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学史论文：孔子学《易》考论

一、关于《鲁》读问题

孔子是否对《周易》曾有精深研究?本来，这是没有什么疑问的。《史记·孔子世家》云：孔子晚而喜《易》，读《易》韦编三绝。曰：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汉书·儒林传》称，孔子盖晚而好《易》，读之，韦编三绝;尤其是被公认的最可靠的孔子文献《论语》亦载：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述而》)但是，《论语》此处有异读。陆德明《经典释文·论语音义》说：《鲁》读易为亦，今从《古》。就是说，《鲁论语》此章原为：加我数年，五十以学，亦可以无大过矣。这样，此章就没有反映出孔子和《周易》的任何关系。各种对孔子与《周易》关系的怀疑由此而起，以至形成中国学术史上一个著名悬案。

我认为，既然这种异读现象是由不同的《论语》版本造成的，那么，解决问题的最根本、最可靠的途径，是考察《论语》的版本源流，搞清《鲁论》与《古论》之间的关系。按照笔者的考察，《鲁论》和《古论》属于同一来源而晚出，前者是由鲁人伏卿以后者为底本进行改编而成的。在改编过程中伏卿曾参考过《齐论》，后来张禹在对《鲁论》进行改编时也曾从《齐论》吸收了一些内容。

自景帝时发现《古论》至郑玄时代，已有三百年左右。在这漫长的流传过程中，《鲁论》一定会不少讹误，其所吸收《齐论》的部分，也一定会与原文有出入。在这种情况下，郑玄在编校《论语》时便自然地要参考《古论》和《齐论》以纠正《鲁论》的论误。据陆德明讲：郑校周之本，以《齐》、《古》读，正凡五十事。(《经典释文·论语音义》)但陆氏所引郑玄《鲁》读，皆曰从《古》，未有从《齐》者，这是因为《古论》毕竟是《鲁论》的祖本，而《齐论》只是当时《鲁论》的一个次要来源。

鉴于《鲁论》只是《古论》的改编本，当然《古论》更原始、更可靠。加我数年章的《鲁》读易为亦，只是《鲁论》在流传过程中出现的一个讹误，所以郑玄将其改正：今从《古》。至于后人对这个讹误大加发挥，甚至因此而怀疑孔子与《周易》的关系，实在是一个本可避免的误会。

《鲁论》将易写作亦，当系笔误。将读音相同或相近的字相互替代假借以至造成笔误，是中国早期手抄本的常见现象，如马王堆汉墓帛书常将功写作攻、配写作肥、爻写作效、动写作童等等。这种现象至迟在唐代还很普遍。如唐写本《论语》郑玄注《为政篇》将问写作敏、《八佾篇》将臣写作辰等等II。易、亦二字古音相近，正属于这种情况。

二、加我数年章的真正含义与孔子学《易》的时间

在肯定从《古》的前提下，如何理解《论语》加我数年章，又是一个聚讼纷纭的问题。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因为它直接关系到孔子开始学《易》时间的确定。

由于《史记》将《论语》此章编在孔子六十八岁返鲁以后，所以有些人认为此语是孔子在六十八岁返鲁以后说的，而孔子学《易》亦在他暮年返鲁以后。如果这样理解，则六十八岁以后、数年、五十三者之间相互抵牾。此章是由一个假设关系的复句构成的，数年和五十之间不可割裂，而无论怎样解释，数年、五十同六十八岁以后皆扯不到一起。所以，这种解释于理难通。

那么，应该如何看待《史记》对此章的编排呢?程树德说：《世家》将《论语》随意编入，其先后不足为据。III应该指出，《史记·孔子世家》并不是完全将《论语》随意编入。如：明年，孔子自蔡如叶。叶公问政，孔子曰：政在来远附迩。他日，叶公问孔子于子路，子路不对。孔子闻之，曰：由，尔何不对曰：其为人也，学道不倦，诲人不厌，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司马迁将《论语》的叶公问政一事(见《子路》，文有小异)和叶公问孔子于子路一事(见《述而》)放在孔子如叶之后，应该说是有根据的。但是，孔子返鲁之后的那一大段文字，即自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到牢曰：子云：吾不试，故艺，应如程氏所言，其先后不足为据，因为孔子的这些言行已很难或不必确考时间。如：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鱼馁、肉败、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食于有丧者之侧，未尝饱也等等，皆不应仅理解为六十八岁以后的事迹或行为特点。假我数年之语正记在这一部分，故亦不必拘泥于六十八岁以后这段时间。

