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政法队伍教育整顿个人对照检查自查自纠报告材料2篇（通用版本）

　政法队伍教育整顿个人对照检查自查自纠报告1

　根据《XX市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工作方案》的精神和要求,本人把习近平法治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政法工作重要论述和对政法工作的重要讲话、指示批示精神列为重点学习内容，通过政治教育、党史教育、警示教育、英模教育，进一步增强了政治自觉，筑牢了忠诚根基，为自查自纠奠定了坚实的思想理论基础。结合个人思想和工作实际，在政治思想、履职尽责、公正执法、廉政自律方面深刻自查自纠，深刻剖析自身存在的问题，深刻查找差距和不足，明确整改措施和努力方向。对照“四查四纠”，现作如下个人自查自纠报告。

　一、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政治思想方面。一是政治意识弱化。注重具体业务工作，对党和国家政策、政治大局关注不够;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不强，有时对一些不当言论，不敢当面反对，抱有“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思想；“四个意识”、“四个自信”、“两个维护”在工作实践中没有得到很好的体现，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有待提高。二是理论学习虚化。对政治理论的学习重视程度不够,有要求就学，无要求就不学，学习的自觉性、主动性不强。对一些法治理论学习只停留在表面理解层次，存在“实用主义”现象，学用脱节，学用结合、运用理论指导实践的能力不足。三是理想信念软化。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法治思想没有学深悟透，领悟其精髓，没有把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自始至终贯彻到政法工作中，党性修养还需加强，原则性还需提高，是非观念还需增强，坚守法治的职业信仰还需坚定。四是宗旨意识淡化。执法为民、司法为民的宗旨意识还不够牢固，守纪律、讲规矩还没有形成高度自觉。对群众感情不深，作风不够扎实，考虑自己的东西过多，从党的事业、人民的利益出发来想事干事做的不够。“执法者”的角色较重，“服务者”的角色较轻，特权思想时有发生，工作效率低、服务质量差等问题仍不同程度地存在。

　（二）履职尽责方面。一是工作主动性不强。遇到难点工作，有被动应付、疲沓拖拉的现象，有时干脆把矛盾上交或转办，有当甩手掌柜的思想存在，不能主动积极的寻求工作的突破点。二是敬业精神缺乏。职业认同感有所降低，不能正确看待当前政法工作面临的实际困难，对职业的热情和兴趣度下降。干事激情不高，用心程度不够，不敢担当作为，遇到问题绕道走，不敢动真碰硬，回避群众关心的热点、焦点、难点，工作效率质量不高。三是责任心不强。对急难险重工作有抱怨情绪、推诿行为，叫苦叫累。有时，执法随意性大，执法方式简单，不听当事人的陈述、申辩。在执法履行职责上，存在重实体、轻程序、重打击、轻保护的现象。这些问题影响到执法质量，造成执法不规范，执法工作不透明。

　（三）

　公正执法方面。

　一是法律素质有待提高。对法律知识的学习重视不够,更新意识不强，办案还停留在以前的老方法上，与新规定、新程序不相适应，程序意识和证据意识没有很正确的体现在办案中。二是执法程序有待规范。对执法程序认识到位，但抓实不够。执法办案工作仍停留在以往的粗放型管理上，没在“实”“细”上下功夫。在执法中，有时没有严格按照法定程序，对法律赋予当事人、行政处罚相对人以及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重视不够，保障不力。三是执法公正有待加强。执法办案时，不能始终做到客观公正、罚过相当，有的加重处罚，有的处理畸轻，处罚不一致，“自由裁量权”标准把握不统一。关系案、人情案偶有发生。这些问题都与严格、公正、文明执法的要求存在很大差距。

　（四）

　廉政自律方面。一是执行制度不严。在执行“八项规定”和省市配套规定上，态度不坚定，认识有差距，执行有疏漏。在具体执行中，存在侥幸心里，有“大事不犯,小事不算”的心态，对自己要求不严，执行标准不高，没有从思想深处触及灵魂。二是纪律作风有所松懈。存在内部打招呼、靠说情、托关系办“人情案”、“关系案”，存在“面子观”、“朋友观”，影响了公正公平执法。办案中有拖沓、拖延情况，执行中有消极、延缓等问题。三是“四风”问题没有肃清。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倾向在思想中还有一席之地,没有树立正确的权力观，享乐主义、个人主义思想还有存在的空间。意志不够坚定，有接受吃请、娱乐的现象。虽然没有贪污受贿、以权谋私，执法犯法、徇私枉法等违法乱纪行为，但一些廉政“小问题”还隐藏在自己的思想和工作当中,认识不深，警醒不够，自律意识不强。

　二、产生问题的原因

　（一）政治站位不高，理想信念不牢。忽视了政治理论的学习，没有把习近平的法治思想学深悟透，融入到政法工作当中。对“四个意识”、“四个自信”、“两个维护”的理解和落实不到位，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的提升还需加强。重业务、轻理论思想较严重，没有真正把加强党性修养、严肃党内政治生活作为必修课。对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坚定理想信念，坚守精神追求的认识不够深入。

　（二）宗旨意识淡薄，党性修养不够。在执法工作中,“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理念树得不牢，还没有真正把群众放在最高位置，对群众服务不到位。习惯于以执法者和权力者的姿态，用行政手段来指导群众，没有真心实意拜群众为师、向群众请教，不善于依靠群众来齐心协力抓法治、维稳定、保安全，缺乏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党性修养没有完全立起来，不注重慎独、慎微，在公心与私心的关系上存在私心杂念，在党性与个性关系上存在个人主义，与讲党性重修养的要求还有一定差距。

　（三）担当精神不强，作风纪律不严。面对比较复杂的矛盾和问题时，往往会有畏难情绪、退缩心理，认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往往参照老经验、老办法、老惯例，缺乏开拓创新、迎难而上的勇气。面对不良风气，有不愿惹事上身的想法，头脑中还缺少敢于负责、为党委分忧的担当意识。作风建设标准要求不高，没有把抓作风建设摆在重要位置，执行制度和规定不严，导致在依法行政、公正执法、廉洁自律方面出现偏差，甚至将有些制度当作摆设，尤其是在落实“八项规定”、反对“四风”等方面，离上级的要求还有差距。

　三、整改措施

　（一）强化政治意识，提升政治素质。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十九届五中全会、中央政法工作会议精神，认真学习、深刻领会习近平法治思想和关于政法工作的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树牢“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党史学习教育与社会主义荣辱观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紧密结合，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从思想上解决好“为谁执法，为谁服务”的问题,增强事业心和工作责任感。自觉抵御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等各种腐朽思想的侵蚀，不断提高严格、公正、文明执法的自觉性，做到爱岗敬业、无私奉献、遵纪守法、廉洁自律，做一名忠诚、干净、担当的政法卫士。

