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目前，我国物价持续上涨，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生产者价格指数等各种物价指数居高不下，通货膨胀已经初露端倪。继续加息和提高准备金率会带来较大隐患，货币政策只有与财政政策、汇率政策等组合政策配合，减少自身数量指标控制，加大其结构指标调整，才能更好地解决物价上涨问题。

关键词：通货膨胀，货币供应量，治理措施

通货膨胀的度量指标是分析和治理通货膨胀的前提和基础，而衡量通货膨胀的指标有多种，不同的国家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也采用不同的指标。在西方发达国家，通常以通货膨胀率来衡量通货膨胀的程度。由于大多数经济学家将通货膨胀看做是一般物价总水平的普遍上涨，并主张以物价指数上涨率来反映通货膨胀率，因此，物价指数便成为通货膨胀率指标计算的主要依据。物价指数主要包括消费物价指数(consumerpriceindex，CPI)和生产者物价指数(producerpriceindex，PPI)。生产者物价指数(PPI)用来衡量企业购买典型一揽子产品的价格，消费物价指数(CPI)用来衡量家庭购买典型一揽子产品的价格，反映一定时期内城乡居民所购买的生活消费品价格和服务项目价格变动趋势和程度的相对数。

与此同时，一些国内学者认为，用价格指数上涨率来表现通货膨胀是有条件的。这是因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自由价格程度越高，价格上涨幅度对通货膨胀状况的反映才越充分;反之，在实行一定程度价格管制的条件下，通货膨胀往往是隐蔽的、抑制性的，表现为商品短缺和供应紧张，这样，仅用价格指数上涨率来反映通货膨胀就存在局限性。由于通货膨胀的实质是货币供应量超过了国民经济运行所需要的货币量，所以，应该从货币供应量方面来测定和衡量通货膨胀。

本文沿用这两种度量通货膨胀的方法，从价格指数和货币供应量上进行考察，将我国改革开放后历次通货膨胀划分为4个时期(分别是1980年、19841985年、19871989年、19931995年)，通过对这4次通货膨胀与我国当前物价上涨状况的各种指标、异同点以及治理措施的比较分析，提出一些应对目前物价上涨的策略和措施。

一、改革开放后四次通货膨胀及其治理

(一)第一次通货膨胀(1980年)

从1980年开始，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全民劳动积极性显著提高。然而，在经济增长的同时，我国也经历了改革开放后的首次通货膨胀。在宏观经济运行上，主要表现为经济增长速度迅猛，投资规模激增，财政支出的加大致使出现较严重的财政赤字，以及盲目的扩大进口导致我国外汇储备迅速接近于零，外贸赤字严重。

在此同时，在广义货币供应量(M2)上，1980年比1979年新增货币384.8亿元，而从1970年到1979年每年平均新增货币仅为90多亿元。在价格指数方面，1979年、1980年物价出现了明显上涨，1980年通货膨胀达到7.5%，其中农产品生产价格指数同比上涨7.1%，在CPI的上涨中占了很大比重，但值得注意的是，生产者价格指数PPI在这次通货膨胀中并没有伴随CPI同时上涨。

针对此次通货膨胀，我国主要采取了压缩基本建设投资、收缩银根和控制物价等办法。1980年12月，国务院颁发了《关于严格控制物价、整顿议价的通知》，并采取了一系列的限价措施对通货膨胀进行治理，比如，禁止国家规定牌价内的工农业商品未经允许而私自提高在全国各地的零售价格;议购议销必须按照中央政府规定的原则和地方政府规定的品种范围进行;国家计划调拨的生产资料，不准议价。这次通货膨胀从1979年出现萌芽，到1981年基本得到遏制，历时两年多时间。

(二)第二次通货膨胀(19841985年)