与上述观点相近，朱熹《论语集注》认为此章乃孔子近七十岁时所说：刘聘君见刘忠定公，自言尝读他《论》，加作假，五十作卒。盖加、假声相近而误读，卒与五十字相似而误分也。愚按此章《史记》作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加正作假，而无五十字。盖是时孔子年已几七十，五十字误无疑也。对此，后人多有批评。如陈天实《四书辨疑》说：以五十为卒，卒以学《易》，不成文理。叶适《论语足徵记》说：信北宋之异本，而改自唐以前之古经，所谓郢书燕说矣。程树德《论语集释》说：《论语》除《鲁论》、《齐论》、《古论》三家之外，并无别本，安得复有异字为刘元城所见者?好改经传，此宋儒通病，不可为训。今案：三《论》外虽有他《论》，但东汉以后已渐湮没，宋人更无称者，故刘元城之读他《论》，的确可疑。

据程树德《论语集释》考察，擅改经传之举，除朱子改五十作卒之外，尚有数说。一，《群经平议》五十疑吾字之误。盖吾字漫漶，仅存其上半，则成五字，后人乃又加十字以补之耳。二，《十一经问对》有先儒以五十字误，欲从《史记》九十以学《易》之语，改五十为九十者。三，惠栋《论语古义》据王肃《诗传》云：古五字如七，改五十为七十者。对此，程氏统而评之曰：之数说者，虽皆有一得之长，而仍不免窜乱经文之病。

不过，更多的学者认为此章是孔子在五十岁之前说的。郑玄《论语注》曰：加我数年，年至五十以学此《易》，其义理可无大过。孔子时年四十五六，好《易》，玩读不敢懈倦，汲汲然，自恐不能究其意，故云然也。IV皇侃《论语义疏》曰：当孔子尔时年已四十五六，故云加我数年，五十而学《易》也。所以必五十而学《易》者，人年五十，是知命之年也。《易》有大演之数五十，是究理尽命之书，故五十而学《易》也。邢×《论语正义》曰：此章孔子言其学《易》年也。加我数年，方至五十，谓四十七时也。《易》之为书，穷理尽性以至于命，吉凶悔吝豫以告人，使人从吉不从凶。故孔子言已四十七学《易》，可以无过矣。刘宝楠《论语正义》曰：夫子五十前得《易》，冀以五十时学之，明《易》广大悉备，未可遽学之也。宦懋庸《论语稽》曰：此孔子四十二岁以后，自齐返鲁，退修《诗》《书》《礼》《乐》时语也，盖 《诗》《书》《礼》《乐》之修，非数年之功不可。因《诗》《书》《礼》《乐》而思及《易》，情之常也;方修《诗》《书》《礼》《乐》而未暇及《易》，理之常也。

这种看法的最大问题是：在孔子未学《易》之前，如何能知道学《易》后可无大过?如已知道学《易》后可无大过，为何不马上学习，而要等数年后即五十岁时再学?刘氏以为明《易》广大悉备，未可遽学也，实于理难通。

何晏《论语集解》则对孔子何时出此言的问题闪烁其辞：《易》穷理尽性以至于命。年五十而知天命，以知天命之年读至命之书，故可以无大过矣。这种解释，令人难究其真，以至招后人之讥：此言甚为胶固。五十而知天命乃孔子七十后追述之辞，穷理尽性以至于命亦晚年赞《易》之辞。未至五十，焉知是年知命?又焉知他年赞《易》有至命之言耶?(叶适：《论语足徵记》)

此外，程树德《论语集释》尚列别解数条。如孙淮海《近语》：非以五十之年学《易》，是以五十之理数学《易》也。大衍之数五十，河图中之所虚也。惟五与十，参天两地而倚数，合参与两成五，衍之成十。五者，十其五;十者，五其十。参伍错综而《易》之理数尽于此矣。龚元×《十三经客难》：先儒句读未明，当五一读，十一读，言或五或十，所以加年也。如此等等，皆曲为之解，尤不足信。