　（二）

　强化宗旨意识，提升履职能力。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意识筑牢，真正做到求真务实、真抓实干、干净做人、清白为官。坚持换位思考，切实铲除特权思想，从感情上贴近群众，在工作上想着群众，在服务上为了群众。坚持政治建警，树立“立警为公、执法为民”的执法理念,认真学习法律知识与本职业务，开展岗位练兵，练好“内功”,自强素质，提高执法能力、服务大局能力、实际工作能力，自觉有效地规范执法行为。严格按照政法机关的有关执法工作要求，严格执法程序，严格执法手续，确保执法质量的提高，多办“铁案”，多办“精品案”。

　（三）

　强化纪律意识，提升执法素养。要以这次政法队伍教育整顿为契机，加强纪律作风建设。聚焦群众反映的突出问题，结合工作实际，逐一进行查摆，建立问题台账，制定整改措施，立行立改，全面整改到位。从警示教育中，举一反三，吸取教训，敬畏法纪威严。牢牢把握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这一执法工作生命线，积极学法、规范执法、廉洁执法，养成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的良好习惯，形成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的高度自觉。熟练掌握执法依据、执法流程,进一步转变执法理念、改进执法方式，增强执法素养、提高执法水平，坚定不移地做社会公平正义的促进者、社会和谐稳定的维护者。

　县人民法院队伍教育整顿学习教育环节评估报告2

　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开展以来，***县法院迅速行动，主动作为，紧紧围绕目标任务，聚焦干警思想根源问题，深入开展政治教育、党史教育、警示教育和英模教育，为队伍教育整顿走深走实打牢了思想基础。按照队伍教育整顿学习教育环节“三看”标准，现将我院队伍教育整顿学习教育环节工作评估报告如下：

　一、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工作开展情况我院认真贯彻落实县委和上级法院关于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工作的部署要求，紧扣目标任务，坚持超前谋划部署，精心组织实施，从严从实督导，突出抓好规定动作和自选动作创新，促进教育整顿工作有序有效开展。

　（一）高度重视，超前谋划，确保高点开局。我院把队伍教育整顿工作作为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不等待、不观望,早谋划、早部署，为活动高起点开局、高标准开展、高质量推进，做好了充分地思想准备、组织准备和工作准备。2020年12月14日制定《***县人民法院队伍教育整顿工作方案》并于2021年3月28日进行了完善，2020年12月15日进行动员部署，2021年3月15日召开推进会，4月日召开领导小组调度会。第一时间谋划组建我院教育整顿领导小组、成立工作专班，组建成立了由党组书记任组长，副院长和部门负责人为成员的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工作领导小组，下设综合协调组、线索工作组、顽瘴痼疾整治组、舆论宣传组和后勤保障组等五个专项组，统筹负责、全面推进全。

　（二）深学细悟，把握重点，营造浓厚氛围。学习教育环节重点是聚焦解决思想根子问题，我院强化舆论宣传，在全社会营造良好思想舆论氛围；同时，坚持以学习教育为先导，突出政治教育、警示教育、英模教育，以政治教育铸“魂”,以警示教育明“纪”，以英模教育提“气”，引领全院干警拧紧理想信念的“总开关”，做到明理、增信、崇德、力行。一是细化实施方案。严格对标上级新部署新要求，反复修订完善了《***县人民法院队伍教育整顿实施方案》《***县人民法院“3+1+N”学习计划》《“我为群众办实事”实施方案》，形成推动教育整顿工作深入开展的强大体系。

　二是政治教育方面。2月180,组织全院干警学习了习近平法治思想；3月23日上午，***县法院部分干警在***县公安局三楼会议室参加全县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学习培训：县委书记张恒讲党课，纪委书记赵亚东作廉政教育报告；3月23日下午，***县法院部分干警在***县公安局三楼会议室参加政治轮训：中共赤峰市委党校张树峰讲授习近平法治思想；25日起，组织各支部干警学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习近平论坚持全面依法治国》、习近平关于政法工作的论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族工作重要论述；3月26日下午，王亚昕院长为全院干警讲“常怀敬畏之心，练就公正之身”主题党课;纪委监委派驻政法委纪检监察组组长赵锦芝作廉政教育报告。3月170,组织干警以视频会的形式参加赤峰市中院召开的全市法院筑牢民族共同体意识专题讲座;3月22日，组织全体干警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三是警示教育方面。1月20日下午，***县法院召开“初心不可违、使命不可负”警示教育大会，会上观看了***县纪委监委制作的警示教育片《初心使命不可违》；3月22日上午，院领导及各部门正副职参加赤峰市中院组织召开的《全市法院警示教育大会》；3月25日，***县法院召开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暨警示教育大会，全院干警参加；3月26日下午，***县法院召开警示教育大会；3月28日上午***县法院组织干警到县检察院廉政教育基地参观。四是英模教育方面。3月28日上午，组织全院干警观看电影《邹碧华》；3月30日上午，邀请“全国优秀法官”赤峰中院民二庭审判员邓宏涛在县公安局三楼会议室为全县政法干警作英模事迹报告。3月25日晚间起，***县法院开展了“政法队伍教育整顿暨党史学习教育?每日一学”活动，全院干警以支部为单位于下班后在院学习一小时，学习内容依照教育整顿和党史学习的规定书目为准，自选内容为辅，增强全院干警的理论思想和政治素养。

　二、

　全员参加保证达标率我院在编在岗干警109人，有3人因病不能参加学习，分别为单广福、马德纲、王玉俊；有3人借调到其他单位，均在其工作单位进行学习。全院干警知晓率达100%,参与率达100%,政治、党史、警示和英模教育参学率达100%o

　三、

　教育整顿成果转化情况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思想成果方面：一是充分认识党史学习和教育整顿的重要意义。不断从党的非凡历史中，汲取营养，持续引导全院干警全面领会开展政法队伍教育整顿的时代要求，不断增强使命感和紧迫感，主动克服精神懈怠的危险和学习不足的危险，自我加压，切实提升了深入学习党史、勇于自我革命的自觉性。

　二是工作学习两不误。引导全院干警主动把入党誓词摆进党史学习教育和队伍教育整顿中来，摆进习近平总书记对政法干警“对党忠诚、服务人民、执法公正、纪律严明”训词中来，把个人职责工作摆进法院审判各项工作中，切实提升了广大法院干警干事创业、顽强拼搏的积极性。三是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将党建工作作为“四项教育”工作的重要切入点，结合“主题党日活动”“三会一课”等党内组织生活等相互融合、相互促进，使思想得到不断升华。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成果方面：自教育整顿开展以来，我院围绕“服务+业务”工作思路，全院干警在思想上有了升华，作风上有了改进，服务上有了创新。

