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年将于6月21日起施行的《公安机关人民警察纪律条令》，这部条令的出台在我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为它是中国第一部系统规范公安机关及其人民警察纪律以及对违反纪律行为给予处分的部门规章。然而,条令”最引人注目之处不仅在于它的开创性和系统性，还在于它在处罚上的刚性。比如，“条令”不但设定了76种具体违法违纪行为，也分别规定了这

些违法违纪行为应适用的处分。

在现代国家里，警察是与公众打交道最多的执法人员，警察的形象往往代表着政府的形象。中国过去曾长期处于权力本位的管制意识之下，特权观念影响深远。而今，中国已然迈入千年未有之大转型，新的时代以法治为政府运行的基本规则，权利本位意识在社会层面日益生长。当特权观念遇上公民日益增强的权利意识，矛盾与冲突难以避免。以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等形式为公权力设定运行的轨道，有助于社会秩序的构建与维护，也有助于避免权力滥用伤害民众利益，从而真正做到服务于民。

此次“条令”的颁布之前，也有各种“禁令”，如中央政法委的“四禁令”、公安部的“五禁令”，等等。地方公安部门下发的类似“禁令”就更多了。从特征上来说，“禁令”多属于因应某一时段违法违纪行为多发的态势，临时针对特定现象发出特别强调。“禁令”并不能替代法律规范本身，要做到令行禁止，还亟待规范的跟进。

大凡法律规范，无一例外地应包括行为模式、条件假设和法律后果这三要素。行为模式即规定人们如何具体行为的方式。条件假设是指法规在什么时间、空间，对什么人适用以及在什么情况下具有约束力。法律后果则是指人们在作出不符合行为模式的行为时应承担相应的结果。这三要素是一个完整的逻辑结构，缺少其中任何一个，都难以称之为“规范”。如果“禁令”缺少法律后果这一必备要素，势必导致“老虎虽威猛，奈何缺了牙”。近年来，令虽行但禁不止的情况常有所见，个中原因不能不引人深思。

就规范警察的行为而言，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对违法违规行为的后果承担。在这个意义上，“条令”对于处分的具体化、刚性化，实现了立法上的科学性。由监察部、人社部和公安部一起联合制定并发布，这意味着对违反“条令”的处分不再是公安部一家的事，从而在规范上能有效防止一些地方公安部门将法定的处分当作“家务事”而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可见，较之以往的“禁令”，“条令”已经多了一副“钢牙”，这是一种可贵的进步。当然，光有“牙”还不够，当“条令”被违反后，这“有牙的老虎”还得及时反应，并让违法违纪者感觉到实实在在的痛。只有做到了违法必究，违纪必罚，“条令”的规范意义、威慑和指引功能才会显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