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在金融峰会上的发言,供大家参考。

在金融峰会上的发言

　华盛顿金融峰会上的“中国牌”

　华尔街危机，显然会提升中国的地位。但是，面对危机，中国所应当坚持的原则，仍然是“不当头”。无论从短期还是从长期来看，中国的利益都是融合进全球体系。

　 11 月 15 日，20 国集团峰会在美国华盛顿举行。虽然事起仓促，但所有国家都认为召开这次会议是有必要的，一方面大家确实有话要说，另一方面大家也对商讨出一个解决目前困难局面的办法并为未来国际金融体系确立一个新的框架感兴趣。自宣布要召开这次会议，有关各方立即就开始了立场的协调，各种表态纷纷见诸报端，期待甚殷。再说了，会议东道国已经有了新总统，大家恐怕也想借机近距离地感知一下新总统班底对于很多问题的看法。

　危机的起因：国际关系的视角

　华尔街的危机作为金融事件，专业的金融学家已经有了很多分析。这些分析表明，美国自身的金融监

　管体系对此要负很大的责任。笔者也同意格林斯潘等人指责的，要怪华尔街金融家们的贪婪。但是笔者要强调的是，导致华尔街金融危机的原因远非上述两点，如果问题在宾夕法尼亚大街上就可以解决，自然不需要召开国际会议谋求解决之道了。全球性会议也改变不了人性。

　实际上，对于危机的预言，国际关系学家们已经说过多次了。他们的根据，不是稀罕的水晶球显示的征象，而是国际体系中权力结构的变化。我们这个时代一个最为重大的事变之一，就是国际体系中权力的转移或更为准确地说是权力主要从西方发达国家向其他国家的扩散。这一趋势给国际金融系统造成的一个重要影响，就是很难执行有约束力的宏观经济政策和货币政策，也就是说，各个正在追逐权力的国家更愿意执行自主的宏观经济政策和货币政策，这种趋势虽然在很多方面与 20 世纪“20 年危机”期间的保护主义不同，但就其经济后果而言，则是类似的。

　从这一结构性权力变动中不难推论出，就长期看，国际经济体系呈现为不稳定的态势，不稳定体现为不断地通过危机进行调整。如果从 20 世纪 60 年代后期戴高乐领导的法国向布雷顿森林体系发动进攻算起，几乎每十年左右要发生一次严重的金融危机，危机在

　20 世纪 70 年代导致美国放弃固定汇率制，20 世纪 80年代则是苏联和东欧体系的瓦解，90 年代是东亚危机，目前的这次危机是第四次。

　这一系列危机就各自的表现形式或许有一些差别，但是其结构性的原因是一样的，就是美国主导的战后体系内部力量的变动以及新的力量进入这一体系带来的冲击，就后一方面而言，恰恰是战后体系成功的标志。先是东亚几个国家和地区，后来是冷战后俄国、东欧、中国等国家进入这一体系。事实证明，这一体系确保了战后西方世界的稳定和繁荣，而且越是较早进入这个体系的国家和地区，越是有着较高的增长记录，德国、日本、韩国、台湾等都是显著的例证。但是与这一体系的成功相伴随的，是该体系内部力量结构的变化，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是美国力量的相对衰落。

　结构原因使我们预言，或许在下个十年的某个时候，将爆发另一场危机，那可能是更为严重的危机。在整个危机链条上，目前的这场危机可能只比东亚危机略微严重一些，因为它发生在全球金融的心脏地带，但不会比 70 年代和 80 年代更严重。

　历史经验

　我们知道，战后体系在经济金融方面的体现，是1944 年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布雷顿森林确立起来的国际金融体系，也即布雷顿森林体系。这一安排的核心是美元霸权，而在美元背后则是美国在战后西方的权力核心地位。1944年建立这一体系到50年代中期，它的作用并不大，原因正如迪安?艾奇逊所言，这是个“大朦胧时期”，直到 50 年代中期以后，美国以及它领导的西方世界形成了政治共同体的共识之后，布雷顿森林体系才获得了活力。