　一是开展以“预防电信网络诈骗”为主题的“千名干警送法下乡”活动，48名干警对接帮扶15个乡镇村对群众讲解什么是电信诈骗、电信诈骗的常用手段有哪些、怎样防范电信诈骗等相关知识，共发放宣传手册和宣传彩页5000余份，接待群众咨询百余人次，深受广大农民群众及当地党委欢迎与好评，收到了较好的社会效果。

　二是审判质效有提升，教育整顿开始后与去年同期结案率对比增加8%;化解信访积案1件，签订息诉罢访协议书3件。立案实行一次性办结制度，不能一次性办结的，一次性告知所缺材料，2次必须办结；另外对涉及企业的案件开通立案绿色通道，对案件争议不大等类型案件开启速裁程序,审判时限控制在21天左右。三是优化法治营商环境，走进***鑫马铸业有限公司和宁玖红火龙果专业合作社，针对企业在经营过程中遇到的劳动纠纷、合同纠纷等问题进行了分析，为企业代表介绍了民法典中涉及企业的部分相关条款和法律知识，帮助企业防范经营中的法律风险。以上为我院自评报告，不妥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千金要方》作者孙思邈，京兆华原（今陕西耀县）人。《旧唐书·孙思邈传》记载孙氏七岁就学，日诵千言，时有“圣童”之称。长而博学多闻，善谈老庄，兼好释典，通晓百家之说，尤精医药之学。为人超凡脱俗，先后婉拒隋文帝、唐太宗、唐高宗三朝征召，终身不仕，隐于山林，亲自采制药物为人治病，后世尊其为“医圣”“药王”。

　《千金要方》作者孙思邈，京兆华原（今陕西耀县）人。《旧唐书·孙思邈传》记载孙氏七岁就学，日诵千言，时有“圣童”之称。长而博学多闻，善谈老庄，兼好释典，通晓百家之说，尤精医药之学。为人超凡脱俗，先后婉拒隋文帝、唐太宗、唐高宗三朝征召，终身不仕，隐于山林，亲自采制药物为人治病，后世尊其为“医圣”“药王”。

　《千金要方》共计53万字，分233门，合方论达5300余条，包括医论、医方以及用药、针灸等经验，兼及服饵、食疗、导引、按摩等养生方法。内容主要是：序例（大医习业、大医精诚、治病略例、诊候、处方、用药、合和、服饵、药藏）、妇人诸病方、少小婴孺诸病方、七窍诸病方、风毒脚气病方、诸风病方、伤寒诸病方、五脏六腑诸病方、内科诸病方、外科诸病方、食治、养生、平脉、针灸等。

　《千金要方》的成就是多方面的，在中药学、方剂学以及中医诊断学、伤寒、温病、内科杂病、外科学、妇产科学、儿科学等各领域均有建树。其中最值得推崇的是，该书以“务在简易”为编撰宗旨，打破传统方法，以脏腑病证统方，将杂病之方以“五脏六腑”为纲进行分类，即在某脏某腑之下，先分虚实，次别寒热，继列与本脏腑相关的病证。这种以脏腑寒热虚实为中心的杂病分类辨治法，是对《黄帝内经》脏腑学说的发展，已接近现代临床医学的分类方法，不仅查阅方便，而且有助于对疾病的系统认识。此外，该书将《妇人方》《少小婴孺方》置于全书之首，其用意及编次均具创新之意，开创男女平等风气之先河。

　《千金要方》在深化疾病个性研究方面成就突出，在论症上明确按内、外、妇、儿、针灸、急救等学科分科列病，每一学科均涉及许多独立的疾病和病名，分析了病源、症候及其诊断指征和治疗方法。例如在寄生虫病方面，提出了蛔虫、蛲虫、寸白虫（绦虫）、射工（血吸虫）等，病源十分具体，针对病因展开治疗。这种针对疾病个性分门别类的研究，将每种疾病从其病原学角度进行深入的考察，突破了前人“六淫为病”的笼统说法，为区分疾病、探求病因，寻找特异性治疗方法开辟了道路。

　《千金要方》对唐以前及唐初药学成就、民间药物进行了全面的整理和研究，对中药材的栽培、采取、贮存、保管、炮制加工及汤、酒、丸、膏等十余种剂型的制作方法，都有详尽的阐述。值得一提的是，孙思邈强调医生必须识药，亲自参与药物的采集和炮制，反映出对病人高度负责的态度，其用药思想对当今临床治疗具有颇多可资借鉴之处。《千金要方》中还大量记载了孙氏本人长期临证用药的经历和体会，反映出不拘泥于古方大胆创新的理念。其中，他结合炼丹术的技艺与剂型、以砒霜治疗疟疾的临床实践，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化学成果和治疟方法，早于国外1000多年。

　《千金要方》所收方剂约4500余首，除来自于前人或当代医家著作外，还包括孙思邈本人的临床用方、民间的单方验方，各少数民族以及国外的医方，涉及伤寒、内科杂病、妇科、儿科、五官、外科、皮肤病、美容乌发、养生食疗等，内容极为广泛。其中的食治、养性、补益等方面的论述与方治，体现出孙思邈在养生对抗衰老方面的理论和方法，初步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的学说，具有开创之功。在食疗学方面，孙氏对食物的分类与论述、“食疗不愈，然后命药”的治疗原则、饮食宜忌学说为后世中医食疗养生学奠定了基础。在养生学方面，《千金要方》上承《黄帝内经》及秦汉魏晋六朝的养生思想，下启唐后养生理论，在医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其方法简便易行，其方治切合中老年人的生理、病理特点，至今仍具有指导作用。在其晚年编著的《千金翼方》中，孙氏明确提出“养老大例”“养老食疗”，创造了我国初具规模的老年医学体系，较英国哲学家和自然科学家罗杰·培根于公元13世纪写的《老年人的治疗与青年人的保护》一书早600余年。

