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牧耕，黄文治

(安徽大学 历史学院，合肥 230039)

党团关系是中共党史与青年团史的重要研究内容。(1)本文所聚焦的“党”指的是中国共产党，英文简称C.P.或者P.，别称有“大学”“C校”“西校”等；
“团”指的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或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英文简称S.Y、C.Y或者Y，别称有“中校”“中学”等。历史上，青年团名称随团组织发展而有所更改。1922年5月，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将组织定名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1925年1月，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本文除具体引用之外一律将其简称为团或者青年团。此外，本文的“党团”指中国共产党与青年团，并非苏区时期中共于苏维埃、工会及其他群众团体中建立的组织机构。大革命、土地革命时期，党、团组织竞争一度较为激烈。青年团虽为党的助手与后备军，党团关系却受到共产国际、国共关系、中共内部组织路线、革命工作实践状况等诸多因素影响，不断变动。对早期党团关系进行研究，既可呈现党、团组织的互动过程，又可展现党团双轨制度在中国的输入与演绎过程，具有一定学术价值。

现有党团关系研究大致可分为区域性研究与整体性研究。区域性研究方面，有学者对上海、北京、广州、福建、四川等地党团关系作出梳理，并结合不同区域特性，就上述地区党、团组织的合作与发展、融合与分化、纠纷与龃龉进行探讨。(2)相关研究如：何志明：《早期中共与青年团之间的组织纠纷及其调适——以四川地区为考察范围》，《党史研究与教学》2014年第5期；
何丹丹：《建党初期上海党团关系研究(1921—1923)》，华东师范大学2010年硕士论文；
肖淑娥：《陈独秀与广州地区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创建发展——兼论早期党团关系的处理》，中共中央党校2014年硕士学位论文；
曹强：《1921-1927年北京青年团组织发展研究》，中共中央党校2011年硕士论文；
陈娴：《闽西共青团研究(1926-1934)》，福建师范大学2013年硕士论文。整体性研究方面，有研究注意到党团双轨制度植入中国后所引发的问题，将党团关系研究由表象性研究深入至制度性研究，从中央视角呈现青年团由“第二党”向中共“后备军”的转变过程；
亦有研究对党团诞生至党的十八大召开期间的党团关系进行概述，介绍党团关系的形成与发展、挫折与教训、探索与创新，为从宏观层面考察党团关系奠定基础。(3)相关研究如：黄金凤：《从“第二党”到后备军：共产党与青年团早期关系的演变》，《近代史研究》2011年第3期；
郑洸、叶学丽：《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共青团关系史略》，中共党史出版社2015年版。

上述研究多以某省或某市的党团关系为研究对象，而甚少关注山区党团关系，因此存在一定拓展空间。在大别山区，革命“下乡”后，党团不分现象较为普遍，各区域党、团在党中央与团中央指示下以分化方式调整二者组织关系。国共分裂后，随着中共、青年团组织重心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山区转移，大别山区党团关系调适工作成为鄂豫皖苏区组织工作的一部分，再次经历变动。本文力图梳理大别山区党、团的融合与分化过程，在展现二者组织实态的同时，探索大别山区党团关系的现实状况与改进尝试。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参照苏俄体制于党组织外另建青年团，作为其助手与后备军。然而，党团双轨制度在中国并无先例可寻，党团关系经历长期完善才最终确立。作为党团关系整体的一部分，大别山区早期党团关系经历了艰难的演进与调适过程。