　简单地说，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在两个政治共识之上，一个是美国及盟国在国际体系上强烈的政治共同体意识，即同盟意愿，二是美国国内的政策共识，即美国意愿。两种意愿在安全、经济和外交等目标上形成了一致。由此可见，不存在一个脱离政治前提的货币体系，如果没有一致的政治共同体意识，就不可能形成国际经济体系和货币体系。

　到了 20 世纪 60 年代中后期，布雷顿森林体系就趋于瓦解了。其原因是主要国家不同的政策选择以及同盟内部经济的竞争、观念的竞争、外交政策的竞争破坏了原来的政治共识。首先是戴高乐领导的法国。

　面对通货膨胀这一怪物在法国的重现，戴高乐认为这是战后美元的特权造成的，是美国为了称霸的需要“滥发美元”的结果。接下来是德国和日本经济上的崛起。正如罗伯特?所罗门指出的，欧洲实力恢复了，也就渴望在国际货币的安排中获得更大的均势。对美元地位的信任降低了，与此同时，美国国内在战后形成的政治共识也开始碎裂。布雷顿森林体系随之瓦解。

　从简略的历史回顾中不难看出，国际货币政策是国际权力结构的反映，如果无法在国际政治方面形成共识，就很难形成稳定的国际经济金融政策的协调一致。这一结论对于理解华盛顿金融峰会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视角，尤其是在有舆论将此次会议称作第二次布雷顿森林会议的情况下，重提这一历史经验是很有意义的。

　不是第二次布雷顿森林会议

　那么，这次会议是否能够像 1944 年的会议那样形成从根本上重建金融体系的方案呢?笔者的判断是不大可能。

　权力多极化的趋势正在进一步发展，美国权力继续削弱，这一现实使形成政治上的共识比较困难。也

　就是说，一方面，多极化趋势使美国的政治地位受到削弱，另一方面，美国仍然是最为强大的力量，这一新现实使很多国家在面对美元时陷于进退两难的窘境：政治上反对美国，但货币上又不能不选择美元，因为目前缺少美元的替代物。即使像伊朗、委内瑞拉这样明确宣布打算拒绝美元的国家，实际上可选择余地有限，这些国家不会选择比如卢布作为储备货币，可能会选择部分欧元，但也不会大量使用。原因正如金融学家金德尔伯格所说，虽然美国或许已经丧失了生产能力以及解决赤字、不断恶化的收入分配等问题的能力，但仍然选择美元的部分原因是美国“没有受到革命或侵袭的威胁”。美元仍然是相对安全的选择。危机爆发以来，美元反而变得坚挺起来，这说明，美元的需求在增大。笔者相信，在华盛顿会议上，大国之间在美元问题上，除了支持，没有更好的选择。

　确实，与 1944 年不同，目前对美元的支持已经是有条件的了。前面已经作过分析，如果缺乏强有力政治共识，就无法形成布雷顿森林体系，当今的形势正是如此。危机时刻，有学者建议恢复金本位或固定汇率制作为对美元的替代。这是非常不现实的。哈佛大学教授、历史学家弗格森在评论国际货币体系时说，金本位虽然有着相当好的历史记录，但是，这却需要

　一个条件，那就是金融霸权，而目前“由于各国要达到的目标不同，若要形成一种可与金本位相媲美的国际约束机

　制还为时尚早”。他提出了一个“三难窘境”作为论证的根据：“一个国家最多只能执行三种经济政策目标――固定汇率制，资本自由流动和独立的货币政策――中的两种。金本位成员国或任何后续体制一般都执行前两个，而不执行第三个。”也就是说，各个国家有自己的目标，为了这些目标而不愿意把货币政策拱手交给一个非本国机构。这也正是当前的特点，虽然危机影响全球，没有国家能够幸免，但各国有自己的目标，没有几个国家愿意放弃自主的货币政策，接受共同的纪律约束。

