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霄鸣，韦 颖（孔子博物馆，山东 济宁 273100）

与一般文物相比，古籍具有图文内容与物质载体两方面的属性，具有极高的文化、艺术价值。如何将古籍的文化内涵传达给观众，这是一个十分值得广大文博工作者思考的问题。随着国家与社会逐步提高对于古籍保护的重视，博物馆也策划了众多以古籍为主题的展览，这对于古籍的传承性保护起到了重要作用。理清博物馆的发展与古籍之间的关系，在古籍展览中结合智慧博物馆理念，优化展览模式，旨在为我国古籍的传承性保护提供更多有意义的探索与参考。

随着社会的发展与科技的进步，2009年IBM公司提出了“智慧地球”的概念，智慧博物馆也随之走入人们的视野。回顾博物馆的发展历程，从传统实体博物馆到数字博物馆，再到智慧博物馆，这一系列的变革不仅是博物馆功能的完善，还是服务理念的改变。时至今日，博物馆逐步从“以物为主”过渡到“以人为本”，除了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手段提供多种展览形式，还将“物”与“人”的互动纳入服务效果中，强调了观众的参与度和体验感，这也恰好与古籍“活态传承”的特点相契合。

根据2017年公布的《第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数据公报》中的数据，我国登录完整信息的可移动文物共计64 073 178件，古籍图书共计11 912 756件，占比18.59%，数量仅次于钱币，为第二大文物类别（表1）。在古籍收藏单位中，截至2020年11月，全国先后共有30家博物馆入选“全国重点古籍保护单位”，排名仅次于图书馆系统，可见博物馆为我国古籍收藏与保护的重要场所，在我国的“中

表1 不同文物类别数量所占比示意图

华古籍保护计划”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除此之外，博物馆作为非营利性的社会服务机构，除了具有收藏、保护、展示文化遗产的功能之外，还承担了一定的社会教育职能。博物馆以开放、包容的姿态给社会大众提供了认识、了解古籍的渠道和机会。在开展古籍展览活动的过程中，博物馆丰富的馆藏古籍资源与智慧技术优势无疑比其他文化机构更具知识传播的优势，若加上先进的服务理念，一定能让更多人走进博物馆，主动学习、关注古籍，提高大众对于古籍保护的重视度，让古籍不仅以“实物传承”的形式流传下去，也要继承与发扬其所蕴含的宝贵文化，加强“传承性”保护，让古籍真正“活”起来。

（一）古籍保护的二元分类：原生性保护与再生性保护

古籍具有易损性和不可再生性，由于大多为纸质文物，极易受到酸化、霉变、虫蛀等损害，进而寿命缩减。对于古籍保护，学术界大多以探讨“原生性保护”与“再生性保护”为主。“原生性保护”指的是对已经破损残缺的古籍进行修复处理，并且严格把控古籍所在的环境温度、湿度等，防止虫害继续破坏古籍，减少微生物或灰尘附着于古籍表面，尽最大可能降低环境对古籍的不利影响，延长其寿命。

“再生性保护”指的是古籍内容的“再生”，即利用现代科技手段，改变古籍的原始载体形式，将古籍内容复制或转移到其他载体上，避免因古籍本身的损坏而造成内容的缺失，让文献能够长久地流传保存下去。古籍的“再生性保护”方式有影印出版、微缩复制、古籍数字化和整理再版。这四种保护方式均可将古籍的原版内容完整保存，从根本上保护古籍原件，减少人为因素对于古籍的影响，还为科研人员研究古籍提供了便利。

（二）古籍保护的新方向：传承性保护

如果将古籍的“原生性保护”理解为“形”的保护，“再生性保护”理解为“内容”的保护，“传承性保护”则可理解为“精神”的保护。我国历朝历代向来有修史编志的传统，也有众多著书立说的思想家、政治家。因此，我国拥有卷帙浩繁的古籍文献，内容涵盖政治、经济、宗教等众多方面，为研究当时的政治制度、风土人情、科技水平、教育理念等提供了详实的佐证资料，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与艺术价值。但由于古籍撰写使用繁体字与文言文，给不少观众带来了阅读上的困难，并且古籍极易受损，普通观众鲜有机会真正接触到古籍，故而给古籍在社会层面的传承造成了一定的阻碍。

随着古籍保护事业的推进，古籍“传承性保护”的难题也成为学术界的研究重点。2011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中指出，要加强对于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传播。从中可以看出“传承性保护”的重要性。古籍的保护工作也从二元分类（原生性保护、再生性保护）发展为三足鼎立（原生性保护、再生性保护、传承性保护）。只有将三者结合起来，才能构成古籍保护体系大框架，达到“形神”兼具的保护效果。