总之，加我数年章乃至今仍没有一种令人满意的解释。

我的意见是：此章乃孔子在五十六七岁到六十岁之间说的，而孔子开始学《易》亦大约在此时。

首先，加我数年之加字值得进一步推敲。刘宝楠《论语正义》云：

《孔子世家》：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曰：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彼文作假。《风俗通议·穷通卷》引《论语》亦作假。《春秋》桓元年郑伯以璧假许田，《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作以璧加鲁易许田，是加、假通也。

何谓假?借也。然而，人之天年有定数，安能相借?所以，加我数年必为不可能实现的假设。如果孔子在五十岁以前出此语，其前提必须是他意识到自己天年已终。否则，享其天年，便可至五十。何须假年?如果孔子是在七十三岁去世之前出此语，他一定会说加我数年，八十以学《易》，这又和五十毫不相干。其实，既然是假年，则所假之年既可往未来方向推，也可往过去方向推。此处正属后一种情况，意思相当于我们现在所说的如果我再年轻几岁。因此，此语一定是孔子在五十几岁之后、六十岁之前说的。

其次，何晏等人认为孔子五十而知天命和学《易》有关，是非常正确的。由于有加我数年之语，所以五十以学《易》之五十即具体指五十岁。但五十而知天命的五十不同，乃以五十概指五十岁至六十岁之间(孔子同时说的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距，皆当作如是观)。孔子在逝世之前总结他的一生时，认为五十岁至六十岁之间他最大的发展是通过学《易》而知天命。也就是说，他在此期间发加我数年之语是完全合乎逻辑的。

再次，大过二字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线索。过去，由于在一般人眼里象孔子这样的圣人不应该有大过，所以人们都认为大过为虚指。这是由过分迷信圣人所致。我认为，此语由孔子总结五十岁以后几年来的经验教训所发，故大过当为实指。

在孔子眼里，其大过是什么呢?他五十岁以后至五十四岁离开鲁国之前曾任中都宰，政绩卓著，不断升迁，以至由大司寇行摄相事、与闻国政，自然不可谓之大过。堕三都之事虽然最终失败，但这是忠君尊王之举，在孔子看来亦不可谓之大过。所以，孔子的大过当指五十四岁以后周游列国一事。孔子是为了实现其政治理想而离开鲁国的。但在周游列国期间，到处碰壁，没有一位诸侯真心任用他，政治抱负一直得不到施展。时人讥之累累若丧家之狗，孔子亦自嘲：谓似丧家之狗，然哉!然哉!(《史记·孔子世家》)在整整十四年的大好时光里，可以说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政绩。这不可不谓之大过。

对此，孔子早有觉察。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在鲁哀公三年，也就是孔子六十岁的时候，鲁国季康子代立，欲召孔子回国，但被公之鱼劝阻，于是改召随孔子周游列国的冉求。冉求将行，孔子曰：鲁人召求，非小用之，将大用之也。是日，孔子曰：归乎归乎!吾党之小子狂简，斐然成章，吾不知所以裁之。子赣知孔子思归，送冉求，因诫之曰：即用，以孔子为招云。渴望返鲁，结束累累若丧家之狗的生涯，说明孔子六十岁之前通过学《易》和反省几年来的经历，已经认识到按照天命(客观规律)和政治现实，他的政治理想不可能在当时的列国间实现，他的使命是回到鲁国从事文献整理和教育事业，将自己的思想传授给后人。也就是说，当时他认识到周游列国已铸成大过，故发出了归乎归乎的悲叹。

既然如此，孔子为什么不及早返鲁，而又继续在列国之间奔波达七八年之久呢?一方面，从上述太史公的记载看，当时的鲁国政局不允许他回去;另一方面，用孔子自己的话来说，即吾岂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论语·阳货》)用时人的话来说，即知其不可而为之(《论语·宪问》)。所以，一直到孔子六十八岁时，季康子才在冉求的劝说下以币迎孔子，孔子返鲁。(《史记·孔子世家》)