　英镑也曾经是储备货币，1931 年 9 月 27 日，凯恩斯在英国放弃金本位后写道：“事实上，金本位已经成为一种原始遗留物。所有人，从英格兰银行主管往下，如今都将精力集中于保持商业、价格水平和就业率的稳定上，而当不得不作出选择时，并不倾向于主动为那个过时的 317 先令 10(1/2)便士盎司(笔者注：当时英镑与黄金的比价)的规则牺牲这些指标，虽然它曾经有一定价值。该过时标准的鼓吹者没有注意到，当今时代精神和要求与那个时期已大为不同。”文中他将金本位称之为“黄金枷锁”。他还写道：“是不是我

　们找到的解决办法总是不够及时，总是来得太迟呢?我们是否可以邀请全世界 3/4 的地区，包括我们整个帝国的代表，请他们在英国同我们一道，设计一个能使商品价格保持稳定的新通货制度呢?”在英国霸权严重削弱的情况下，这个设想是无法实现的。

　但是 13 年后，也就是 1944 年这样的会议终于召开了，而这个时候已经经历了大萧条和历史上最为残酷的战争，英国已失去了全球霸权，会议的地点不是伦敦而是布雷顿森林了，他设想的新通货变成了美元。若干年后，当美国宣布放弃固定汇率政策的时候，美国大多数人的感受也如凯恩斯，觉得终于解脱了。他们认为终于摆脱了帝国的负担。实际上，希望重回金本位是不会得到认真考虑的。美国不会。欧洲不会，新兴国家也不会。在今天，没有谁能够承受如此之重的责任，没有谁真正愿意穿上一件紧身衣，用凯恩斯的话说，这不符合“当今时代精神和要求”!

　美中的危机应对

　解决当前危机的责任需要集体承担。国际金融体系需要反映当今时代的权力状况。这几乎已成共识。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 “美国衰落论”不绝于耳。

　国际关系学家认真地讨论过美国衰落后国际金融体系如何运行的问题，其中最著名的是“霸权后合作”理论。但事实上，美国不仅没有衰落，反而在 20 世纪90 年代和新世纪的前几年非常自信和繁荣。那么，是不是说“衰落论”者都错了?笔者认为，“衰落论”是正确的。权力从美国的流出，已经持续了 30 年，而且还将持续数十年。那么，是不是繁荣都是虚假的?也不是。美国仍然是世界上科技最为发达的国家，仍然保存着伟大的创新精神。既然如此，问题在哪里?

　笔者的观点是，当今时代发生的重要事变，与以往时代有着非常大的不同，领导国家需要采取新的领导方式。

　美国曾经有两次领导了世界，也就是一战和二战后世界的重建。但是两次领导是不同的，第一次是威尔逊总统执政时期，美国提出了构建世界秩序的原则，然后却躲了起来，结果是世界大乱，那时英国还是霸主。二战后，美国不仅提出原则，而且付诸实施，重建全面瓦解的世界，这次是成功的。

　第三次领导世界是冷战后，连续三任美国总统――老布什、克林顿和小布什――主要面对的是冷战后世界。大体上以 9?11 为界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乐观主义的，第一次海湾战争是标志，整个克

　林顿时期都是如此。从 9?11 开始，美国为悲观主义控制，在愤怒、恐惧、焦虑等情绪支配下，走向了进攻。它支配了小布什的两个任期。虽然“伊战”不是“越战”，但是就对国内的影响而言，则是类似的。对“伊战”的评价争议很大，这对其国内共识和联盟体系都构成了严峻的挑战。从大战略角度看，很难说取得了成功，因为更为深层的挑战被置于了次要的位置，结果导致更深陷于危机。这个时候的美国，因为冷战的胜利而忘乎所以，虽然也明白其权力体系经受着销蚀，但是，这些危险在决策者眼中只是天空中的云团，还远在千里之外，虽有预报，而萨达姆正在门口叫板。此时的美国，正如一位分析家说的，当你手里拿着把锤子，你看什么东西都像是钉子。结果自己却碰了钉子。