　《千金要方》是针灸医学发展史上的里程碑，有许多新的发明和创造。主要体现在：一是创绘彩色《明堂三人图》，将经络腧穴集中绘于三人形之上，使之准确直观，一目了然。二是进一步阐释了经穴理论，补充发展了经络腧穴学说。三是发明了手指比量取穴法，至今仍然广泛运用。四是首次提出“阿是穴”，以患者痛处为穴，直接进行按摩针灸，较腧穴更有显著效果，扩大了针灸穴位范围。此外，该书在扩充经外奇穴、选编针灸验方以及提倡保健灸、注重热症灸等方面多有创建，为针灸临床治疗与保健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千金要方》在医学教育方面，树立了以“精”“诚”为核心的准则。所谓“精”就是医技深湛，“精”在对天地人、人的生命、人的肉体组织和各种精神活动的整体辨证认识、准确把握和积极维护。所谓“诚”就是医德高尚，诚在“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诚在“安神定志，无欲无求”；诚在“对患者皆如至亲，普同一等”“用生命以济危急，一心赴救”。“大医精诚”的医德学说，将儒家“医为仁术”的精神具体化，是孙思邈学说的主题和核心，其所倡导并身体力行的医德学说，对中医学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其所奠定的医学道德体系，被西方学者称为世界医德法典的渊源。

　《难经》原名《黄帝八十一难经》，又称《八十一难》。全书共81个问题，采用问答方式。每一个问题采用的方式都是用“曰”字开头提出问题，然后用“然”字开头进行回答。但并没有说是谁问谁答。从《黄帝八十一难经》这个书名可以推测是黄帝问（当然是托名黄帝），作者回答。作者是谁呢？历来有不同的看法，一般认为是扁鹊。

　扁鹊，原本是黄帝时代的一名神医，因春秋战国时期有一位叫秦越人的医生医术高超，而被大家称为扁鹊。司马迁曾在《史记》中为扁鹊秦越人立传。《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记载：秦越人，是渤海郡鄚（今河北沧州市任丘市）人。医疗经验丰富，长于脉诊。秦越人带着弟子不辞艰辛，周游列国，行程数千里，为了济世救人，随俗为变。他到邯郸时，得知当地人尊重妇女，就做了带下医（妇科医生）；到洛阳时，得知当地人敬爱老人，就做了专治老年人耳聋眼花四肢痹痛的医生；到了咸阳，得知当地人喜爱孩子，就做了治小孩疾病的儿科医生。他随着各地的习俗来变化自己的医治范围，是一位医技高超的“全科医生”。他在虢国曾经用针刺使虢国太子起死回生，在齐国曾准确判断齐桓侯疾病所在部位。他不仅精于内、外、妇、儿、五官等科，而且擅于运用砭刺、针灸、按摩、汤液、热熨等各种方法。他的名声越来越大，被天下人称为神医“扁鹊”。也正因如此，所以遭到秦国的太医令李醯的嫉恨，最后李醯派人刺杀了扁鹊。

　扁鹊在医学上最重要的贡献是脉诊。《史记》称赞他是最早应用脉诊来判断疾病的医生，“至今天下言脉者，由扁鹊也”。《淮南子·泰族训》也说：“所以贵扁鹊者，非贵其随病而调药，贵其擪息脉血，知病之所从生也”。其实扁鹊对望闻问切四诊都是很精通的，他可以通过望色判断病证变化，尤其在脉诊方面更是神奇，他发明了三部九候脉诊法，对其中的寸口脉诊多有体会，这些在《难经》里可见一斑。

　那么《难经》究竟是不是扁鹊创作的呢？根据《汉书·艺文志》的记载，有关扁鹊的著作有《扁鹊内经》《扁鹊外经》，但没有提到《难经》。《扁鹊内经》《扁鹊外经》也已经佚失。可喜的是2012年从四川成都老官山汉墓出土了920支医学竹简，后被整理成九部医书，其中部分医书，专家认为就是扁鹊学派失传的医书。竹简中出现的“敝昔”两字就是“扁鹊”。

　《八十一难》的书名最早见于东汉张仲景《伤寒杂病论·序》，《难经》的书目最早著录于《隋书·经籍志》，而第一次明确提出《难经》是秦越人所作的人是唐代的杨玄操。从内容上看，张仲景在撰写《伤寒杂病论》时曾引用了《八十一难》文字，这些文字与今本《难经》互有出入。晋代王叔和《脉经》收录了一些《难经》原文，但这些原文均不见于今本《难经》，估计另有传本。三国时吴太医令吕广曾注《难经》，这是已知的《难经》的最早注本。唐代杨玄操就是在吕广注本的基础上重新编次的。北宋翰林院医官王惟一又在此基础上进行校勘。后人整理成《难经集注》，成为通行本。

　虽然我们现在还无法肯定或否定《难经》就是扁鹊作的，但从《难经》诊脉、经络等内容看，与扁鹊是有关系的，至少可以看成是扁鹊学派的著作。

　《难经》对中医学的贡献

　《难经》采用问答方式探讨了中医学的81个问题，内容涉及脉诊、经络等各个方面。这些问题实际上都是从《黄帝内经》（包括《素问》《灵枢》）里面提炼出来的，是对《黄帝内经》一些重要理论的发展，有很多观点是首创，所以被认为是《黄帝内经》的“羽翼”，和《黄帝内经》等并列入中医四大经典著作。《难经》全书81难可以分为六个部分：其中第1难至第22难讨论脉诊，第23难至第29难讨论经络，第30难至第47难讨论脏腑，第48难至第61难讨论疾病，第62难至第68难讨论腧穴，第69难至第81难讨论针法。《难经》首创了很多理论和方法，为中医学的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

　第一，在脉诊方面，首创“独取寸口”的切脉方法。“寸口”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老中医在手上桡动脉把脉的地方。这就把原本需要全身“三部九候”的脉诊法大大简化了。原来的“三部”就是上（头部）、中（手部）、下（足部），每部又各分天、地、人三候，共九候。而《难经》提出只需取中部手上的寸口就可以诊断疾病。把全身的“三部九候”简化为“寸口”的“三部九候”。即把医生三根指头按压的部位分为寸、关、尺三部，每一部位又根据按压的深浅分为浮、中、沉三候，共九候。两只手的寸、关、尺分别对应心、肝、肾和肺、脾、命。这是一种了不起的全息诊断方法，几千年以来一直被中医所使用。

　第二，在藏象学说方面，创立“右肾命门”的学说，突出肾—命门的重要性。在《黄帝内经》中“命门”指眼睛，可《难经》却第一次提出右肾为命门。《难经·三十六难》说：“肾两者，非皆肾也。其左者为肾，右者为命门。命门者，诸神精之所舍，原气之所系也。”这一观点为后世医家广泛运用，成为中医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难经》建立了以“肾（命门）—元气—三焦”为轴心的整体生命观，在中医学术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第三，在经络学说方面，第一次提出“奇经八脉”的概念，完善了奇经八脉（任脉、督脉、冲脉、带脉、阳维脉、阴维脉、阳跷脉、阴跷脉）的循行理论，对奇经八脉的生理功能、病理证候等作了系统阐述。此外还对《黄帝内经》的十二正经理论作了补充和整理，使十二正经理论更加简明扼要、条理清晰。这样正经十二脉和奇经八脉构成了经络学说的主体。《难经》首次提出“八会穴”的名称，对八会穴的临床主治作了论述，还完善了十二原穴、五输穴、俞募穴等特定穴位的理论及临床运用。

