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徐青

（江苏师范大学 商学院，江苏 徐州 221116）

中国共产党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高质量发展”一词，明确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此后“高质量发展”频繁出现在国家规划、决议、政府工作报告等中。可见，高质量发展已成为我国发展的基本判断和战略定位。

高质量发展不同于高速发展，是在高速发展的基础上注重对“质”的提升，是经济发展、改革开放、城乡建设、生态环境和人民生活的高质量，要从经济发展的有效性、协调性、创新性、持续性和分享性等方面去衡量高质量发展。虽然我国已经处于高质量发展阶段，但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仍然突出，主要体现在经济发展质量、效率、动力和结构等方面。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需要发展数字经济、共享经济以培育新的增长点，促进动能的转换，推动互联网等与实体经济的融合，以建设数字中国。《十四五规划和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中也指出要以数字技术为基础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不断催生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壮大经济发展新引擎。数字经济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形态，是催生新产业、新模式的重要力量，能够快速渗透到各个领域，已成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大支撑。以数据为生产要素的数字经济，借助数字技术，依托现代信息网络，不断融合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从而形成更高阶的经济发展形态。微观上，以数字技术为驱动力，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
中观上，推动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转型，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加快新产业成长；
宏观上，以数字环境为抓手，推进数字治理进程。只有抓住了数字经济发展的先机，理清数字经济赋能我国高质量发展的内在机理，才能真正推动高质量发展。

因此，本文的边际贡献在于：（1）从数字经济视角研究我国高质量发展，为各省市的高质量发展提供新的思路。（2）在现有文献的基础上，综合考虑各细节指标，构建较为完善的数字经济与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3）实证探究数字经济与高质量发展的关系，分析两者之间的可能存在的机制及区域异质性。

对于数字经济与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关系，学术界多从理论上研究两者之间的内在机理，如荆文君和孙宝文（2019）[1]从微观、宏观两个角度探讨其内在机理，分别从互联网等技术形成的规模经济、范围经济及长尾效应的经济环境，新的投入要素、资源配置效率等角度进行深入研究；
丁志帆（2020）[2]在系统总结数字经济内涵的基础上，立足“微观-中观-宏观”分析框架，探讨两者之间的内在机理。只有少部分学者从实证的角度进行研究，如陈晓东和杨晓霞（2021）[3]分别构建数字经济和产业结构的指标体系，基于灰关联熵与耗散结构理论进行实证分析。因此，本文首先从理论上研究数字经济赋能高质量发展的内在关系：

作为一种全新的经济形态，数字经济通过改善创新条件、完善创新过程、提升创新结果，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动力支撑；
通过数字技术的赋能作用协调区域发展，优化区域空间结构，满足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
通过释放数据价值推进资源节约、污染控制与生态保护，构建高质量发展的绿色新形态；
通过推进数字技术脱虚向实，打造“走出去”与“引进来”双轮驱动模式，走好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
通过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真正落实全民共享、全面共享、共建共享和渐进共享，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根本目的，具体的内在逻辑关系如图1 所示。

图1 数字经济、五大发展理念与高质量发展的关系

（一）数字经济、创新与高质量发展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数字经济作为一种新业态，通过知识溢出、数据共享等优势营造创新氛围、推进核心技术的研发、加快创新成果转换，从创新条件、过程、结果三个维度赋能高质量发展。其一，数字经济营造浓厚的创新氛围，为激发创新活力、增强创新动力创造良好条件。数字经济背景下，创新发展理念不断被强化，创新氛围不断被加强，创新热情不断被激发，持续创新行为也由此产生，并由此形成良性循环[4]。在整个循环中，尊重人才、尊重知识、尊重创造的意识也在不断发展，倒逼人才培养机制、知识产权保护体系的完善，改善原先的创新条件，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前提条件。其二，数字经济推进核心技术的研发，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完善创新过程。数字经济推动数字平台建设，并以此为媒介吸引科创资源集聚，在数字技术的支持下深化高端芯片、基本算法、工具软件等的开发，不断强化基础研究能力，为突破量子通信等关键技术奠定基础，助力解决“卡脖子”技术难题，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牢牢把握发展的主动权。其三，数字经济加快创新成果转换，推动构建创新共同体，为提升创新结果助力。数字经济加快科学研究进程，并通过产学研等平台建立政企校之间的桥梁，形成“科研-转换-效益-科研”闭环的科研产业链，共同推动科研成果转换，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因此，数字经济通过颠覆传统的战略规划与创新思维，形成新兴的数字战略与思维，在充分利用数据资源的基础上，从长远的角度做好战略规划。