　目前，仅仅依靠美国的实力未必支撑得起一个新的金融体系。不过，现实是二战后建立起来的体系已经制度化了，这个体系在持续了半个多世纪的扩张中，已经相当理性化。这就为吸纳新的力量强大的成员准备了条件。面对新的力量格局，新的金融体系未必需要推倒重来。大国之间可以在基础制度层面上取得共识，即使这种共识是短暂的，也是可取的。由于美国在这一体系中处于一个特殊地位，因此，只要美国变

　革其行为方式或领导方式，是可以就基本制度问题达成共识的。这也正是对主张“变革”的新总统奥巴马的挑战。

　面对华尔街危机，中国的处境是微妙的。从目前的舆论形势看，十分类似苏联解体之后，有的人一则感到危机及身的忧虑，一则感到兴奋莫名，似乎我们迎来了一次当头的机会。有人激愤地写道：必须改变由美国主导的全球经济以及单一美元作为世界货币结算机制。亚欧国家之间的贸易结算应该考虑用欧元、英镑、人民币或日元等货币结算。如果亚欧国家果然采取这样的行动，国际金融体系注定要瓦解。但同时，“中国将以负责任的态度和实际行动，积极参与国际合作，共同维护全球经济金融稳定。”只是若果如其建议而行，是否还能保证国际经济金融的稳定，是个问题。

　当前的危机毫无疑问是伸张中国自身权力的机会。中国不是局外人，而是全球力量变动的推动者，是新的力量结构的重要成员。华尔街危机，显然会提升中国的地位。目前国际上希望中国参与救助的呼声不绝于耳。但是，面对危机，中国所应当坚持的原则，仍然是“不当头”。所谓“不当头”，不是不参与危机的处理，而是不像前面提到的那位教授说的那样，带头

　推翻目前的国际金融体系。那样做，不符合全球利益，不符合美国的利益，也不符合中国的利益。没有谁能够得到好处。无论从短期还是从长期来看，中国的利益都是融合进全球体系。

　中国目前所要做的，一方面是采取积极合作的态度参与危机处理，另一方面，则是与世界其他国家一道，在全球基础制度层面形成共识。我们需要清醒地认识到，人民币是否能够国际化，人民币是否能够成为国际储备货币，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而且即使回答是肯定的，也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在这漫长的时间中，危机将不会是一次性的。

在金融峰会上的发言

　在凤凰网（夏季）财经峰会上的发言

　 各位嘉宾、各位朋友：

　大家好！非常高兴今天能通过视频参与 2021 凤凰网（夏季）财经峰会，与各位国内外政、商、学界领袖交流。这次峰会的主题是「新局与敢为」，我希望藉此机会，与大家分享在全球大变局下，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将如何抓紧其中的机遇，积极参与祖国的新发展格局，为国家发展作出贡献，并同时为香港的经济带来源源不绝的动力。

　过去两年，香港虽然经历了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包括社会动乱和新冠疫情，但有赖中央对香港的大力支持，包括全国人大常委会去年制定《香港国安法》，在香港颁布实施，以及在今年通过经修订的《基本法》附件一及附件二，完善香港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恢复了香港的社会稳定和政治安全。这两项重大的举措和特区政府不断完善的制度体系，让「一国两制」的实施能回到正确的轨道，也为香港的进一步发展开了新局。

　 有了一个向好的局面，也需要有自身的优势。过去两年就充分说明了香港这个城市是经得起风浪的，而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这个金名片，丝毫没有受损。事实上，香港稳健成熟的监管制度及严谨的风险管理措施，令香港的金融系统在困难时期表现出非凡的韧力和稳定性。联系汇率制度一如既往运作良好，股票市场畅旺，港元市场于 2020 年录得资金净流入，反映投资者对香港资本市场的持续兴趣及信心。银行体系保持稳健，存款总额在 2020 年全年较对上一年上升 5.4%，主要银行的流动性及资本充足率都远高于国际的监管标准；金融服务业的其他环节好像保险市场都运作有序。

