跟着别人干，出卖自己国家民族利益，出卖自己的战友，出卖自己的国家，出卖自己的民族。

　 最后时刻，赵廷喜跟杨靖宇讲了几句话，“我看还是投降吧，如今（满洲国）不杀投降的人”，赵廷喜哪里知道，只要杨靖宇投降，日本安排出任伪满洲国军政部长，不但不杀他，还让他当大官，利用他的影响摆平东北抗联。

　 杨靖宇最后跟赵廷喜讲了一句话：“老乡，我们中国人都投降了，还有中国吗？”

　这一句话惊天动地！一点胜利的希望都没有，那也不屈服。

　 我经常讲，中华民族总在关键时刻有这样的人物成为民族的脊梁，这个脊梁不是大众在支撑的，关键时刻的关键人物，在大家万念俱灰的情况下，成为民族精神的图腾和脊梁。

　 当年一批这样的人，年纪轻轻就干大事，年纪轻轻就丢性命，他们不是为了自己的住房，为了自己的公司，为了自己的待遇而干的，是为了完成民族救亡。

　 当年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中国社会有200多个政治团体和党派，中共成立了还是200多个，已解散了也是200多个，显不出你来。所以当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一伙热血青年在上海的石库门房子成立中国共产党的时候，谁看得起他们？谁都没想到他们能怎样？

　他们13个人，中国共产党发起人，何等重要的历史地位，但当年有谁在意？中国共产党刚刚成立，走的走散的散，各奔东西，有更好的去处都走了。

　 1922年陈公博脱党，1923年李达脱党，1924年李汉俊脱党，1924年周佛海脱党，1927年包惠僧脱党，1930年刘仁静被开除，1938年张国焘被党开除，中共一大13个代表出问题的7个，半数以上出问题了。其中陈公博、周佛海当了大汉奸，当然再加上严重的牺牲。王尽美1925年牺牲，邓恩铭1931年牺牲，何叔衡1935年牺牲，陈潭秋1943年牺牲。自己走掉的、被党开除的、牺牲的，13个人从头走到尾只有两个：毛泽东，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董必武，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只有这两个人从头走到尾。

　 中国共产党的艰难，我们不要什么形容词、什么副词，不要什么妙笔生花、添油加醋、无中生有，你仅仅看中共一大13个代表各自走向，就知道这个党何其艰难。

　 前面有什么好事等着你吗？有红地毯吗？有剪彩吗？有鼓掌夹道欢迎吗？无尽的流血牺牲和叛卖，以及万水千山的阻隔。中国共产党1921年建党，是中国政治舞台边缘性力量。中国共产党能够从舞台边缘，走到东方政治舞台的中心，今天影响世界格局，改变世界格局，我们讲一句话：毛泽东居功至伟。

　 虽然今天否定他的，反对他的比比皆是，这个人的名字永远与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华人民共和国紧紧相连，除非你解散这个政党，打败这个军队，颠覆这个国家，否则你抹不了他，他贡献太大了，就像小平同志讲的，如果没有毛泽东，我们可能至今在黑暗中摸索。

　 我觉得这是中国革命非常大的变化，中国近代想变革者比比皆是，毛泽东绝不是头一个。李鸿章、康有为、孙中山，没有一个不想变革，没有一个不想挽救民族命运于危亡，都是变革者，但他们的问题在哪里？

　从李鸿章、袁世凯、康有为、孙中山，他们基本上都是力图依托少数精英完成对社会的改造，都没把唤醒民众、动员民众、组织民众作为变革和革命的重点。在他们眼中，民众只是改造的对象，而不是推动变革和革命的动力，最终只能导致变革与革命一败再败。

　 中国近代以来的变革者，包括近代以来我们这些思想者，对民众的轻视，没有毛泽东。毛泽东说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共识，共产党胜利最大的根源是民众的支持。毛泽东讲，动员了全国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毛泽东再不把民众作为包袱、改造的对象，而作为动力推动推动社会变革的最巨大的力量。

　 在《论持久战》毛泽东讲过这样一句话，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本，存在于民众之中，说的非常有力，被广泛引用。但是大家注意《论持久战》中的另一句话，很少被引用，其实说的更好。毛泽东讲，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

　 说到了中国至弱之源，我们这种无组织状态，导致我们最后的灾难。毛泽东不再把民众作为包袱、改造的对象，而作为动力推动社会变革的最巨大的力量，

　 说到了中国至弱之源，我们这种无组织状态，导致我们最后的灾难，多少人要解决这一问题，我们近代以来这些先人。西方有一句话：直到列强不再把中国当作一个国家看待，中国人才真正感觉到，有组织一个现代国家的必要。

　 我们第一次觉醒，1895年康有为“公车上书”，我们可以讲封建官僚士大夫阶层的觉醒，统治阶层一小部分人觉醒，力图建立现代国家，君主立宪。

　 1919年“五四运动”，知识分子层的觉醒；1937年全民抗战，民族总体的觉醒，一直到了1937年全民抗战，我们才发现就真是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全民抗战，日本人到中国来侵略不仅是打国民党，不仅打共产党，而且杀中国人占中国地，是全民族的问题，真正让我们感觉到国家民族利益共同体，从三七年全民抗战开始。

　 1949年新中国的建立，它是什么呢？是中国共产党人为苦难深重的中华民族献上的一份大礼，真正意义上的现在民族国家。

　 西方现代国家学说的奠基者霍布斯讲，什么叫国家，为什么要有国家？霍布斯说，当人人难以自我保存时，人们便自觉自愿的放弃权力开始缔约，指定一人或多人组成集体，来代表他们的人格，将自己的意志服从于集体意志，将自己的判断服从与集体判断，在此基础上实现联合，这就是国家。