　　人生的价值究竟是什么?用什么来衡量人生价值?这是一个曾被无数人问过且继续为无数人追问的话题，也是一个见仁见智、众说纷纭的问题。“生命”不只是生理意义上的肉体生命，更是一种精神生命。或者说，生命就是创造，是携带母体留下的信息与外部世界进行最大限度的重新组合，创造一个新的生命。探索生命的意义，对有着深厚文化底蕴的中国人来说，应当把“三不朽”作为衡量人生价值的一把尺子。

　　人生的价值究竟是什么?用什么来衡量人生价值?这是一个曾被无数人问过且继续为无数人追问的话题，也是一个见仁见智、众说纷纭的问题。“生命”不只是生理意义上的肉体生命，更是一种精神生命。或者说，生命就是创造，是携带母体留下的信息与外部世界进行最大限度的重新组合，创造一个新的生命。探索生命的意义，对有着深厚文化底蕴的中国人来说，应当把“三不朽”作为衡量人生价值的一把尺子。

　“三不朽”凝结着人生追求的恒久价值

　　何谓“三不朽”?此乃《左传·襄公二十四年》中所说的“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说白了，就是做人、做事、做学问。这大概是古人走出了蒙昧、野蛮时代后对人生价值的幡然醒悟，对自己生命、意义、命运的重新发现、思考、把握和追求，道出了人生追求的恒久价值，抵达了过去绝大多数人都很难抵达的有关人生价值的哲思层面。

　　人有了德，就会行为有范、行止有度，遵规守矩，组成一种明晰有度的生命节奏，一种可亲可依的立体结构，由此社会才会文明，世界才会温暖。诚然，道德来自于内，是无所不在的自制力量;法律来自于外，是国家意志。如果所有的人都靠外力监督才知道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如何体现人的主动性?由此，致力于立德的人，永远超凡脱俗、永远扬着思考的头颅、永远以慈祥的眼光注视着远方，感化众人，泽被后代。

　　建功立业，造福社会，是人生价值的重要体现，一直为人类所向往。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人总是处在一定社会关系和社会条件下的现实的人，这种社会关系和社会条件本质上是对人的一种规定、一种责任、一种使命，也就是要履行的一种担当。人类社会由蒙昧走向文明，离不开人类的伟大创造力，先贤的伟大历史功绩，功在当代，利在千秋，永远不可磨灭。建功立业者，受人尊重，他们的事业，也会通过多种形式，传之于后世，在人类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人类通过语言宣示着崇高的理想、弘扬着不朽的信念、阐发着深邃的哲理、描述着美妙的故事。如果一个人能说出有品位的话，能说出惊人之语，或者能够留下有内涵有质量有影响的文章和著作，或把思想、经验、方略用文字记载其要，传之于世，供人欣赏、借鉴，给人以启迪和鞭策，能对社会产生正面而积极的影响，就是做到了“立言”。

　“三不朽”的实质是人生的大格局

　　“三不朽”强调的是人生要有大格局，即要为社会民众谋利益，要以天下为己任。“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虽百工技艺，未有不本于志者。”任何人成就事业，首先在于人生格局，因为“志不确则无以立功”。

　　一个格局大的人，可能出身的环境很贫苦，但是却很有可能会做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源于他们身上优异的品质很多，其中“身在红尘不随俗，志存高远心系国”是最为显著的特点。比如，毛泽东年轻的时候与朋友约定“三不谈”，即不谈金钱、不谈男女问题、不谈家庭琐事，只乐于谈论大事—人的性质，人类社会的性质，中国的性质，世界、宇宙。所以，1919年他在《湘江评论》创刊词中才会发出“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的时代强音。

　　这是何等的人生格局啊!

　　一个格局小的人，往往自身就存在很多的恶习，可能人不穷，但是心却很穷，胸怀狭隘、目光短浅，功利味十足，遇人首先揣测对自己有多大利用价值，遇事条件反射般估摸出有多少利益可捞。有的地位、学历不可谓不高，但做人做事首鼠两端、俗不可耐，“官一升，脸就变”“杯杯先敬有钱人”等那些令人嗤之以鼻的现象，在这些人身上发生是十分自然的。由于没有天地情怀、没有哲学情怀、没有对生命的虔诚和关爱、没有人性深度的透视和剖析，也就难以有“三不朽”的境界和品位。

　“三不朽”精神的内涵总是与时俱进

　　“三不朽”价值目标赋予了中国人继时性价值目标的张力和追求，集中体现在中国历史上占主流地位的思想中，同时这一精神随着历史的发展而被不断赋予时代内涵。

　　几千年来，中国社会虽经历朝代更替，时代发展，但社会主流群体大多是“三不朽”精神的倡导者、宣扬者，更是其实践者，因为它是中华民族与时代同行不可或缺的精神支撑和精神动力。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主题，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当下的新时代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时代，是需要思想也能产生思想，渴求理论也能产生理论的时代。

　　新时代的立德，就是以明德为旨归，涵养高尚的品德和情操，坚持注重德行和党性修养，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做到“吾日三省吾身”“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时刻葆有共产党人的初心，凝聚正能量，以正确的价值观陶冶身心、尊崇德行、提升人格、榜样示范，为社会作出表率。

　　新时代的立功，就是以深厚的家国情怀、自觉的担当意识和精湛的能力水平，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途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业绩。“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建功立业必须时刻以人民的利益为出发点，做到“利民之事，丝发必行;厉民之事，毫末必去”，同时要具备担当奉献精神，肩负起“利民为本”的责任，“在其位、谋其职，负其责，尽其事”，以为民立功之根本，既实现功业成就之心，亦不负党的重托与人民的信任。

　　新时代的立言，就是以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价值坚守，为人民立言、为时代立言。要放宽视野，深刻解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程的时代内涵、历史逻辑与现实路径，展现其背后蕴含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优势，树立新时代的思维、把握新时代的脉搏、回应新时代的呼唤，勇立时代潮头，走进实践深处，密切联系群众，发出时代先声，为党和人民继续前进提供强大精神激励。