大别山区位于鄂豫皖三省交界处，主要包括安徽西部、河南南部以及湖北东北部。五四运动前后，在外求学的知识分子先后返乡，开展马克思主义宣传活动，成立各式马克思主义团体，党组织与青年团陆续建立。1921-1927年作为大别山区党、团初步发展期，亦是党团关系调整的初始时期。此时，大别山区党组织与青年团缺乏负责人，难以稳定发展。1924年，薛卓俊致团中央信中提到，安庆青年团随学潮平静解散，“分校难于成立矣”。(4)中央档案馆、安徽省档案馆：《安徽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第1册(1922年-1927年)(内部编印)，1987年，第16、23页。1925年3月，团武昌地委反映大冶地区青年团无人主持，相关工作“暂形停顿”，黄安、天门虽有组织基础与“同学之关系”“惟现因无负责之人，故未能进行组织”。(5)中央档案馆，湖北省档案馆：《湖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群团文件》(1925年-1926年)(内部编印)，1983年，第36-37、185、30、107、185、294、277页。这种情况下，青年团存续尚存问题，党、团之间难有清晰划分。1924年秋，李子芬创建黄梅党团特别支部时，党与团便共同活动而未划分。(6)中共黄梅县委党史资料征集编研委员会办公室：《黄梅县革命史资料》第1辑(内部编印)，1984年，第171页。1925年7月，熊映楚接任李子芬担任黄梅特支书记，“熊同志同时又负大学责任”，党、团事务仍旧由他一人负责。(7)中央档案馆，湖北省档案馆：《湖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群团文件》(1925年-1926年)(内部编印)，1983年，第36-37、185、30、107、185、294、277页。信阳地区组织创建时，党员、团员人数少，党团合组现象较为普遍，有青年团甚至直接附设在党组织内。[1]171922年春至1923年，安庆党员与团员也在同一组织内生活，直到1924年才分开。[2]21

大别山区党、团在工作内容上亦未进行严格区分。作为“中国青年无产阶级的组织”，青年团应当关注青工、青农与学生工作。但实际运作中，基层青年团对工作内容缺乏认识，同党一起工作或做党的工作。1925年3月，团武昌地委表示黄梅、汉川有发展农民运动之基础，唯因缺乏负责人，相关工作无从开展，“良田千里，无人耕种，殊为可惜也”。(8)中央档案馆，湖北省档案馆：《湖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群团文件》(1925年-1926年)(内部编印)，1983年，第36-37、185、30、107、185、294、277页。8月，团武昌地委再次就农民运动发表看法，认为黄梅、黄冈等地农运在青年团领导下“有蒸蒸日上之势”。(9)中央档案馆，湖北省档案馆：《湖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群团文件》(1925年-1926年)(内部编印)，1983年，第36-37、185、30、107、185、294、277页。该年12月，黄镜致团中央报告提到黄梅特支“指定同志作农运”“设法组织码头工人”。(10)中央档案馆，湖北省档案馆：《湖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群团文件》(1925年-1926年)(内部编印)，1983年，第36-37、185、30、107、185、294、277页。黄梅等地革命工作相继开展固然可喜，但农民运动、工人运动应当由党组织负责，黄梅青年团与团武昌地委明显模糊了党、团工作范围。直到1926年，黄梅特支才在党中央与团中央指示下认识到其工作失误，承认当地党、团“没有分化”“一切国民运动、农民运动、青年运动等工作都归中学领导”。(11)中央档案馆，湖北省档案馆：《湖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群团文件》(1925年-1926年)(内部编印)，1983年，第36-37、185、30、107、185、294、277页。此外，国共合作期间，共产党员与青年团员大都加入国民党，帮助国民党实行改组。安庆青年团便要求当地团员在暑假期间“组织民校，宣传三民主义”。(12)中央档案馆、安徽省档案馆：《安徽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第1册(1922年-1927年)(内部编印)，1987年，第16、23页。1923年，安庆23名团员中，有21人参与国民党工作。[2]72黄梅、黄冈等地团特支“对外工作在大中校未分化之处，多半为领导民校和农运”。(13)中央档案馆，湖北省档案馆：《湖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群团文件》(1925年-1926年)(内部编印)，1983年，第36-37、185、30、107、185、294、277页。可见，组织建立初期，大别山各区域青年团除青年工作，还从事农民运动、工人运动，并参与国民党工作，党、团工作具有同质性。