（一）注重展品的针对性

我国博物馆馆藏的古籍数量众多，向大众展出的也多为善本精品。但如上文所说，古籍的阅读本身存在一定的门槛，如果挑选展品时只注重古籍定级标准，往往很难引起观众的共鸣。因此，在策划古籍展览前，可在线上平台开展观众问卷调查，利用大数据分析，归纳观众对于当下社会生活和学术研究中感兴趣的热点问题，再根据观众关心的问题和喜好挑选展品，增加观众的参与感，也能制定更符合观众兴趣的古籍展览，吸引更多的观众走入博物馆，加入古籍传承的队伍。

考虑到博物馆观众的年龄跨度大、受教育情况不同，因此在展品的展示牌设置上，还需尽量简明扼要。关于展品的更多信息可通过自助导览设备传达给观众，如古籍的修缮情况、版本源流等。这样不仅可以减少观众的阅读压力，也能方便儿童、老年人和残障人士了解古籍信息。

此外，博物馆可以根据不同展品对应的观众的收听频率和停留时间，找出观众最感兴趣的古籍，在线上平台运用图片、音频、视频等手段补充、延伸、拓展展品信息，便于观众回顾，加深观众的印象。这一举措还能打破博物馆对于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让观众在屏幕前也能汲取古籍的文化精髓，扩大古籍的影响范围，让古籍的传承具有群众基础。

（二）重视展览的教育性

如今负责策划古籍类展览的多为博物馆工作人员，他们具备较强的文博专业背景，但缺少教育理论相关的知识，这就容易造成展览偏向于视觉效果的呈现，忽略宣传教育的开展，不利于古籍的“传承性保护”。鉴于此，博物馆工作人员要加强对于教育理论的学习，并将此运用于古籍类展览的陈列、交互体验、导览服务等方面，以此达到最佳的参观学习效果。

在古籍展览的策划阶段，要注重多感官开发体验，把听觉、视觉、触觉等各感官调动起来，让观众充分投入到展览中。如国家典藏博物馆的BOE（京东方）显示屏（图1），可以利用数字化技术展现纸质版的古籍效果，还原古籍本身的质感，让观众感到犹如正在手捧真正的古籍，增加“学习”的真实感。

图1 国家典藏博物馆BOE显示屏

另外，还要设置丰富的互动体验活动，并且互动项目要设在展览开始阶段或展厅之间相连的通道。前者可以在开始参观时调动起观众的兴趣，后者可以防止观众在参观过程中产生疲劳感。特别是前来参观的青少年观众，拥有强烈的好奇心和参与度，但缺乏耐心，注意力不够集中。因此，针对这一群体，博物馆的互动活动正好可以满足青少年喜爱交流探索、勇于挑战的特点。如孔子博物馆设置的“孔夫子问答”互动体验项目（图2），通过屏幕模仿微信界面，让青少年与只出现在课本上的“孔圣人”展开对话，在寓教于乐中达到文化传承的效果。

图2 孔子博物馆“孔夫子问答”互动体验

（三）开发个性化的服务功能

虽然博物馆在展览服务方面不断进行提升和改进，但受限于客观条件，任何形式的古籍展览都无法满足所有观众的需求。此时借助大数据和云计算的支持，博物馆可为观众提供个性化的定制服务。如观众可提前下载博物馆App，在参观过程中，对于感兴趣的古籍，可以扫描旁边的二维码进行收藏和标记，在展览结束之后依旧可以再次观赏、学习该古籍，从时间维度上延伸古籍展览。

目前，古籍展览讲解以音频为主，利用这一特点，也可为观众提供个性化服务。如博物馆可与蜻蜓FM、喜马拉雅等平台展开合作，推出古籍的历史背景、古籍的递藏流传情况、古籍的深度解读等节目，观众不论在场馆内还是场馆外，都可以收听自己感兴趣的内容，App所具备的留言讨论功能也能让观众之间展开友好互动，在相互探讨中促进古籍的宣传与传承。

（四）古籍展览的日常化

鉴于智慧博物馆的科技手段，不仅能给观众提供实时的知识和教育，也能为观众培养学习习惯提供支持。在生活节奏不断加快的今天，许多对古籍感兴趣的观众无法亲自走进博物馆感受古籍的魅力，这时网络社交软件就显得尤为重要。博物馆通过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等社交平台，每日发布一条在展古籍信息，让观众利用碎片化的时间接触古籍知识，养成主动学习、每日学习的习惯。如国家文物局推出的《如果国宝会说话》节目，每期通过4~5分钟左右的短片介绍一件文物，讲述文物背后所蕴含的中国精神与内涵，如果将此类方式延续到古籍展览中，打造线上线下双重观看体验，将大幅度提升观众的学习频率，让古籍的传承走入大家的日常生活，让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具有更旺盛的生命力。

古籍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博物馆承担着古籍研究、保护和传承的使命。文博工作者需合理利用智慧博物馆的科技手段，加强古籍展览的各项体验，开发古籍展览的个性化服务，实现古籍资源的高效利用，为古籍的传承性保护创造更多有利条件，为我国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的宏远目标而不懈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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