　香港虽然拥有金融系统的深厚根基，但不能自满。为了巩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本届政府自上任以来就主动出击，以政策、税务优惠和适当的财政投入，全方位促进金融业的发展。在证券业方面，我们支持香港交易所在 2018 年修订上市规则，迎来新经济公司上市集资，到目前为止，一共有 50 所属于同股不同权、未有盈利的生物科技及在香港作第二上市的公司在本港上市，它们现在的总市值已经超过 12 万亿港元。我们在过去两个立法年度，一共提出并获得立法会通过七个条

　例草案[

　包括 2019-20 立法年度通过的《有限合伙基金条例草案》、《2019 年税务(修订)(与保险有关的业务的利得税宽减)条例草案》、《2020 年保险业(修订)条例草案》、《2020 年保险业(修订)(第 2 号)条例草案》、《2019 年强制性公积金计划(修订)条例草案》；以及 2020-21 立法年度通过的《2021 年税务(修订)(附带权益的税务宽减)条例草案》、《2021 年证券及期货及公司法例(修订)条例草案》。]，推动证券业、保险业、资产管理和强积金制度的发展。在债券市场方面，现时我们在「政府债券计划」和「政府绿色债券计划」下持续发债，并会扩大两个计划的规模，满足投资者对于优质的政府债券不断上升的需求，同时推动债券市场的发展，以巩固香港作为亚洲领先债券市场的地位。我们也期望尽快落实「债券通」南向交易，以进一步促进两地债券市场的发展上述这些举措可以说明特区政府是有所作为的。

　今年三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十四五规划纲要》，当中确立了香港在国家整体发展中的重要功能定位，有关金融的定位包括支持香港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强化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的功能、国际资产管理中心及风险管理中心功能，以及深化并扩大内地与香

　港金融市场互联互通，高质量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去年五月出台的《关于金融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意见》，也进一步支持香港深度融入国家金融改革开放格局，为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以及世界级城市群提供有力的支持。特区政府会继续以「有所作为」的施政理念制定及落实相应的政策措施，善用香港与内地及国际的连通优势，积极抓紧大湾区发展和「一带一路」倡议带来的庞大发展机遇。

　具体而言，我认为香港在国家金融发展中可以发挥五方面的关键作用。第一，香港可以助力人民币国际化。在中央政府支持下，香港是全球最大的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在人民币结算、融资及资产管理方面均具领导的地位，并提供多元化的人民币产品与服务。我们会继续与业界和内地当局探讨扩大跨境人民币资金双向流通的渠道，并不断优化和拓宽两地金融市场互联互通机制，把握大湾区建设带来的机遇和先行先试的优势。

　第二，香港可以为内地企业提供可靠、多元化的融资服务。香港是世界各地企业的理想上市平台，我们的年度首次公开招股（IPO）集资总额在过去 12 年间，七度位列全球第一。现时在香港交易所上市的公司中，超

　过一半为内地的企业，它们占香港股市总值大约 80%。随着新兴及创新产业近年高速发展，好像我刚才说，香港交易所实施了新的上市制度，到目前为止已经有 50 所新兴及创新产业公司按着这个制度在香港上市，集资的总额超过 5,100 亿元。

　此外，为强化香港作为国际资产管理中心的功能，我们致力引进新的基金结构，包括开放式基金型公司及为私募基金设立的有限合伙基金制度，后者成立短短八个月以来，已经有超过 200 个基金注册。我们为在香港营运的私募基金分发的附带权益提供税务宽免，并建立制度吸引已经在外地成立的基金迁册到香港，以及资助未来三年在香港设立开放式基金型的公司。这些政策措施有助吸引世界各地的私募股权基金，以香港为腹地和桥梁。投资者通过香港的国际融资平台开展在大湾区的私募股权投资，有利于内地企业在传统的银行融资渠道以外，吸纳海外资金发展业务。