中共党组织、青年团建立初期，党团不分较为常见，大别山区并非特例。但是，随着党团组织不断发展，依照党团双轨制度调整二者关系势在必行。1925年1月，中共“四大”指出，“S.Y.的团员有许多是超过年龄的，而所做的工作是与C.P.没有一点分别”，要求青年团在“绝对的受党指导”时，保持组织独立与青年工作自由。[3]为贯彻相关决议，青年团于1925年1月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对党团关系作出规定。决议案主要有三方面内容：其一，青年团需专注青年工人及学生群众运动；
其二，青年团需严格接受党的监察与指挥；
其三，党员、团员以25岁为界实行分化。(14)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办公厅：《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第2册(1925-1927)(内部编印)，1957年，第63页。这之后，为进一步推动青年化，团中央要求各级团组织将20岁以上的团员悉数介绍加入共产党，未满20岁但具有一定工作能力的团员也可加入党组织，未满20岁的党员则划归为青年团，超过23岁的团员完全脱离团。[4]40

大别山区党、团在党中央与团中央指示下开展分化工作，但由于山区偏远，各区域党团组织建立、发展受革命知识分子回乡时间、组织理念影响，具有较大不确定性，有区域“有党无团”，而有区域“有团无党”。组织的不平衡发展使部分区域党、团无法顺利分化。且鄂豫皖苏区此时尚未形成，大别山各区域组织分化工作分别受安徽省临时省委、湖北省委与河南省委指导，在分化时间与效率上并不统一。1925年信阳党、团接到上级决议后迅速分化，于当年夏天便成立共青团信阳特支，分化工作初步完成。[1]17安庆青年团于1926年1月实现分化，(15)中央档案馆、安徽省档案馆：《安徽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第1册(1922年-1927年)(内部编印)，1987年，第70、225、91、64、64页。黄冈团特支原有20余人在分化后仅剩11人，黄梅特支也有近一半团员转为党员。(16)中央档案馆、湖北省档案馆：《湖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群团文件》(1925年-1926年)(内部编印)，1983年，第291-294、295页。然而，寿县党、团却未能如期分化，裘年志致团中央报告提到当地分化工作“终未实行”“因为诸同学虽有年纪为限，但都是作青年运动的(如小学教员及中学学生)，况且本地又没有大学的组织，合作精神已难以振作，如再分开组织，则更难有效”。(17)中央档案馆、安徽省档案馆：《安徽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第1册(1922年-1927年)(内部编印)，1987年，第70、225、91、64、64页。

大别山区党、团在执行党中央、团中央分化决议时，逐步有机械化执行的趋势。由于团员年龄上限低至23岁，大别山区党员数量不断增加，但这同时产生负面影响。一方面，青年团中的优秀分子不断被党组织吸收，青年团自身难以发展，团安庆地委便抱怨到：“对象青年太少。在安庆许多学校中，除小学外，学生年岁都在二十以上，这种对象一介绍进来，就转入大学去了。故大学发展组织事，比中学容易得多。现在此地中学欲找四个纯粹中学生而不可得，其余均一律大学兼中学，且脱离中学者亦复不少。”(18)中央档案馆、安徽省档案馆：《安徽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第1册(1922年-1927年)(内部编印)，1987年，第70、225、91、64、64页。黄梅团特支也只得降低发展成员年龄上限，转而吸纳十八岁以下成员，成立少年团做儿童运动。(19)中央档案馆、湖北省档案馆：《湖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群团文件》(1925年-1926年)(内部编印)，1983年，第291-294、295页。另一方面，青年团作为党组织助手与后备军，应当将团组织内优秀分子贡献给党组织，但仅以年龄为标准区分党团员的方法忽略了入党人员的思想政治水平与工作能力，影响党的先进性，团安庆地委在报告中申明：“此地同学若照年龄论，大多数均已过了二十岁，(仅有一二同学不及二十岁)，但是了解主义及肯为团体工作者很少，若使这些人完全加入大学，是否无其他危险发生。”(20)中央档案馆、安徽省档案馆：《安徽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第1册(1922年-1927年)(内部编印)，1987年，第70、225、91、64、64页。面对激增的党员数量，大别山区地方党组织一时无法为其安排工作，团安庆地委汇报道：“此地同学，现仅有二十三人，在民校及其他团体活动尚很难够分配，若再加大学的组织，工作分配更觉困难，此层将如何解决，请给我们以具体的指导，然后方敢执行该项通告。”(21)中央档案馆、安徽省档案馆：《安徽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第1册(1922年-1927年)(内部编印)，1987年，第70、225、91、64、64页。