照理说，孔子在游历的最初几年尚满怀希望，不可能认识到自己的大过。因此，孔子发加我数年之语当在五十六七至六十岁之间，此时孔子已经学《易》。

以上主要是从《论语》本身来看孔子学《易》的时间。如果进一步考察其他文献，亦可得出孔子周游列国期间学《易》的结论。

其一，据《史记·孔子世家》载，周游列国期间，孔子没有停止讲诵和研究六艺的活动：孔子去曹适宋，与弟子习礼大树下;不得行，绝粮。从者病，莫能兴。孔子讲诵弦歌不衰。

其二，《说苑·杂言》载：

孔子遭陈、蔡之境，绝粮，弟子皆有饥色，孔子歌两柱之间。孔子曰：夫陈、蔡之间，丘之幸也，二三子从丘者，皆幸人也。吾闻人君不困不成王，列士不困不成行。昔者汤困于吕，文王困于 里，秦穆公困于 ，齐桓困于长勺，勾践困于会稽，晋文困于骊氏。夫困之为道，从寒之暖，暖之及寒也。唯贤者独知而难言之也。《易》曰：困，亨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圣人所与人难言信也。

陈蔡之困，事在哀公四年，孔子六十一岁时。孔子现身说法，借自己的处境阐发《周易》的哲理，说明他在此之前已经研究《周易》了。

其三，帛书《要》载：夫子老而好《易》，居则在席，行则在囊。这个行字提供了最可靠的证据。《史记》韦编三绝一语证明 孔子所读的《周易》为竹简，携带极为不便，而孔子六十八岁返鲁后就没再出远门，完全没有必要将《周易》放在行囊中。所以，行则在囊之行，只能理解为周游列国之行。如此看来，韦编三绝和旅途颠簸也不无关系。

其四，《要》紧接在这段文字之后便记载了孔子与子贡关于《周易》的对话，而据《史记》记载，孔子周游列国时子贡正相伴随，所以他们的对话当发生在这个时期。从对话内容看，当时孔子已形成关于《周易》的独到见解，这当然是学《易》所得。

值得一提的是，学《易》之学不应理解为一般的学习，而应理解为研究、探索。宦懋庸《论语稽》说：自人言之则曰修，自夫子自言则谦之曰学也。(程树德《论语集释》引)此语甚当。

总之，确如《论语》、《史记》、《汉书》、《要》等文献所言，孔子晚而喜《易》，时间在他五十六七岁前后。

三、孔子学《易》的过程与原因

孔子是如何学《易》的?他为什么到了晚年才学《易》、喜《易》呢?对此不但我们今人难以理解，就连孔子的高足子贡也深感迷惑。帛书《要》中孔子和子贡的对话所讨论的正是这个问题：

夫子老而好《易》，居则在席，行则在囊。子赣曰：夫子它日教此弟子曰：德行亡者，神灵之趋;知谋远者，卜筮之繁。赐以此为然矣。以此言取之，赐缗行之为也。夫子何以老而好之乎?夫子曰：君子言以矩方也。前(剪)羊(祥)而至者，弗羊(祥)而巧也，察其要者，不×(诡)其德。尚书多勿矣，《周易》未失也，且又(有)古之遗言焉。予非安其用也赐闻诸夫子曰：孙(逊)正而行义，则人不惑矣。夫子今不安其用而乐其辞，则是用倚(奇)於人也，而可乎?子曰：校(谬)哉，赐!吾告女(汝)。《易》之道故《易》刚者使知瞿(惧)，柔者使知刚，愚人为而不忘(妄)，×(渐)人为而去诈。文王仁，不得其志以成其虑。纣乃无道，文王作。讳而辟(避)咎，然后《易》始兴也。予乐其知子赣曰：夫子亦信其筮乎?子曰：吾百占而七十当，唯周粱(梁)山之占也，亦必从其多者而已矣。子曰：《易》，我后其祝卜矣，我观德义耳也。幽赞而达乎数，明数而达乎德，又仁〔守〕者而义行之耳。赞而不达于数，则其为巫，数而不达于德，则其为史。史巫之筮，×之而未也，好之而非也。后世之士疑丘者，或以《易》乎?吾求其德而已，吾与史巫同涂而殊归者也。君子德行焉求福，故祭祀而寡也;仁义焉求吉，故卜筮而希也。祝巫卜筮其后乎。