这次通货膨胀产生的原因，主要在于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过大引起社会总需求过旺，工资性收入增长超过劳动生产率提高，引起成本上升导致成本推动。这段时间，由于基建规模、社会消费需求、货币信贷投放急剧扩张，经济出现了过热的现象。我们从广义货币供应量(M2)和价格指数就可以看到。19811983年，每年平均新增货币400多亿元。货币增长速度为22%，1984年比1983年新增货币竟高达1071.3亿元;在价格指数方面，1985年，生产者价格指数PPI同比上涨8.7%，消费者价格指数CPI同比上涨9.3%，其中农产品生产价格指数同比上涨8.6%。

为了抑制19841985年的通货膨胀，国务院从1984年11月到1985年10月发布了一系列紧缩性的宏观调控措施，比如，1985年3月国务院发出《关于加强物价管理和监督检查的通知》和《关于坚决制止就地转手倒卖活动的通知》，对重要的生产生活资料实行限价政策，同时打击对重要生产资料和紧俏耐用消费品的投机倒把和地下黑市。1985年在六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加强信贷基金和消费基金管理，减少货币发行，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抑制物价上涨。

这次通货膨胀开始时间可以追溯到1983年，历时3年，到1986年调控才初见成效。然而，后来的实践表明，19841985年所采取的宏观调控政策，在尚未将通货膨胀完全消除的情况下就逐步松动，为下一次通货膨胀埋下了隐患。

(三)第三次通货膨胀(19871989年)

如上所述，1986年各项政策又开始全面松动，导致社会需求量严重膨胀，工农业比例关系严重失调，资金、外汇、物资的分配权过度分散，国家宏观调控能力严重削弱，从而引发通货膨胀。在此期间，1988年的居民消费物价指数CPI创造了建国近40年以来上涨的最高记录，同比上涨高达18.8%。在如此之高的CPI背后，农产品生产价格指数同比竟然还上涨了23%，生产者价格指数PPI同比也上涨了15%。在广义货币供应量(M2)方面，从1984年到1989年，平均每年新增货币1500多亿元，到1989年货币存量已达11949.6亿元，应该说，货币供应量的大规模增加是形成此次通货膨胀的重要因素。

这次通货膨胀的特点，表现为商品价格的普遍上涨。在突如其来的冲击面前，1989年11月党的十三届五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决定》，会议决定采取控制社会需求和减少财政信贷的双紧方针，并大力调整产业结构，增加有效供给;开展增产节支运动，提高各个方面的经济效益，提出用3年或更长时间基本完成治理整顿任务，抑制通货膨胀。这次通货膨胀从1987年到1989年持续了3年时间，在治理上取得了明显成效，到1990年物价水平普遍下降。

(四)第四次通货膨胀(19931995年)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中国经济进入了高速增长的快车道。不过，由于当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的迅猛扩张，以及金融秩序的持续混乱，形成了这一时期的通货膨胀。其特征可概括为四热(房地产热、开发区热、集资热、股票热)、四高(高投资膨胀、高工业增长、高货币发行和信贷投放、高物价上涨)、四紧(交通运输紧张、能源紧张、重要原材料紧张、资金紧张)和一乱(经济秩序特别是金融秩序混乱)。

在广义货币供应量(M2)方面，1993年比1992年新增货币9400亿元，环比增长39%，1993年货币存量达到34879亿元。1994年货币增长量超过万亿元，1994年比1993年新增12044亿元，环比增长34.6%;1995年比1994年新增13827亿元，达到60750.5亿元。19931994年3年间生产者价格指数PPI、消费者价格指数CPI、农产品生产价格指数年均同比上涨分别为19.5%，18.6%，24.4%，与前三次通货膨胀相比，这次通货膨胀各种指标上涨尤为严重。以农产品为代表的基础价格上涨所形成的成本冲击型通货膨胀，是此次通货膨胀的主要特征。

此次通货膨胀的治理以1993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当前经济情况和加强宏观调控的意见》提出16条措施为起点，经过3年的努力，到1996年我国基本实现了经济的软着陆。这16条措施可归结为：(1)实行紧缩的货币政策，控制货币发行，稳定外汇市场价格，灵活利用利率，增加储蓄，减少信贷总规模。(2)加快金融改革，强化中央银行的金融宏观调控能力，将投资体制改革与金融体制改革相结合。(3)实行紧缩的财政政策，加强对房地产开发的宏观管理，控制基建投资规模，减少社会总需求，抑制物价水平。