总的来说，组织初创时，党团不分现象在大别山区较为普遍，党团双方在组织系统与工作内容上有很大重叠。针对此现象，大别山各区域党、团实行分化，并在信阳、黄梅、安庆等地取得一定成绩。但是，良性党团关系应当是党、团定位分明、各司其职、相互配合，而并非并行的两套组织系统，党中央、团中央应当制定完善措施，使各地各级党、团在对自身性质、定位有深刻体察的情况下实行分化，相关工作存在调整空间。

1927年前，大别山区党、团遵照中共中央与青年团中央指示，在信阳等地初步实现组织分化，党团关系得到调整。然而，这一工作未能持续进行下去。自1927年国共分裂至1931年鄂豫皖党中央分局、团中央分局成立，大别山区党团关系在内外因素影响下复又失序，并产生颇多组织问题。

随着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反共”，中共与青年团组织遭受严重破坏，湖南、山东、浙江、广东等地团组织负责同志惨遭杀害，青年团人数锐减，至1927年12月“全国团员总数锐减到比四次大会时的半数以上”。(22)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办公厅：《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第3册(1926-1927)(内部编印)，1957年，第569页。大别山区未能幸免，如在鄂东，“各县团的组织，经过国民党叛变后的严重摧残与党的组织同样的完全塌台”。(23)中央档案馆、湖北省档案馆：《湖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特委文件(1)》(1927年-1934年)(内部编印)，1985年，第263页。青年团由半公开转入秘密状态，分化工作被迫中断。且青年团不及党组织严密，易受敌人破坏，这会间接带动党组织也遭到破坏，中共河南省委便多次因青年团省委委员叛变遭到破坏，以至“C·Y·省委简直是断送了河南革命工作与党和团的组织”，(24)中央档案馆、河南省档案馆：《河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乙种本》(1927年-1934年)(内部编印)，1985年，第16页。党对团有不信任倾向。

为应对国共分裂造成的组织危机，黄、麻地区主动合并党团，成立合组组织。据戴季英回忆，国共分裂后，其所在组织发生动摇，一批领导人出走，坚持革命的党、团员无领导机关，日常事务只能由曹学楷、戴季英等少数几人负责，党团组织最终在攻克黄安县城后“合为一个县委”。[5]65-68尹家嘴会议上，戴季英被任命为黄、麻党团合组县委书记兼黄安武装总指挥，统一领导地方革命工作，这是大别山区基层组织面对危机所采取的被动因应。[5]77为尽快恢复地方组织，大别山区党组织也会暂时淡化相关理念，对地方党、团融合状况采取默然态度。以商南地区为例，1927年11月或12月，潢川县委组织委员兼青年团县委书记蒋明华(蒋镜青)由潢川来到商城改组县委，整顿党团组织。1928年2月中旬，蒋明华赴南乡重整和、乐两区组织，组建中共商南区委与团商南区委。1929年5月，商南党、团共同策动商南暴动，二者事实上融合在一起。[6]在六安，独山暴动失败后，城内青年团机关遭到破获，负责人冯先栋被害，团组织无形解体，幸存团员只能由党组织领导、分配工作。[7]222这种情况下，党团双轨制度在基层无从落实。

就中共内部组织路线而言，1930年6月，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共中央占据统治地位。中共中央长江局成立后，在中央要求下指示长江流域各党团、工会合并，成立行动委员会，表示“行委是最集中的一种组织形式”，行委成立后“不应有第二个组织系统存在”。(25)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长江局文件汇集》(1927年、1930年)(内部编印)，1985年，第230、310页。长江局派遣聂洪钧向鄂豫皖特委传达指示，要求特委取消青年团，成立行动委员会。此要求下，不仅团组织独立性遭到打击，众多团员更因盲动冒进牺牲，皖西团组织牺牲成员三百余人，六霍地区仅剩团员五十余人。[7]474-475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决定取消行委后，党、团组织重新分化又造成许多组织问题，“合时容易，现在从混合中分开来可大不容易”。(26)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长江局文件汇集》(1927年、1930年)(内部编印)，1985年，第230、310页。“左”倾情绪影响下，大别山区党、团连仅有的组织系统都无法维持，遑论改善彼此关系。日后，皖西北特委指出，“立三路线”实则取消青年团与青年工作，党组织要号召各级同志与这种倾向作斗争，“防止先锋主义、第二党倾向与党团对立现象”。[7]512