　追求“三不朽”的人生境界

　　社会是有机的组织，既需要科学家、发明家、政治家、革命家等社会精英人物的杰出贡献，也需要每一个人的贡献。因而，英雄伟人可以不朽，贩夫走卒也可不朽。社会赋予每个成员以一定的角色，肩负相应的历史使命，他们分别以自己的个体能量满足实现社会面貌的变革需要。正如马克思所说：“无论历史的结局如何，人民总是通过每一个人追求他自己的、自觉预期的目的来创造他们的历史，而这许多按不同方向活动的愿望及其对外部世界的各种各样作用的合力，就是历史。”

　　从所“立”的主体对象来看，立德、立功、立言是社会各阶层都参与其中而设立的理想人格追求，也是各层级各时代都认同的社会价值观。由于不同阶层的人的家庭条件、社会阅历、教育修养、社会文化等的差异，使得人们在追求“三不朽”的成效时有差别。成就道德典范、建立盖世功业、阐发精深言论，代表了一种精英信仰范式的“三不朽”，而一些社会上的普通人虽然他们日常生活没有轰轰烈烈的杰出的社会贡献，但是他们以自己的力量实现自身的价值，来满足社会不同层次的需要，可以视为普通范式的“三不朽”，但正因为它普通，才是最接地气、很有生命力的。

　《千金要方》作者孙思邈，京兆华原（今陕西耀县）人。《旧唐书·孙思邈传》记载孙氏七岁就学，日诵千言，时有“圣童”之称。长而博学多闻，善谈老庄，兼好释典，通晓百家之说，尤精医药之学。为人超凡脱俗，先后婉拒隋文帝、唐太宗、唐高宗三朝征召，终身不仕，隐于山林，亲自采制药物为人治病，后世尊其为“医圣”“药王”。

　《千金要方》共计53万字，分233门，合方论达5300余条，包括医论、医方以及用药、针灸等经验，兼及服饵、食疗、导引、按摩等养生方法。内容主要是：序例（大医习业、大医精诚、治病略例、诊候、处方、用药、合和、服饵、药藏）、妇人诸病方、少小婴孺诸病方、七窍诸病方、风毒脚气病方、诸风病方、伤寒诸病方、五脏六腑诸病方、内科诸病方、外科诸病方、食治、养生、平脉、针灸等。

　《千金要方》的成就是多方面的，在中药学、方剂学以及中医诊断学、伤寒、温病、内科杂病、外科学、妇产科学、儿科学等各领域均有建树。其中最值得推崇的是，该书以“务在简易”为编撰宗旨，打破传统方法，以脏腑病证统方，将杂病之方以“五脏六腑”为纲进行分类，即在某脏某腑之下，先分虚实，次别寒热，继列与本脏腑相关的病证。这种以脏腑寒热虚实为中心的杂病分类辨治法，是对《黄帝内经》脏腑学说的发展，已接近现代临床医学的分类方法，不仅查阅方便，而且有助于对疾病的系统认识。此外，该书将《妇人方》《少小婴孺方》置于全书之首，其用意及编次均具创新之意，开创男女平等风气之先河。

　《千金要方》在深化疾病个性研究方面成就突出，在论症上明确按内、外、妇、儿、针灸、急救等学科分科列病，每一学科均涉及许多独立的疾病和病名，分析了病源、症候及其诊断指征和治疗方法。例如在寄生虫病方面，提出了蛔虫、蛲虫、寸白虫（绦虫）、射工（血吸虫）等，病源十分具体，针对病因展开治疗。这种针对疾病个性分门别类的研究，将每种疾病从其病原学角度进行深入的考察，突破了前人“六淫为病”的笼统说法，为区分疾病、探求病因，寻找特异性治疗方法开辟了道路。

　《千金要方》对唐以前及唐初药学成就、民间药物进行了全面的整理和研究，对中药材的栽培、采取、贮存、保管、炮制加工及汤、酒、丸、膏等十余种剂型的制作方法，都有详尽的阐述。值得一提的是，孙思邈强调医生必须识药，亲自参与药物的采集和炮制，反映出对病人高度负责的态度，其用药思想对当今临床治疗具有颇多可资借鉴之处。《千金要方》中还大量记载了孙氏本人长期临证用药的经历和体会，反映出不拘泥于古方大胆创新的理念。其中，他结合炼丹术的技艺与剂型、以砒霜治疗疟疾的临床实践，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化学成果和治疟方法，早于国外1000多年。

　《千金要方》所收方剂约4500余首，除来自于前人或当代医家著作外，还包括孙思邈本人的临床用方、民间的单方验方，各少数民族以及国外的医方，涉及伤寒、内科杂病、妇科、儿科、五官、外科、皮肤病、美容乌发、养生食疗等，内容极为广泛。其中的食治、养性、补益等方面的论述与方治，体现出孙思邈在养生对抗衰老方面的理论和方法，初步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的学说，具有开创之功。在食疗学方面，孙氏对食物的分类与论述、“食疗不愈，然后命药”的治疗原则、饮食宜忌学说为后世中医食疗养生学奠定了基础。在养生学方面，《千金要方》上承《黄帝内经》及秦汉魏晋六朝的养生思想，下启唐后养生理论，在医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其方法简便易行，其方治切合中老年人的生理、病理特点，至今仍具有指导作用。在其晚年编著的《千金翼方》中，孙氏明确提出“养老大例”“养老食疗”，创造了我国初具规模的老年医学体系，较英国哲学家和自然科学家罗杰·培根于公元13世纪写的《老年人的治疗与青年人的保护》一书早600余年。

　《千金要方》是针灸医学发展史上的里程碑，有许多新的发明和创造。主要体现在：一是创绘彩色《明堂三人图》，将经络腧穴集中绘于三人形之上，使之准确直观，一目了然。二是进一步阐释了经穴理论，补充发展了经络腧穴学说。三是发明了手指比量取穴法，至今仍然广泛运用。四是首次提出“阿是穴”，以患者痛处为穴，直接进行按摩针灸，较腧穴更有显著效果，扩大了针灸穴位范围。此外，该书在扩充经外奇穴、选编针灸验方以及提倡保健灸、注重热症灸等方面多有创建，为针灸临床治疗与保健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千金要方》在医学教育方面，树立了以“精”“诚”为核心的准则。所谓“精”就是医技深湛，“精”在对天地人、人的生命、人的肉体组织和各种精神活动的整体辨证认识、准确把握和积极维护。所谓“诚”就是医德高尚，诚在“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诚在“安神定志，无欲无求”；诚在“对患者皆如至亲，普同一等”“用生命以济危急，一心赴救”。“大医精诚”的医德学说，将儒家“医为仁术”的精神具体化，是孙思邈学说的主题和核心，其所倡导并身体力行的医德学说，对中医学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其所奠定的医学道德体系，被西方学者称为世界医德法典的渊源。