从这段文献可以得出以下几点认识：

第一，子学《易》之前只把《周易》看作占筮之书，并且他不主张占筮。针对夫子老而好《易》的情况，子贡批评道：夫子它日教此弟子曰：德行亡者，神灵之趋，知谋远者，卜筮之繁。夫子何以老而好之乎?这说明子贡和它日的孔子都仅仅把《周易》看作卜筮之书。它日当然指孔子学《易》之前。在当时的孔子看来，没有德行的人才趋向神灵的保佑，缺乏智谋的人才去频繁地占筮。子贡在闻诸夫子曰：孙(逊)正而行义，则人不惑矣之后说：夫子今不安其用而乐其辞，这个今字说明逊(逊)正而行义，则人不惑矣也是孔子的它日之教。就是说，只要孙(逊)正而行义，人们就不会感到疑惑，因而就没有必要进行占筮了。

第二，孔子曾一度热衷于占筮，并且非常频繁。这从吾百占而七十当一语可以看得很清楚。不主张占筮的孔子为什么一下子变得笃信占筮了呢?我认为这和孔子周游列国期间诸事不顺有关。由于当时政治形势异常复杂，就连足智多谋的孔子也显得力不从心了，所以到处碰壁。在这种情况下，孔子不得已搬起了《周易》，试图通过占筮来决定未来的吉凶祸福，所谓急来抱佛脚。这正应了知谋远者，卜筮之繁的它日之教。

第三，频繁地占筮，很自然地使孔子对《周易》的文字细加玩味，以至于不安其用而乐其辞。他如此喜爱《周易》的文辞，甚至连其占筮之用都忘记了。在这个过程中，孔子形成了对《周易》的全新认识。他发现，《周易》有古之遗言焉。此古之遗言，当指文王遗教。因为在孔子看来，文王仁，不得其志以成其虑。纣乃无道，文王作。讳而辟咎，然后《易》始兴也。这和孔子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之叹，若合符节。在这古之遗言里，孔子发现了《周易》所蕴含的深刻哲理：故《易》刚者使知瞿，柔者使之刚;愚人为而不忘，×人为而去诈。这也就是孔子所谓的《周易》之德义。

第四，孔子发现《周易》的德义以后，当然把德义放在首要的位置：我观其德义耳也。尽管如此，他并不因此而否定占筮，只是把占筮放在次要的地位，即我后其祝卜矣。从而，孔子将《周易》的内容分为三个层次：赞、数、德。三者的关系如何呢?孔子认为：幽赞而达乎数，明数而达乎德，又仁〔守〕者而义行之耳。赞而不达于数，则其为之巫;数而不达于德，则其为之史。史巫之筮，×之而未也，好之而非也。德是最高层次，是《周易》本质的体现。如果没有达到这个层次，则为史巫之筮，皆未得《周易》之真谛。

第五，孔子学《易》后，虽然不否定占筮，但也不主张占筮，强调以德行仁义来求福求吉，而占筮只是最后的选择：君子德行焉求福，故祭祀而寡也;仁义焉求吉，故卜筮而希也。祝巫卜筮其后乎。这和德行亡者，神灵之趋;知谋远者，卜筮之繁的它日之教是完全一致的。也就是说，在这一点上，孔子学《易》之前和学《易》之后是一以贯之的。其实，在孔子看来，没有德行的人，神灵也不会去帮助他，所以这种人也不必占筮：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论语·子路》)

由于孔子晚年特别喜好《周易》以至达到着迷的程度，所以他留下了大量关于《周易》的言论，其中的一部分一直保存到现在。它们和其他西汉以前古书中连续记载的有关孔子的文献一样，并非假托，当为《论语》类文献。鲜为人知的是，孔子晚年(很可能在六十八岁返鲁之后)曾对成于他之前的几种《周易》文献进行过系统整理和研究，并为之作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