内外冲击下，大别山区许多党、团呈现融合状态，组织关系严重失序。巡视员郭树勋便曾指责豫南地区组织除信阳外，“其余多为党团混合组织”“东南最近才开始分开，分开后的情形不清楚，西南完全是混合的”。[7]161此种党团不分现象虽不符合中共组织理念，但不失其合理性：一方面，中共经历反革命政变后，组织力量薄弱，重建、整顿各级组织是首要任务，党团关系调适工作居于次要地位；
另一方面，党、团暂时融合，可最大程度调动组织力量，配合武装暴动政策执行。但党组织与青年团定位、职能毕竟不同，长期融合势必产生组织问题。

党、团间的对立倾向是多种组织问题中较为严重的一项。党组织与青年团虽有共同的革命目标与信念，但由于二者在组织上具有独立性，其利益诉求难以始终保持一致。国共分裂后，中共中央于党内开展反“机会主义”。青年团因反对陈独秀“机会主义”较早，受到莫斯科表扬，“第二党”倾向愈演愈烈，不少地区青年团与党组织就暴动问题产生龃龉，“取消主义”“先锋主义”等错误倾向相继发生。

大别山区地处偏远，青年团如果离开党组织庇护，往往独木难支。早在中共鄂豫边第一次全区代表大会中，党便鼓励青年团“独立发展到成年群众中去”，[8]39-40但“组织上还是有党的组织的地方即有团的组织”。[7]110这说明，大别山区青年团名义上虽有组织独立性，但于具体运作中，政治、组织、工作等方面均受党组织主导。这促使大别山区党、团间的对立倾向绝大多数是党对团的“取消主义”与青年团自身的“关门主义”，“先锋主义”在此地青年团中不明显。由此可见，大别山区党团关系也并非“不是东风压倒西风，便是西风压倒东风”的局面。[9]

从党的角度观之，此种运作模式带来的后果是，如果党重视青年工作，则党团关系较好，如果党轻视青年工作，则会形成党对青年团的“取消主义”，破坏党团关系。陂安南八里区党组织对青年工作采取讥讽态度，党团关系十分紧张。[10]329黄安党组织未对青年团施以政治领导，每月仅向青年团拨付不足百元经费，党团间“好像父子关系”。[7]40即使“立三路线”得到纠正，“取消主义”仍然存在，有部分党组织即成立青年工作部取代团工作。[10]502黄安党组织认为青年团能力薄弱，不能保守秘密，拒绝团书记参加会议，拒绝将党的问题传达给青年团，“这些现象都充分保存着对团的取消观念，是立三路线的残余，这都是促成党和团对立的主要原因”。[10]329

从青年团角度观之，青年团对自身性质、定位、工作范围认识不足，不理解党对青年团的政治领导关系，“而跟同党一阵(道)去进行工作”。[10]329有区域青年团消极工作、和平倾向浓厚、不公开组织，对青年工作抱有“关门主义”“只做童子团，少先锋(队)的工作，认为其余工作都是党的”。[10]289巡视员何玉琳也对此进行批评，指责鄂东北党组织“否认青年和妇女群众的革命作用：党团纠纷(黄安)根本原因系由此而起”。[7]123