　《难经》原名《黄帝八十一难经》，又称《八十一难》。全书共81个问题，采用问答方式。每一个问题采用的方式都是用“曰”字开头提出问题，然后用“然”字开头进行回答。但并没有说是谁问谁答。从《黄帝八十一难经》这个书名可以推测是黄帝问（当然是托名黄帝），作者回答。作者是谁呢？历来有不同的看法，一般认为是扁鹊。

　扁鹊，原本是黄帝时代的一名神医，因春秋战国时期有一位叫秦越人的医生医术高超，而被大家称为扁鹊。司马迁曾在《史记》中为扁鹊秦越人立传。《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记载：秦越人，是渤海郡鄚（今河北沧州市任丘市）人。医疗经验丰富，长于脉诊。秦越人带着弟子不辞艰辛，周游列国，行程数千里，为了济世救人，随俗为变。他到邯郸时，得知当地人尊重妇女，就做了带下医（妇科医生）；到洛阳时，得知当地人敬爱老人，就做了专治老年人耳聋眼花四肢痹痛的医生；到了咸阳，得知当地人喜爱孩子，就做了治小孩疾病的儿科医生。他随着各地的习俗来变化自己的医治范围，是一位医技高超的“全科医生”。他在虢国曾经用针刺使虢国太子起死回生，在齐国曾准确判断齐桓侯疾病所在部位。他不仅精于内、外、妇、儿、五官等科，而且擅于运用砭刺、针灸、按摩、汤液、热熨等各种方法。他的名声越来越大，被天下人称为神医“扁鹊”。也正因如此，所以遭到秦国的太医令李醯的嫉恨，最后李醯派人刺杀了扁鹊。

　扁鹊在医学上最重要的贡献是脉诊。《史记》称赞他是最早应用脉诊来判断疾病的医生，“至今天下言脉者，由扁鹊也”。《淮南子·泰族训》也说：“所以贵扁鹊者，非贵其随病而调药，贵其擪息脉血，知病之所从生也”。其实扁鹊对望闻问切四诊都是很精通的，他可以通过望色判断病证变化，尤其在脉诊方面更是神奇，他发明了三部九候脉诊法，对其中的寸口脉诊多有体会，这些在《难经》里可见一斑。

　那么《难经》究竟是不是扁鹊创作的呢？根据《汉书·艺文志》的记载，有关扁鹊的著作有《扁鹊内经》《扁鹊外经》，但没有提到《难经》。《扁鹊内经》《扁鹊外经》也已经佚失。可喜的是2012年从四川成都老官山汉墓出土了920支医学竹简，后被整理成九部医书，其中部分医书，专家认为就是扁鹊学派失传的医书。竹简中出现的“敝昔”两字就是“扁鹊”。

　《八十一难》的书名最早见于东汉张仲景《伤寒杂病论·序》，《难经》的书目最早著录于《隋书·经籍志》，而第一次明确提出《难经》是秦越人所作的人是唐代的杨玄操。从内容上看，张仲景在撰写《伤寒杂病论》时曾引用了《八十一难》文字，这些文字与今本《难经》互有出入。晋代王叔和《脉经》收录了一些《难经》原文，但这些原文均不见于今本《难经》，估计另有传本。三国时吴太医令吕广曾注《难经》，这是已知的《难经》的最早注本。唐代杨玄操就是在吕广注本的基础上重新编次的。北宋翰林院医官王惟一又在此基础上进行校勘。后人整理成《难经集注》，成为通行本。

　虽然我们现在还无法肯定或否定《难经》就是扁鹊作的，但从《难经》诊脉、经络等内容看，与扁鹊是有关系的，至少可以看成是扁鹊学派的著作。

　《难经》对中医学的贡献

　《难经》采用问答方式探讨了中医学的81个问题，内容涉及脉诊、经络等各个方面。这些问题实际上都是从《黄帝内经》（包括《素问》《灵枢》）里面提炼出来的，是对《黄帝内经》一些重要理论的发展，有很多观点是首创，所以被认为是《黄帝内经》的“羽翼”，和《黄帝内经》等并列入中医四大经典著作。《难经》全书81难可以分为六个部分：其中第1难至第22难讨论脉诊，第23难至第29难讨论经络，第30难至第47难讨论脏腑，第48难至第61难讨论疾病，第62难至第68难讨论腧穴，第69难至第81难讨论针法。《难经》首创了很多理论和方法，为中医学的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

　第一，在脉诊方面，首创“独取寸口”的切脉方法。“寸口”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老中医在手上桡动脉把脉的地方。这就把原本需要全身“三部九候”的脉诊法大大简化了。原来的“三部”就是上（头部）、中（手部）、下（足部），每部又各分天、地、人三候，共九候。而《难经》提出只需取中部手上的寸口就可以诊断疾病。把全身的“三部九候”简化为“寸口”的“三部九候”。即把医生三根指头按压的部位分为寸、关、尺三部，每一部位又根据按压的深浅分为浮、中、沉三候，共九候。两只手的寸、关、尺分别对应心、肝、肾和肺、脾、命。这是一种了不起的全息诊断方法，几千年以来一直被中医所使用。

　第二，在藏象学说方面，创立“右肾命门”的学说，突出肾—命门的重要性。在《黄帝内经》中“命门”指眼睛，可《难经》却第一次提出右肾为命门。《难经·三十六难》说：“肾两者，非皆肾也。其左者为肾，右者为命门。命门者，诸神精之所舍，原气之所系也。”这一观点为后世医家广泛运用，成为中医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难经》建立了以“肾（命门）—元气—三焦”为轴心的整体生命观，在中医学术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第三，在经络学说方面，第一次提出“奇经八脉”的概念，完善了奇经八脉（任脉、督脉、冲脉、带脉、阳维脉、阴维脉、阳跷脉、阴跷脉）的循行理论，对奇经八脉的生理功能、病理证候等作了系统阐述。此外还对《黄帝内经》的十二正经理论作了补充和整理，使十二正经理论更加简明扼要、条理清晰。这样正经十二脉和奇经八脉构成了经络学说的主体。《难经》首次提出“八会穴”的名称，对八会穴的临床主治作了论述，还完善了十二原穴、五输穴、俞募穴等特定穴位的理论及临床运用。

　抗美援朝战争中，因制空权在美军手中，对志愿军战斗行动极为不利，上级要求志愿军空军迅速开赴前线同美军作战。此时的韩德彩正在解放军第五航空学校努力学习航空理论，渴望早日成为一名空军飞行员，驾驶战鹰去参战。然而，对于只读了一年私塾的他来说，要在一个月内掌握涉及飞行原理、飞机发动机工作原理、构造和应用，以及领航学、地形学、气象学等十几门学科的航空理论，谈何容易。