这次通货膨胀从1993年开始到1996年完全遏制，历时4年。

二、我国当前物价上涨与历次通货膨胀的异同比较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08年第一季度，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8%，比上年同期上涨5.3%;根据传统的通货膨胀理论，5%以内的CPI增长率为正常的增长速度，CPI在5%到9%之间为温和的通货膨胀，9%以上为严重的通货膨胀。我国目前CPI直逼9%，通货膨胀问题已迫在眉睫。表1为历次通货膨胀与当前物价上涨相关指标的比较。

通过对表1各个指标的比较分析可以看出，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历次通货膨胀与当前物价上涨既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

(一)与以往4次通货膨胀的相似之处

第一，在每次出现高通货膨胀之前，货币供应增长都有明显的加速。过去4次通货膨胀中货币供应增长率与CPI增长率之间关系密切，而且前者领先后者6个月12个月。这种密切关系在本轮通货膨胀中仍然成立。广义货币供应量(M2)增长率在2006年末开始加速，截至2008年3月末，广义货币(M2)余额423055亿元，同比增长16.3%;金融机构各项贷款比年初增加13326亿元，同比少增891亿元;各项存款增加26353亿元，多增7606亿元。

第二，消费者价格指数的上涨伴随着农产品生产价格指数和PPI的同时上涨。正如前面分析的，这三种价格指数的同时上涨在前四次通货膨胀中表现得非常明显，通过对我国当前经济现状的分析，笔者发现亦是如此。2007年全年CPI同比上涨4.8%，PPI同比上涨3.1%，农产品生产价格指数同比上涨18.5%，截至2008年2月末，我国CPI同比上涨8.7%，PPI同比上涨6.6%，农产品生产价格指数同比上涨26%。

第三，通货膨胀与经济高速增长并存。经济高速增长往往带来通货膨胀，在1980年以来经济增长率超过11%的年份里，通货膨胀都很严重。经济过热往往导致社会总需求激增，带来通货膨胀的可能性很大。2007年，我国经济增长率为11.4%，各种物价指数也不断攀高，确有从结构性物价上涨演变成全面通货膨胀的趋势。

第四，对外贸易和资本项目的顺差促使通货膨胀的产生。通过对历次通货膨胀国际收支平衡表的比较分析发现，在每次通货膨胀发生前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对外贸易和资本项目的顺差。从表1可以看到，19791994年，人民币汇率不断下调，使我国对外贸易顺差和资本项目顺差逐步增大。2005年以来，虽然我国为抑制长期的对外贸易顺差，人民币不断升值，但这恰恰使一些国际投资者产生了对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大量热钱流入国内，资本项目顺差逐年加大，以致2007年我国资本项目顺差达900亿美元。

第五，每次对通货膨胀的治理都会使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如图1所示，第一次通货膨胀治理后的1981年，GDP增长速度由1980年的7.9%放缓到4.4%;第二次通货膨胀治理后的1986年，GDP增长速度由1985年的12.9%放缓到8.5%;第三次通货膨胀治理后的1989年，GDP增长速度由1988年的11.3%放缓到4.3%，以至于到1990年GDP增长速度放缓至3.9%;第四次通货膨胀治理后的1996年，GDP增长速度由1995年的10.9%放缓到10%，从此以后国内需求不足，进入了通货紧缩时期。由此看来，如果应对此次物价上涨的措施不力，有可能使我国在不远的将来面临经济低速增长。

(二)与以往4次通货膨胀的不同之处

第一，虽然当前我国经济状况和过去4次通货膨胀都表现出与货币供应量的密切关系，不过每个通货膨胀时期促使货币供应增长率上升的具体诱因和涨价表现最突出的商品又各有不同。在前4次通货膨胀中，货币供应增长率上升的起因是国内信贷快速扩张和需要填补财政赤字。相比之下，当前货币供应扩张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大量的外汇资金持续涌入境内，通货膨胀压力率先反映在资产价格方面，此后直接表现在食品领域。