此外，大别山区颇多革命者兼具党、团员双重身份，如皖西北640名党员中，兼有团员身份的人数达到340名之多，“在党员数量中要占一倍(半)以上”。[7]466组织问题由此产生，例如，兼团员的党员应当参加党的支部生活还是团的支部生活？应当交党费还是团费？这都需要党团上级作出指示。[10]330更甚者，皖西北红军因大量双重身份成员存在，“团在红军中组织上无系统”，[7]467这明显有违党团关系调适工作的初衷。并且，党中央与团中央虽要求下级组织改善党团关系，但其部分政策在客观上起到反作用。例如，1927年12月6日，中共中央与青年团中央发出通告，指出：“兼团员的党员应努力参加团的工作，负有领导团员群众的责任；
团应经常介绍好的团员入党(但非满二十三岁者不必脱离团)，增加党在团内的成分与影响。”[4]51据此要求，皖西北特委提出“党必须把青年党员由党内划分出来，去帮助青年团工作”。[7]399此举不难理解，以兼团员的党员负责青年团工作，其目的在于使这部分人成为党、团间的联结纽带，强化党对团政治领导的同时，保持青年团组织独立性与青年化。但实践过程中，这增加了双重身份成员数量，使本就混乱的组织工作更为复杂。

人才争夺亦是大别山区党团矛盾焦点。中共组织理念要求青年团为其输送人才，但党组织“调干部很多不经团的同意”。[10]286团员个人对青年工作也“没有兴趣”，要求前往党内工作。[10]329与之对应，青年团为保持影响力，不能放任党组织无限制抽调人才，于是同党争夺干部、群众，党、团之间“闹意气”。[8]143鄂豫皖党中央分局与团中央分局成立后，不得不对二者间的干部调动问题作出安排，要求党调动团干部时，须得青年团同意，如青年团不同意，则要在不耽误工作情况下提交上级党与团部解决。[10]330

在内外冲击下，党团关系调适工作在1927-1931年虽未完全停止，但相较于组织生存工作只能居于次要地位，展现出一定滞后性。大别山区党、团在1927年前所取得的分化成果亦因此遭受重创，许多初步完成分化的组织复又融合。鄂豫皖党中央分局与团中央分局成立后，不得不重新调适党团关系，相关工作同时又具有反复性。

鄂豫皖党中央分局、团中央分局成立前，大别山区党团分化工作抑或受基层组织实态影响难以推进，抑或在内外冲击下让位于组织生存工作，无法得到持续贯彻。从分化政策本身来看，仅以年龄区分党、团组织的方式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党团关系问题，更无法达成理想的党团双轨模式。党中央分局、团中央分局成立后，试图通过清晰党团定位、性质、职能等方式，解决党团关系问题产生的内在原因，并在此基础上间接促成党、团的组织分化。

首先，党中央分局、团中央分局竭力调和党、团矛盾。青年团的“先锋主义”在大别山区虽不明显，但从党组织与青年团关系的整体发展角度而言，党团关系总是在“党对团的政治领导”与“青年团的组织独立性”两端徘徊——当党处于强势地位时，“党对团政治领导”便发展为对团的“取消主义”，而当团强大时，便会放大“青年团的组织独立性”至“先锋主义”。对于党组织与青年团来说，这均为难以舍弃的原则性问题，党团关系随之陷入两难境地。在大别山区，党中央分局与团中央分局组建后，弱化法理上党团间的“领导与服从”关系，以及青年团的组织独立性，在尽量不触动双方原则性问题的情况下，建立一种党指导下的党团合作关系。1931年7月，党中央分局、团中央分局发布联字通告，对建立正确党团关系作出详细规定，要求青年团在党的领导下进行工作，党团会议互派代表参加，“为实现党的政治任务而努力”；
同时，党也需要对青年团工作予以支持，尊重青年团合理关切与组织独立性，团干部调动问题要经过青年团或上级组织同意。[10]329-331在此关系中，党中央分局、团中央分局虽然仍强调党对团的政治领导，却对党的权力进行一定程度限制，党团之间的合作意味得到凸显。即使同级党、团产生难以消除的矛盾，它们仍可以诉诸上级组织予以仲裁，从而达到避免地方党团矛盾产生的目的。

