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雯

青海省西宁市、海东市以及海南州、黄南州等部分沿河农业区，地处青藏高原的东部，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及其支流湟水河从这里蜿蜒流过，“河湟谷地”也因此而得名。这里是青海省境内最为温暖且湿润的地区，是孕育滋养河湟文化的重要地域。这种特殊的地理位置使河湟成为中原文化与周边文化、文明交流扩散、荟萃、传播的交点。这里民族众多，各民族既保持传承着自己的文化特点，又相互影响，逐渐形成了“河湟文化”，它名目繁多、形式多样、内容广泛，其中“河湟曲艺”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它根植于民间，根植于现实生活的土壤，深受广大劳动人民的喜爱。“河湟曲艺”不仅生活气息浓郁，而且新鲜、活泼、生动，很有艺术感染力。河湟谷地有着丰富的文化资源，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底蕴。如何有效利用“河湟文化”资源，弘扬、推广“河湟曲艺”文化，是本文需要探讨的主题。

（一）何谓“河湟文化”资源

文化资源是人们从事文化生活和生产所必需的前提准备。它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上的文化资源泛指人们从事一切与文化活动有关的生产和生活内容的总称，它以精神状态为主要存在形式；
狭义上的文化资源是指对人们能够产生直接和间接经济利益的精神文化内容。文化资源的丰富程度和质量高低直接对当地文化经济的发展产生影响。

（二）文化资源的特性

由于文化状态是人类智慧与才识的表征。因此，文化资源的特征充分显示出精神层面的特征。总体说来，文化资源具有以下特点：

1.无形性

文化精神和气质是以不可见的形式存在于人们的思想当中和意识之内的。例如河湟曲艺、河湟皮影等艺术形式中有《董永葬父》《王祥卧冰》《岑母教子》等大量的剧目，都渗透着中国传统文化中知孝悌、劝人行善积德、以和为贵等伦理道德。人生在世，贤孝为先，劝世人不义之财莫贪婪，遇事要仔细想，三思而后行，这些都具有道德教化的功能。它时刻以无形的姿态存在于河湟文化中。随着时代的变迁，文化的无形性从未改变过。它是意识形态领域的先锋军，歌颂“真善美”，树立时代真英雄。

2.差异性

文化资源由于产生的背景、条件等各不相同，导致其不同地域、民族的文化资源大不一样。这也是文化资源得以交流、互鉴、共享的前提。例如多民族参与的“花儿会”、土族的“纳顿会”、刺绣，汉族的剪纸，藏族的唐卡、堆绣、壁画、雕塑等。这些文化差异产生互动，产生包容，相互吸收、借鉴，共同成长。“河湟曲艺”亦是如此，它吸收了“花儿”、小调的旋律元素，融合了青海百姓生活习俗（青海平弦中的“月儿”就来源于此）。田间劳作、乡村生活、民风民俗等都为河湟曲艺的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3.适境性

所谓适境性，是指文化资源的生命力要在一定的情景或相当的环境资源条件支撑下才会发生。各民族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对文化的传承和交流提供了丰富的适应情景，也不断为文化的传播和影响注入新生力量源泉。河湟文化在青海这片温床中滋养、成长。青海传统文化充分体现出大众化、民族化的特质，从而可以不断进行更新和补充，也找到了适合地方特色人群可以传承和发展的根基。

河湟曲艺形式多样，内容广泛，曲调优美，语言清新，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和高原风格。例如：青海平弦、青海越弦、西宁贤孝；
有类似快板书、顺口溜的诵说曲艺“倒浆水”；
有节奏明显、逗趣儿的“打搅儿”等，都以其巨大的艺术魅力和生命力，深深扎根于群众之中，深受青海民众的喜爱。

（一）什么是“河湟曲艺”

在青海，老百姓习惯将流行于河湟地区的曲艺统称为“曲儿”。“曲儿”的种类很多，有之前所提及的青海平弦、越弦、贤孝，还有下弦、道情、眉户、搅儿等，以及许多少数民族曲艺。河湟曲艺的主要曲种和形式，大多形成于清代中后期，并以西宁为中心，逐步向四周散射。它能够更多地从民间曲艺的角度展现文化的本真内涵，真实地反映出中国西部历史文化的面貌。河湟民间曲艺古朴典雅，在漫长的岁月中成为受各族人民喜爱的文化娱乐方式之一。“河湟曲艺”是河湟文化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往往反映出地方的历史和人民的生活理想、愿望，对研究河湟的历史文化有着一定的参考价值，是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的艺术瑰宝。

（二）“河湟曲艺”的发展

过去，“河湟曲艺”处于自我发展的状态，在民间流传。新中国成立后，随着“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文艺方针的实施，河湟曲艺的发展迎来第一个春天。不少曲艺队和演唱团体如雨后春笋般成立。为了发展青海地方剧种，青海平弦这种传统曲艺经再创作后发展为了平弦戏，完成了从曲艺到剧种的蜕变。到了20 世纪六七十年代，河湟曲艺发展逐渐进入了低谷期。

20 世纪80 年代初期，“河湟曲艺”再度起航。全省各地的文艺团队纷纷成立，对各曲种的研究也全面展开。“河湟曲艺”进入了高速发展时期。到了20 世纪末，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娱乐方式越来越多，人们对“河湟曲艺”的热情逐渐降低。青海地方曲艺发展再次进入了沉寂期。

直到2006 年，青海平弦、越弦、贤孝等河湟曲艺被纳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河湟曲艺”在政府帮扶下逐渐发展。