　拼啦！不就是一个月时间嘛，他下定决心。背负这种信念和精神，他硬是凭着年纪轻、身体好、精力旺、记忆强，从零开始，把不懂的或不太懂的，统统背了下来；课堂上不懂的就缠着教员打破砂锅问到底，直到弄通为止；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自习，看讲义，与其他学员对笔记，加深认知和理解；晚上熄灯了，为了不影响别人休息，他总是先把教室门关上，窗户的插销不插，等其他人睡下了，再从窗户跳进教室继续学，一学就到深夜。后来，航校怕影响学员身体，熄灯后教室不让进，他又跑到走廊上看笔记，背诵所学的课程。就这样，他每天学习达18小时，一个月的时间里，基本没有脱过衣服、洗过澡，咬着牙拼了过来，在最后的理论考试中，他以四分的成绩闯过了航空理论这一难关，圆满完成了党交给的航空理论学习任务。

　航空理论学习的圆满结束，标志着韩德彩踏上了新的台阶，但对于一个战斗飞行员来说，还只是万里长征刚刚起步。当时，初教机雅克-18是必须要过的关，他誓言不辜负党的培养，又拼上了：在地面练习开车、试车时，他对座舱的各种仪表、参数、功能、位置力求烂熟于心；在领航准备工作时，从制作地形图、飞行操作，以及飞机前后舱设备的分布，他反复画、认真听、强行记。在机场现地教学时，对座舱实习、起飞保持方向、着陆地面夹角以及穿保险伞的练习，他都取得了五分成绩。在飞行准备任务时，按照看地形和特技飞行动作要求，他从起飞到着陆滑行一遍一遍练，直到教官满意为止。在练习特技飞行时，他从大坡度盘旋，到垂直动作，从螺旋到横滚，一连串动作和程序，始终与教官保持高度一致，形同一人。在小组第一个放单飞时，他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驾驶着战鹰翱翔在祖国的蓝天。上升、转弯、下滑、着陆一系列动作，他飞得顺当、干净、利索。

　新增加的对地目标攻击和编队飞行两个科目，前者虽是体验性科目，不开炮也不照相，但他学得认真，打得坚决；后者虽是一个架次带飞，但他严肃对待，严格按照教官讲述的操纵要领，在地面反复练，深刻悟。功夫不负有心人，最后韩德彩以特技螺旋的全套动作考试合格，圆满毕业。

　临战前夕，韩德彩又以拼的姿态，投入到米格战斗机的理论、技术学习以及战前的训练。米格战斗机是当时世界一流的飞机，在他的心里，既然是一流的飞机，就要用最短的时间，在抗美援朝战场打胜仗、立战功。1951年7月1日，韩德彩被分配到沈阳东塔机场空15师43团1大队当僚机飞行员，团长季鸿让他学飞米格-15喷气式战斗机。学习刻苦用功的韩德彩，很快掌握了米格-15战斗机的结构、性能、特点以及操纵使用方法、故障的判断和特殊情况下应急处置的要领，在全团实现第一个率先放单飞。

　迫于抗美援朝战争形势，开飞后第五个飞行日，韩德彩进入临战训练，即编队训练，从双机、四机、八机、十二机编队，到二十四机编队（团编队），还飞了师编队，每一次他都用心琢磨长机的特点，学习如何紧紧跟队飞行。他的飞行技术提高很快，只要长机翅膀摇一摇，他就知道该做什么动作；在战斗机单飞对地靶实弹射击训练时，练就的是飞行员重要的胜战本领，不仅难度高，风险也高，加上是首次实弹射击，为确保训练绝对安全，他认真进行飞行前准备，请教官详细讲解地靶攻击的方法，瞄准射击要领和注意事项，尔后在地面反复练习，直到心中有数，才到空中实施。随着一道道火舌从战机两翼喷出，靶心迅即浓烟滚滚，真可谓“霹雳凌空射，神威震乾坤”。截止1951年12月下旬，包括空中投油箱等一系列的常规飞行训练和临战前的作战训练全部完成，迎接他的将是执行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光荣任务。

　一路“拼”来的韩德彩，在睿智与勇敢中，又以“空中拼刺刀”战斗姿态投入到抗美援朝空战中。将美国“双料王牌”飞行员哈罗德·爱德华·费希尔击落，就是他的空战杰作。

　1953年4月7日16点，所在团12架战机前出鸭绿江口寻机作战，在穿云时与另8架分开的韩德彩4机编队，因未发现敌情，地面指挥所令其返航并掩护机群着陆，当他和长机飞行员张牛科正准备降落时，耳机里突然传来指挥员急促的口令：“快拉起来，后面有敌机”。他迅速拉起战鹰，四处搜寻，发现两架美机正追一架友机。突然，美机发现其前方的张牛科飞机，高度低速度慢，有可趁之机，立即作出反应，向正在下滑着陆的张牛科飞机开火，来不及躲避的张牛科飞机猛烈颤抖一下，机尾冒出烟火。危急时刻，带着掩护长机脱险的责任和一定要把美机打下来的念头，他不顾油量警示灯警告，加大油门冲向敌机，迫使美机放开张牛科长机，助其安全降落。

　民本理念是顾炎武经世济民思想的出发点、落脚点和归结点，《日知录》继承和发展了中国古代源远流长的民本理念，关注百姓日常生活中遇到的民风礼俗、赋税田亩、职官选举、水利河渠、漕运监铁、人才军旅等民生问题。顾炎武的弟子潘耒在《序言》中评价先生道：“事关民生国命者，必穷源溯本，讨论其所以然。”凡是有关民生国命之事，先生一定仔细考察、追本溯源，寻求事情发展的起因和过程。民生问题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为经世济民之要务，顾炎武引用《诗经·大雅》连用六个比喻，阐发爱护百姓、体恤民情的重要性：“天之牖民，如埙如箎，如璋如圭，如取如携”，并提出了“厚生为本”民本思想，“然则祈天永命之实，必在于观民”，聆听百姓的心声，满足百姓的诉求，“敬天勤民”“与民同患”。

　顾炎武关于“君、臣、民”平等的学说，极富现代学说特色，折射出中国传统政治思想近代转型的新动向。古代有天子、公、侯、伯、子、男等不同的“班爵”，在顾炎武看来，班爵都是为百姓而设立的，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为民而立之君，故班爵之意，天子与公、侯、伯、子、男一也”。班爵不能离开百姓而存在，所以“非绝世之贵”。有班爵者食“班禄”，“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