第二，与前4次通货膨胀相比，我国贸易环境已经出现了很大的变化。一方面经济开放程度大大提高，市场化程度也大大增强;另一方面，我国的外贸状况已今非昔比，与前两次人民币汇率被高估导致经常项目赤字增加的情形相反，我国现今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应对人民币汇率被严重低估，以及随之而来的巨额经常项目盈余。

第三，资本市场在通货膨胀中的作用不同。前3次通货膨胀期间，我国资本市场还没有建立;第四次通货膨胀出现时，资本市场刚刚起步，各种机制很不完善，当时出现了集资热和股票热，金融秩序十分混乱。而如今，经过十多年的发展，我国资本市场在法律约束和运行机制上都日益健全，加上我国资本与金融项目逐步开放，特别是QFII和QDII的出现，国内外资金频繁流动，使资本市场在此次经济波动中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变化，从而对我国如何治理通货膨胀提出了新的挑战。

第四，我国当前物价上涨面临着一些与以往不同的新情况。正如表1所示，我国当前物价上涨的特点在于出现了居民消费物价指数、房地产价格和金融资产价格的同时上涨，因此，仅仅采用单一的货币政策来抑制当前的物价上涨是行不通的。另外，我们也看到，这种剧烈的货币政策对经济的冲击如果没有别的政策来抵消，将得不到预期的效果，这就要求我们应该采取多种政策相互配合的策略，熨平经济周期波动，并把财政政策的重点放在优化结构上，把货币政策的重点放在结构指标调整上，从而有效地治理通货膨胀。

第五，本次物价上涨较之前4次通货膨胀面临着更为复杂的外部经济环境。首先，由于2004年6月以后美联储连续17次调高基准利率，导致2007年次贷危机的产生，该危机向物价的转嫁导致全球物价上涨，同时利率的调高使美国国内面临严重的流动性不足;此后美联储的不断降息，使我国通过加息抑制物价上涨的空间越来越小。其次，国际市场粮、油等农产品价格的普遍上涨使我国物价上涨的压力加大。最后，国际原油价格持续高位运行，推动了原材料价格的大幅上扬，国内成品油一旦受之影响大幅提价，这个工业粮食涨价将带动一大批工业消费品生产成本推动下的涨价。

三、控制我国当前物价上涨的宏观政策选择

(一)继续加息和提高存款准备金率会带来较大隐患

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数据显示，从2006年4月28日到2007年12月20日，央行以每次0.27%的速度连续7次提高了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基准利率;2007年至今，又15次调高存款准备金率，从9%一直提高到现在的17.5%。这种频繁地使用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政策来抑制物价上涨会带来一系列隐患。

第一，对于利率来说，由于利率政策的变动涉及产品和金融两个领域和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因此会对市场造成一系列难以预料的影响。此外，在上轮宏观调控效果尚未完全显现的情况下进行加息是弊多利少的选择。首先，美国近期由于流动性不足而不断降息，我国加息会扩大人民币与美元之间的利差，导致更多的外资流入，增加货币的外汇占款发行量，使人民币承受更大的升值压力。其次，对于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加息的负面影响不言而喻，由此造成的财富缩水比外资流入规模更大，损失更巨。

第二，对于存款准备金率来说，存款准备金率是通过货币乘数影响货币供给的，即使小幅度的调整也会引起货币供给量的巨大波动。因此，调整存贷款利率后对中小企业的冲击很大，由于银行贷款的门槛较高，中小企业的资金供给大部分来自地下金融机构，其利率以官方利率为基准上下浮动，加息对筹资成本已经很高的民营企业而言是雪上加霜，最终受损的正是这些市场竞争的主体。