　第三，香港可以为内地在外的资金提供停泊和管理的服务，发挥资金安全港的角色。香港的资金自由流动和港元自由兑换受到《基本法》的保障，加上联系汇率制度有高达 4,900 亿美元，相当于货币基础接近两倍的

　外汇储备作后盾，可以有效维持香港货币的稳定。此外，香港拥有一流的资产管理基建、监管制度、生态圈和人才库。2019 年，香港的资产及财富管理业务资产超过 28 万亿港元，六成多的资金源自外地投资者，是亚洲最大的对冲基金和第二大的私募基金基地，这些数字说明了世界各地投资者对香港的信心。我们也正密锣紧鼓地跟进「跨境理财通」的准备工作，以加快落实这项业界期待已久的计划，为金融业界开拓更广阔的市场，也为大湾区居民提供更多理财产品的选择，同时强化香港作为资金进出内地重要桥梁的角色。

　第四，香港可以发挥风险管理中心的功能。为巩固香港作为国际风险管理中心的地位，特区政府已经在今年上半年实施了一系列的措施，包括为海事和专项保险等合资格保险业务提供利得税率的减半；建立新的规管架构并推出资助计划，利便在香港发行保险相连的证券（包括巨灾债券）；扩阔在香港成立的专属自保保险公司的可承保风险范围；以及优化监管保险集团的法律框架。我们也正在推动香港保险业尽快在大湾区内地城市设立售后服务中心，并争取早日对经港珠澳大桥进入广东的香港车辆的保险实施「等效先认」的政策，以促进保险市场的互联互通。

　 第五，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和推动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议题，是大家须要携手合作应对的挑战。中央政府在《十四五规划纲要》中提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并努力争取 2030 年前碳排放达峰、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我也于早前宣布，香港将致力争取于 2050 年前实现碳中和。我们将不遗余力，继续提供有助市场发展的基建和动力，以吸引更多机构善用香港的资本市场及金融和专业服务作绿色和可持续投融资及认证。我们于去年成立了绿色和可持续金融跨机构督导小组并发布了策略计划，将与金融业界和持分者携手合作推动计划，巩固香港金融生态系统，提升香港成为区内绿色和可持续金融枢纽，支持内地绿色企业和项目，推动国家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的发展，配合国家于 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目标。

　各位嘉宾、各位朋友，一直以来，香港在国家的改革开放进程中从不缺位，为国家发展提供资金、技术和人才。现在国家安全有了保障，选举制度得以完善，特区管治有望切实提升，特区政府将在中央大力支持下，敢于作为、勇于担当，以自身所长，服务国家所需，并为香港经济发展注入新动力。

　 最后，我祝愿这次财经峰会圆满成功，凤凰卫视、凤凰网越办越好，在座各位身体健康、事业宏达！谢谢大家。

在金融峰会上的发言

　在战略性互联互通示范项目金融峰会上的致辞发言 尊敬的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

　大家下午好！今年恰逢中国-东盟建立关于话关系 30 周年，很高兴在线上参加 20xx 中新金融峰会。在此，我代表中国银保监会，关于峰会的成功举办表示热烈祝贺！

　中国和东盟一衣带水，友好关系源远流长。20xx 年，习近平主席提出愿同东盟国家共建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携手建设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通体。8 年来，双方视彼此发展为重要机遇，坚持融合联动发展，加强互联互通，倡导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不断做大共通利益，中国-东盟关系成为亚太区域合作中最为成功和最具活力的典范。新加坡是世界金融、贸易、服务、航运中心，在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中起到重要枢纽作用。中新深化合作促进双方人员互通、物流畅通、资金融通、信息联通，在中国与东盟之间架起了一座合作之桥。

　银保监会认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导致银行保险机构为中新互联互通项目提供优质金融服务，取得积极成效。一是金融创新不断增强。中国西部地区开展了跨境发债、国际商业贷款、不动产投资信托和铁路提单信用证等多种金融业务创新。二是辐射范围不断扩大。依托互联互通项