（一）“河湟文化”资源与“河湟曲艺”的渊源

资源，可分为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两大类。寻遍河湟所有的文化资源都离不开历史的温床。“河湟曲艺”亦是如此。《青海艺术志》记载，明朝初期，实行移民戍边及屯垦政策，从江浙一带大量西迁的汉族，将江南的说唱音乐带到了河湟地区。在流传过程中，这些江南音乐又与青海当地的小调、小曲结合，形成了青海独特的曲种。因为这种曲种起初大多在盲艺人中流传，所以也叫盲曲。盲曲就是“河湟曲艺”的前身。

《西宁府新志》记载，明孝宗弘治初年，西宁兵备道按察使柯忠，在城内北街创建养济院，收养老弱残疾、鳏寡孤独者，给予衣食补助，适当参与劳作，包括教授盲童学习弹唱技艺，使其成人后自立并维持生计。清乾隆、道光时期，仍开办养济院，并沿袭旧俗，教授孩子弹唱技艺，直至1936 年养济院解散。据说，西宁的很多艺人大多出自养济院，且普遍擅于唱“曲儿”。由此可以看出，历史文化孕育了“河湟曲艺”的诞生。

清初，湟中佚名文人《湟中札记》记载：“西宁盲曲，明初自江南跟戍民而至斯地，岁月渺沓，曲韵变异。今多为北韵，间为南韵，牌名则一如旧也。然盲人传唱，顺畅自如，缘有师也。府城街巷多有卖曲声，老媪少妇尤喜闻。”这段文字清楚地记载了明末清初，盲人在西宁府城街巷以卖唱曲儿为生的情景。

清朝时，不少商贾和移民又将其他地方的曲艺带入，促使“河湟曲艺”进一步发展丰富，形成了不同的曲种。

《绣河湟》剧照

（二）二者的关系

“河湟曲艺”品种较为丰富，是河湟民间文艺的一部分，深受城乡民众的喜爱，二者相互依存，相互生长，相互融合，可以说二者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青海大地孕育了河湟曲艺，滋养了“河湟曲艺”，同时也成就了“河湟曲艺”。2021 年，在青海大剧院上演的现代平弦“花儿”剧《绣河湟》中，就呈现了传统曲艺坐唱表演。他们以传统曲艺人坐唱平弦乐队的形式来穿插，使整部剧目衔接起来。犹如整部剧中的报幕员，不时播报下一幕将要表演的故事情节，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这是原汁原味的“河湟曲艺”。在整部剧的乐曲中，运用了曲艺平弦的剪点花、赋子、花音风阳、掐菜苔、银纽丝、大莲花等欢快、优美的曲调，来丰富整部剧目的乐曲旋律。既有地域特色，又有欣赏性；
既好看，又好听。同时也表现了青海人民的智慧结晶，将“河湟曲艺”与艺术融为一体，很有青海特色。

“河湟曲艺”作为说唱艺术的一部分，以说、唱相结合的形式，发挥其寓教于乐的功能，其丰富的唱腔和鲜活的乡土特色是它独特的艺术魅力。唱腔委婉动听，唱词生动有趣，语言精炼，押韵有致，朗朗上口，唱着舒心，听着欢乐，妙不可言。“河湟曲艺”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吸收了大量西宁地区方言中常用的词语、句式和语法。演唱“河湟曲艺”需要用方言才能表现出抑扬顿挫的语调，以及其中蕴含的特殊感情和韵味。由于曲调众多，优美典雅，曲词格律严谨，语言通俗，演唱形式古朴而亲切，曲式结构完整，雅俗共赏，地方特色浓郁而深受西北地区各族人民群众的喜爱。

（一）地域特色的温床

“载酒难觅佳丽地，听歌唯有瞽盲词。”清朝光绪年间，驻西宁办事大臣阔普通武在西宁听了盲艺人唱曲之后，写下了《湟中即景》一诗。由此可见地域特色是其魅力所在，也是其发展的温床。在今后的发展中，要牢牢把握青海地域特色，深入生活、扎根群众，以广受人民群众喜爱的，具有青海民族特色的题材为创作主体，让“河湟曲艺”更好地弘扬和传播青海地方民族文化。

（二）自身提高的方向

“河湟曲艺”演员大多出自民间，没有较高的文化作支撑，曲艺创作队伍也很薄弱。另外，“河湟曲艺”几乎完全是口头传承，虽然它具有极强的传承特性，但应随着时代而发展，不断推陈出新。“河湟曲艺”的作品大多是短平快的小作品，并没有较深的艺术价值。在今后的发展中，还应提高自身艺术水平，与时俱进，多多培养青年曲艺爱好者，为“河湟曲艺”注入新的生机和力量。

（三）与文化旅游接轨

平弦“花儿”剧《绣河湟》做到了很好地与河湟艺术相结合，但遗憾的是并未与旅游深入融合，因此经济效益也未达到良好的预期。纵观陕西的《长恨歌》，甘肃的《又见敦煌》都是与旅游合作共赢，从而达到了文化推广与经济推动相结合的效应。河湟文化资源的闲置，正是“河湟曲艺”探索与文化旅游接轨的方向。

（四）探索新的表现方式

之前推出的沉浸式剧目——北京曲剧 《茶馆》，其表演方式让观众与演员同在茶楼里感受身边的人和事。使观众有一种参与感和认同感。这样的表现方式是值得去探索、引进的。“河湟曲艺”善于说唱，有说有笑，曲调诙谐，既有阳春白雪，又有下里巴人。很是接地气，富有地域特色。学习探索这样的沉浸式曲艺表演，相信一定也会为青海的“河湟曲艺”探索出新的发展方向。

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在勤劳智慧的河湟各族人民的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值得自豪、蕴含思想精髓和价值追求的灿烂的文化。相信，只要利用好“河湟文化”资源，“河湟曲艺”将会迎来更好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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