第三，由于我国目前CPI过高是由于农产品价格上升导致的，是结构性的物价上涨，具有自发调节性，而且农产品生产的季节性和周期性又非常强，一般是三四个月时间，加之货币政策本身的内外部时滞因素，调控政策即便积极有效，也需要至少半年以上的时间才能够在微观领域显效。这就使加息和提高存款准备金率等紧缩货币政策不仅在短期内没有收效，而且从长期看，当农产品供给提高后反而可能正好遭遇紧缩货币政策效应。届时，市场需求受到抑制，将导致农产品价格再次出现非理性下跌，形成恶性循环的开端。

(二)通过税收补贴的财政政策减轻物价上涨压力

从目前情况看，在诸多财政手段中，税收调控对于通货需求会起到自动稳定器和人为稳定器的作用，改善税制供给仍是目前比较可行的反通货膨胀的政策工具，尤其在市场机制不健全、政府行政力较强的经济转型环境下，其作用更为突出。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增税和减税在宏观和微观两个不同的层次上对物价的影响是不一致的，宏观层次影响的是货币供给量，微观层次影响的是货币需求量。增税效应从需求方面抑制通货膨胀，减税效应从供给方面减轻通货膨胀，税制的流动性效应从货币需求方面抑制通货膨胀，所以，应当尽量减轻生产要素供给者的税收负担。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知道，由于前4次通货膨胀都是需求拉动性的，但这次物价上涨是结构性的，主要是由于农产品价格的上涨推动了关联物价的上涨，因此解决物价问题，首先要解决农业生产问题，很重要的一点是补贴农民，降低农产品生产成本，促进农产品供应的增加。

(三)利用汇率政策抑制物价上涨

中国外汇交易中心的数据显示，2007年全年人民币名义汇率上涨了6%，实际有效汇率上涨了8%，但是人民币对外升值的同时对内却发生了贬值，这种矛盾的出现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首先，国际压力和中国巨额的外汇储备以及中国进出口贸易的发展状况要求人民币升值以平衡市场上对人民币的需求。其次，不完善的中国经济结构使农产品价格受自然因素影响较大，同时，偏重能源需求的工业产品受石油价格影响而一路攀升，加之巨额的外汇储备要求国内货币供给量加大，使人民币在国内不升反降，出现了物价不断上涨的现象。

这次物价上涨影响到人民生活和人们对人民币币值稳定的信心，所以应该从源头来遏制这种情况的进一步扩大。一方面，从巨额的外汇储备着手，采取有效措施逐步减少外汇的相对储备量，在较短的时期内缓解甚至扭转我国外汇储备快速增长的现状，减缓给人民币带来的升值压力;另一方面，从货币供给量着手，采取适当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减少货币供给，在一定程度上缓冲和遏止货币膨胀，平抑国内市场上的物价水平。

(四)货币政策应减少数量指标控制，加大结构指标调整

本轮物价上涨并非单纯的货币总量问题，同时也包括结构问题，这种结构问题最终会以农产品价格上涨和农民收入提升来重新实现均衡，而不会简单地因货币紧缩而终止。因此，必须实行更加有针对性的信贷政策，通过窗口指导、比例限制、贴息政策、再贷款政策、差别利率政策等，实现不同地区、不同产业、不同金融机构的货币差别供给，满足产业政策对货币的不同需求。

长期以来，我国货币调控主要侧重于解决货币政策总量问题，而货币政策结构调整的力度不够，导致目前的信贷结构仍然存在很多问题，长期化、集中化贷款导致银行系统潜藏风险。当前贯彻落实从紧货币政策，面临着来自固定资产投资反弹、货币信贷投放偏多等多方面的压力，如果仅仅只调控总量而未调控结构，或者结构调控力度不够，信贷失衡的加剧将会进一步加剧总量调控的难度。因此，货币政策在坚持总量从紧的前提下，万万不可放松结构调整的力度。当务之急是要按照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第一季度例会的部署，进一步调整和优化信贷结构，坚持有保有压，加大对三农、就业、助学、中小企业、消费等经济社会发展薄弱环节的信贷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