　目的渠道和成本优势，银行保险机构在立足服务重庆的同时，将服务半径延伸至四川、陕西、青海、贵州等多地企业。三是协同能力不断优化。联动境内外金融机构，为各类企业及其境内外股东等，提供开户、开证、结算、评级、咨询、融资等一体化服务。星展银行、中国银行等机构，在新加坡发行"跨境 REITS+银团贷款"产品，被新交所评判为亚洲地区经典案例。

　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加，机遇与挑战并且存。过去两年里，面关于新冠疫情肆虐、全球经济衰退等诸多不利因素，中国和东盟守望相助，共克时艰，为亚洲乃至全球经济复苏，作出了重要贡献。中国和东盟人口规模约占世界 1/4，经济总量约占世界 1/5。中国和东盟互相分享抗疫经验，宏观经济保持稳定并且率先恢复，有力提振了全球有效需求。经过多年深化合作，中国-东盟已实现供应链、产业链深度融合，双方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在全球供应链遭受严重冲击的情势下，中国-东盟展现出强劲韧性，区域循环保持畅通。前三季度，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班列发送标箱数量同比增长超过 200%。大批生活必需品、生产设备关键零部件得到保证，确保产业链和供应链稳定顺畅。

　女士们，先生们！

　昨天上午，习近平主席在出席并且主持中国-东盟建立

　关于话关系 30 周年龄念峰会时指出，中国愿同东盟把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落到实处，朝着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通体迈出新的步子，共建和平家园、安宁家园、繁荣家园、美丽家园、友好家园。这为我们进一步推动中新战略性互联互通示范项目发展指明了方向。银保监会将坚决贯彻习近平主席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不断加强中国与东盟金融合作，携手开辟互利共赢的新局面。

　一是推进高质量发展实现新突破。

　加强中新在绿色金融领域合作，支持绿色债券、绿色贷款、绿色资产跨境转让等业务落地，更好发挥绿色金融在改善区域生态环境、引领可持续发展方面的重要作用。坚持守正创新，鼓励双方金融机构在移动支付、网络信贷、智能投顾等领域，规矩开展合作，完备数据治理，提升服务效率，拓宽服务范围。

　二是助力贸易便利化取得新进展。

　经过发展供应链金融、出口信用保险，促进产业链供应链安全顺畅运转，推动国际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我们正在探索研究铁路单证金融服务有关政策措施，支持陆路跨境贸易发展。

　三是促进金融双向开放得到新发展。

　积极推动 RCEP 协议在金融领域落地实施，深化"一带一

　路"金融合作，强化境内境外联动。我们欢迎在养老金管理、消费金融、财富管理、健康保险等方面具有专长的外资机构进入中国。支持中资金融机构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则，积极稳妥"走出去"。

　四是推动区域金融安全获得新成效。

　我们将积极参与国际金融规则制定，推动国内外监管规则和标准互认。经过签署谅解备忘录、开展监管关于话等形式加强与东盟国家金融监管当局合作，强化在跨境资金流动、反洗钱、反恐怖融资、反金融诈骗、环境社会风险等领域的监管协同，共通构筑金融安全屏障。

　当前，成渝地区正在共建西部金融中心，银保监会将继续大举支持重庆金融业创新发展，大举支持重庆依托中新互联互通，加快建设内陆开放高地，形成西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

　谢谢大家！

在金融峰会上的发言

　 在 在 2021 中国 IGA 峰会上的发言 疫情常态化，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加上社区拼团，超市行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和挑战。最近走访了一些会员企业，大家都在积极地创新，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比如永辉的仓储店、沃尔玛 7 万平方米的旗舰店、麦德龙的 plus店。特别是三四线市场的区域型龙头，信誉楼、湖北省的中百、黄商、雅斯、北山，逆势增长。这些区域型企业有一些共性特点：一是定位中高收入人群，回避价格竞争。二是产品特别丰富（与全国性超市的操作正好相反），特别是餐桌替代品的加工，投入大，效果好。三是门店放权，一线员工参与度高。