其次，党中央分局、团中央分局为青年团因地制宜地划定工作范围。青年团“三大”后，提出“青年群众化”口号，要求各级团组织为青年团本身利益服务。但由于大别山区工业基础薄弱，青年学生数量稀少，发展青年学生与青年工人的空间有限，党团工作始终难以清晰划分，青年团“做的工作和党基本上一样，只有工作对象的年龄有所不同而已”。[4]49不仅如此，鉴于大别山区所具有的军事化性质，扩大红军、拥护红军、巩固苏维埃是当地每个组织都要面对的重大任务，党、团工作的同质化倾向仍然严重。1930年1月，鄂豫边特委致中共中央报告显示，青年团工作范围模糊，内容简单。(27)中央档案馆、湖北省档案馆、河南省档案馆、安徽省档案馆：《鄂豫皖苏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省委文件》(1929年-1934年)(内部编印)，1985年，第104-105、233-234页。鄂豫皖特委成立后，有关青年团的工作汇报亦是夹杂在各汇报中的寥寥数语，相关工作不具体、不独立、不系统。(28)中央档案馆、湖北省档案馆、河南省档案馆、安徽省档案馆：《鄂豫皖苏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省委文件》(1929年-1934年)(内部编印)，1985年，第104-105、233-234页。这也是党中央分局、团中央分局多通过联合通知、联字通告下达指示的原因。团中央分局成立后，通过细化工作内容的方式，做党组织工作的“次等工作”，不仅更加注重党与红军的预备、后勤工作，还从事苏区戒严和侦探事务，以及苏维埃政权建设活动，并在此基础上发展粮食生产工作、文化教育工作、非苏区工作、少先队与儿童团工作，“团的工作是表现了他的成绩”。[10]539

党、团建立后，由于双方在成员与工作内容上的同质化倾向，青年团的许多问题在党组织中也较为常见，党组织并不比青年团完善多少。但由于党团双轨制度将青年团定位为党的助手与后备军，青年团在与党组织相处过程中居于天然的次要地位。此种组织格局导致党中央与团中央在处理党团关系时，多强调党组织对青年团的帮助与指导，而忽略青年团组织自身的建设。[4]34鄂豫皖党中央分局、团中央分局成立后，关注到大别山区青年团的组织建设问题，力图改造地方青年团，推动其无产阶级化、青年化、群众化，以此解决因团组织薄弱所造成的党团关系问题。

鄂豫皖党中央分局、团中央分局秉承阶级观念，认为地方团部有小资产阶级、富农、学生、知识分子等“不良分子”，非无产阶级意识普遍存在，要求青年团“举行广泛的清洗运动”，[10]517着重吸收雇农、贫农、工人和可靠家庭出身的青少年入团，将“不良分子”清理出革命队伍。1931年10月，鄂豫皖党中央分局、团中央分局联字通告要求“赤区党及团要在这一动员中找出真正革命积极分子加入党和团，或在党和团员中提拔新的干部，同时淘汰一切表现不积极的退却畏缩的分子”。[10]443陈昌浩亦要求下级团组织“把不可教育的无用分子及异己分子清洗出去，把工人、雇农、贫农、好的中农青年大批吸收入团”。[10]285

团中央分局还强调对团员的教育工作。团员入团前无教育工作，入团后无训练工作，大多数团员不识字，无法阅读党报、团报，阻碍政策深入支部，影响党团关系改善。团中央分局要求青年团吸纳团员时，需对入团同志进行教育，使其“自愿入团”。[10]5511931年8月，团中央分局要求各级支部、区委、县委、特委及红军中团小组“专门读党团的报纸”。[10]550皖西北特委也要求基层组织“加强团的无产阶级教育”，通过开办训练班、出版团报等方式，推动青年团严密执行上级政策，健全党团关系。[7]423

为推进青年团青年化，鄂豫皖党中央分局、团中央分局对红军中团员年龄作出规定，提出：“(1)十六岁到二十三岁是团员年(龄)，凡在此年龄内一律划规(归)团。(2)二十岁到二十三岁者若经过党理(里)介绍可兼党。(3)十六岁到二十三岁的团员若负党与军事的重要工作，可以兼党不必参加团的会议。”[10]362值得一提的是，党中央分局、团中央分局仅要求红军中团组织执行此决议，对于红军外的大别山区普通党、团则未予明确要求，以此避免引发其他组织问题。