　 国家不是个慈善团体，不是个人权机构，国家一定要形成集体意志、集体判断。而我们讲，国家让人民自觉自愿的放弃部分权利开始缔约，形成集体意志、集体判断。

　 历史证明只有新中国，才能真正实现中华民族的集体意志和集体判断。绝不是个理论问题，他是个实践问题。

　 新中国刚刚成立面临的朝鲜战争，我们猝不及防，当时部队都在转业，国民经济百废待兴，朝鲜战争爆发，1950年9月15日美军仁川登陆，把朝鲜军队压缩在中朝边境三个区域范围内，我们当时面临朝鲜战争的严重的局势，我们反复对美国提出警告，一定不能过“三八线”，过了“三八线”是不行的，影响中国安全，美军越过“三八线

　”，直攻平壤。10月8日毛泽东下令，中国人民志愿军迅即向朝鲜境内出动。

　 这场仗过去了多时，你看美国人怎么评价的：从中国在整个朝鲜战争期间，显示出来的强大攻势、防御能力之中，美国及其盟国再清楚不过的看出，共产党已经成为一个可怕的对手，他再也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那个软弱无能的国家了。

　 他们得出的结论，在涉及国家安全问题上，新中国再也不会退让，旧中国一退再退，我们总想退一步海阔天空，最后退到无处可退，美国人明白了，新中国再也不会后退。

　 美国人亚历山大·温特，美国建构主义鼻祖讲了这句话：一个国家，在生存、独立和经济财富这三种利益之上，还必须加上第四种国家利益，那就是集体自尊。

　 不要以为国家利益就是生存、独立、发展繁荣，还有集体自尊，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实际上没有尊重，尊严也是国家利益，非常重要的国家利益，尊严必须靠胜利来捍卫。

　 我觉得这是我们新中国，共产党人给中华民族第一次带来集体自尊，不但从根源上消除了封建半封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痕迹，而且从根源上清除了社会一盘散沙的状态，中国人民被前所未有地组织起来动员起来，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持续、稳定、繁荣、昌盛。既能完成民族救亡，也能完成民族复兴双重使命的现代民族国家，我觉得这是中国共产党为中华民族创造的最大礼品。

　 中国今天的国力和军力发生了历史性变化，我们跟过去完全不一样，前面片子做了诸多的介绍，当今世界，国民生产总值超10万亿美元的就两个，美国和中国。美国17万亿，中国10.5万亿；当今世界国防开支超过1000亿美元的只有两个，美国5900亿，中国1500亿;当今世界卫星数量超过140颗的只有两个，美国530颗，数量开始不断减少;中国170颗，数量正在不断增加，我觉得这是我们讲的历史性变化，但是谁也没想到这个红色中国，今天搞了这么大的区别，他最根本的是什么呢?仅仅是共产党吗，我觉得完全不是这样。

　 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文明一直在与西方文明抗争，中华文明节节败退，新中国成立使中华文明在政治上摆脱了颓势，跨过鸭绿江，中华文明在军事上摆脱了败势，三十余年改革开放，使中华文明在经济上扭转了劣势。

　 今天崛起的不是一个民族啊，一个文明，全新的经过洗礼的文明，共产党、政权，只是在这个过程中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社会的全部的合理性、合法性，你说建立在哪里？就是中华民族的百年救亡、百年复兴中，中国共产党人的担当，前100年，1840到1949，所有先进的中国人，从林则徐的鸦片禁烟到洪秀全的太平天国，曾、左、李的洋务自强，康梁的戊戌维新，孙中山的辛亥革命，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革命。

　 所有先进中国人就为了这三个字“救中国”，挽救民族命运危亡，“救亡”命题不是中共发起的，而是中共了结的。1949年新中国成立，宣示“救亡”命题的终结和下一个命题的开始。1949至2050发展中国，前100年历经坎坷，后100年我们也走了很多弯路。但是共产党自我更新，共产党的领导从来没有放弃自己的担当。就在民族救亡和民族复兴过程中的自我担当，这是中国共产党存在于中国政坛最大的合理性、合法性。

　 我说新中国一路走来，就是习近平同志的那句话，我们不要拿前30年否定后30年，我们不要拿后30年否定前30年，新中国是个完整的整体，前30年我们奠定了完整的工业基础，所以说一路走来，前人有问题，有缺点，有错误，但是前人的肩膀头子很硬，我们踩住了我们站起来了，我们也有缺点、有问题、有错误，我们肩膀头子能不能像前人那么硬，这对今天是我们的考验。

　 我最后以这几句话结束今天的，“从东亚病夫到民族复兴”的演讲。

　 我最后以这几句话结束今天的演讲：

　 第一句：

　 亨利·基辛格的《大外交》：大国塑造本国安全环境两个必要条件一是国力的日渐增强；二是旧国际秩序的逐渐瓦解。

　 第二句：

　 英国人哈米什·麦克雷特：中国越是不团结，世界就越感到高兴。

　 第三句：

　 俄罗斯普京：国家越强大，个人越自由。

　 第四句：

　 我们最高领导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为国牺牲、为民牺牲的英雄烈士，我们要永远怀念，给予他们极大的荣誉和敬仰，不然谁愿意为国家和人民牺牲呢？

　我们今天就讲到这，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