　区域超市经营状况普遍好于跨区域超市，成了不争的事实。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由现阶段中国的商品分销体系决定的，多层级、分区域的产品分销模式并不支持规模采购，规模经济的假设不成立。当然，加之没有决心和能力摆脱通道费模式，与区域企业比，大零售企业并没有明显的价格优势。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是在管理和运营方面，跨区域经营的门店，管理和激励层层衰减。而区域零售商的很多创始人能深入一线，亲力亲为，对市场保持高度敏感性，同时倡导更接地气的利益分享文化和激励机制，卖场的服务和人气往往比跨区域企业好得多。

　从发展的角度看，区域型超市的优势在未来一段时间还

　会保持，只要控制好发展节奏，保持高质量开店，保持团队活力。当然，潜在的压力也会逐步显现，特别是人工成本，需要在质量和效率之间不断保持好平衡。

　跨区域发展的零售企业，供应链的规模优势和运营的效率优势也会逐步形成，前提是摒弃通道费模式，加快建立适应新消费趋势的商品采购和运营模式，以及更科学更健康的组织架构和激励机制。目前我们看到的，例如永辉、盒马等建立的生鲜供应链基地，沃尔玛、麦德龙的海外采购资源等，都是全国性连锁超市角逐市场的主要抓手。

　无论是深耕三四线市场的区域龙头，还是跨区域发展的头部企业，面对的消费市场变化特点都是一致的，主要体现为人口老龄化、家庭小型化、购物线上化。超市也正在从 1.0版进入 2.0 版：集中体现为三个替代：价格竞争被性价比替代，初级产品被餐桌替代品（3R 产品）替代，纯线下被全渠道替代。

　IGA 进入中国 16 年，经历了快速增长期，也经历了发展的调整期，一直坚守初心，努力地服务着成员企业，在推动超市精细化管理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在此，我们也祝愿中国 IGA 这个大家庭凝聚更多成员，发挥更大作用，实现更大发展。

　最后送给大家苏东坡的一首词，和大家共勉。这是他被贬黄州，人生处于低谷时抒发正能量的一首词：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谢谢大家！

在金融峰会上的发言

　王毅部长在《世界环境公约》主题峰会上的发言 （2017 年 9 月 28 日）

　尊敬的法国总统马克龙先生， 尊敬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先生， 女士们，先生们：

　 很高兴出席《世界环境公约》主题峰会。法国是国际环境治理领域的重要力量。2015 年法方与国际社会共同努力达成气候变化《巴黎协定》，发展了全球气候和环境治理制度体系。中方支持国际社会加强对话合作，通过多边平台应对包括环境保护在内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对于法方制订《世界环境公约》的倡议，中方表示欢迎和赞赏。

　 中国高度重视可持续发展。我们秉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已经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国家发展战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年初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演讲时进一步强调，生态建设将成为国际社会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方面。我们愿积极参与全球环境治理进程，坚定支持和落实《巴黎协定》，推动形成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国际环境治理多边体系。

　 中方认为，在推进国际环境治理合作，包括讨论制订《世界环境公约》进程中，应统筹考虑各方利益，做到“四个坚持”：

　 一是要坚持在可持续发展框架内讨论环境问题，以利实

　现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协调统一。

　 二是要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帮助发展中国家稳步提高环境治理水平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三是要坚持环境资源国家主权原则。这是国际环境领域合作的前提，是《联合国宪章》和一般国际法原则赋予国家的权利。

　 四是要坚持发展中国家的充分参与。发展中国家在面临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重任的同时，有加强环境保护和治理的现实需求，应当成为国际环境治理不可或缺的重要参与方。

　 我们应携起手来，切实加强国际环境合作，为子孙后代营造一个更美丽的人类家园，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铺就一条低碳、绿色、可持续发展之路！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