保守观念、“关门主义”、和平倾向是影响党团关系的重要因素。经过反革命政变与“立三路线”冲击，部分团组织“不接近群众，害怕公开训练干部”。[10]542这导致青年团无法承担应有任务，加重党组织负担。对此，党中央分局、团中央分局要求青年团公开组织工作。1931年6月，陈昌浩要求青年团公开征收成分良好的雇农、贫农、工人入团，培养团员吃苦耐劳精神，发挥团员模范作用，“把团的全部工作放在广大群众监视之下”。[10]2851931年8月，团中央分局第一次扩大会议就青年团公开事宜作出11项规定，[10]551要求团组织密切与群众关系。组织公开后，“团的影响的确扩大了，团在青年士兵中的信仰有了初步的建立”。[10]562

鄂豫皖党中央分局、团中央分局所制定的相关政策既注意到大别山区组织特性，又吸收了过往党团分化政策相关经验，在政策层面达到了较为成熟的程度，对大别山区党团关系的改善发挥一定的积极作用，“党对团的取消观念现在渐渐肃清，有很多地方对团的领导很好”。[10]563然而，上述政策却在实践层面遇到阻碍。随着苏区外部军事压力日渐增加，以及党中央分局、团中央分局工作重心向肃反转移，有关党团关系的汇报几乎不见于苏区各级组织文件，诸项党团关系调整政策无法落实，党团关系调整工作面对内外压力十分脆弱。

“左”倾路线影响下，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提出改造党的同时，“要改造青年团，发动团内两条战线上的斗争”，[10]512决定于青年团实行肃反，强化对地方组织领导。对于这一错误决议，团鄂豫皖中央分局表示完全接受，并提出“改组派”“AB团”“第三党”“团内一个样的发现不少，并且比党内还要更多”，团孝感中委书记、团光山县委书记、团皖西北特委书记等大批地方和军队团干部遭到错误惩处，地方青年团工作无人领导。[10]568团中央分局只能提拔新干部予以补充，但新干部缺乏工作能力与经验，“没有一个人能有一个全盘的了解和全部工作的布置”，[10]569鄂豫皖党中央分局、团中央分局所制定的调整政策无从落实。

就外部形势而言，面对国民党军事“围剿”，大别山区党、团生存压力日渐增加，鄂豫皖省委不得不要求下级青年团“厉行全体青年团员军事化，发展青年与儿童的文化政治军事教育”“使青年成为革命的国内战争中一个有力的指挥”。[8]226为应对残酷革命环境，鄂豫皖省委不得不再次强调党、团组织秘密性，二者活动对象、工作范围又有融合趋势。1933年后，随着斗争形势进一步恶化，各级团组织或被迫取消、解体，或根据需要合并。1934年夏初，鄂豫皖苏区已“没有团的省委，青年完全失去了团的单独领导”。[8]572

大别山区党团关系调适工作陷入困境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虽然鄂豫皖党中央分局与团中央分局极力推动下级党、团组织关系改善，并配以多方面措施，但大别山区地方党团受限于组织程度、成员素质、利益诉求，难以在短时间内达到政策要求，诸项工作只能依靠上级权威强力推动。残酷的革命环境也无法为大别山区党团关系提供足够的调适空间，大别山区各级党组织、青年团为满足革命需要，必须保持党的绝对领导以及高效的组织运作模式，青年工作并不迫切，党团关系调适工作因此具有脆弱性。

大别山区党、团建立后，以分化方式调整二者组织关系，这一过程十分曲折。一方面，大别山各区域组织发展水平层次不一，党中央与团中央的分化决议因基层情况难以推进；
另一方面，作为党、团关系整体的一部分，大别山区的组织分化工作在国共分裂与“立三路线”冲击下遭遇顿挫，并产生颇多组织问题。1931年鄂豫皖党中央分局与团中央分局组建后，为大别山区党、团制定了清晰的调整政策，局部地区党团关系开始转好。然而，因国民党外部“围剿”与苏区内部肃反，党团关系调整政策无法得到充分实践，党团组织又趋融合。1934年后，青年团在大别山区的活动基本终止，引发当地党团关系问题的体制性原因实质上未能得到妥善解决。大别山区党、团关系的调适工作展现出滞后性、反复性与脆弱性的特点。直到中共“八大”，中共明确规定青年团组织从属党组织原则，才较为妥当地解决了党团关系问题，中共良性党团关系才进入新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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