（二）数字经济、协调与高质量发展

协调是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强调系统性、平衡性与整体性。数字经济融入到中国各区域，缓解省市、城乡发展中的不平衡问题，赋能高质量发展。作为区域经济的新动能，数字经济完善各类发展平台并向偏远地区等进行延伸，在促进合作的同时实现区域协调发展。其一，数字经济的发展加快增长动力的转换，促进国家级新区、各类示范区等区域功能平台的发展，缓解省市的发展不平衡问题。这些功能平台充分发挥先行先试的优势，迸发无限的经济活力，促进自身生产力发展，不断辐射到中西部地区，推进资源的共享，深化多方合作，扬长补短，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实现区域的协调发展。其二，数字经济的发展打破城市和乡村之间的隔阂，增强两者的融合度；
打通城乡之间的要素市场，促进要素的对流。数字经济通过增强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能力，提高要素的配置效率，并促进要素的双向互动，不断缩小城乡差距，推进农村城镇化和城乡一体化。

（三）数字经济、绿色与高质量发展

绿色是高质量发展的普遍形态，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问题，强调资源的有效利用与环境保护。数字经济通过释放数据价值提高效率、变革技术路径减少排放、促进协同合作治理污染，推进事前、事中、事后的绿色规划，真正处理好发展与绿色的关系，契合绿色发展理念。其一，数字经济的网络外部性、协同性等能显著提高要素配置效率、要素使用效率和产出效率[5]，从投入和产出两方面提高效率，推动资源节约化。数字经济为各要素的创造、转移和应用提供便利条件，推进要素之间的自由流动，真正释放要素的价值，在此基础上，数字经济根据外部市场信息对要素进行快速匹配与优化，减少要素扭曲现象的发生，将其推向集约化、网络化发展，推动投入效率的提高。在产出效率上，数字经济突破常规的地理空间、硬件设备等的限制，通过技术关联效应，加快生产速度，拓宽经营范围。其二，数字经济通过资源的集约化使用，迭代核心技术直接或间接变革路径推进零排放，直接颠覆产品的底层逻辑，推进要素替代，从根本上解决严重污染物的排放；
间接引入新设备，改造原有工艺，在整个过程中持续关注能源节约与碳减排，为整个社会推进绿色生活。其三，数字经济直接促进污染治理技术的研发，解决治理污染的技术难题；
加强数据公开与资源共享，推动协同治理。数字经济的遥感等技术能够快速确认污染源、污染分布、成分等问题，推动监测体系建设，通过构建信息平台解决污染信息掌握不全、时效性不强等难题，推进信息共享建设，构建多元协同治理污染新格局。

（四）数字经济、开放与高质量发展

开放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强调内外联动问题。数字经济推进数字技术脱虚向实，提供真正的产品与服务，并不断深化国际合作，深入贯穿落实“走出去”与“引进来”战略，形成全方位开放的新格局。其一，数字经济推进区块链等技术真正应用到实际中，优化创新路径，为“走出去”提供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产品与服务。在产业数字化与数字产业化进程中，数字技术具有支撑作用，数字经济在强化其支撑作用的同时，推进其“去伪存真、脱虚向实”的过程，将数字技术运用到实际应用场景，打造一种全新的业态模式，并将这种模式以数实结合的呈现方式落实“走出去”战略[6]。其二，数字经济在拉动外资贯彻“引进来”战略时，深化国际合作新模式。数字经济通过增强自身创新能力与国际竞争力，不断吸引国外人才、管理、资本等要素集聚到中国，在此过程中，不断探索有效的国际合作模式，从双边合作到多变合作，增强信息的跨境流动，数字贸易也得以不断发展，催动中国与世界的产业链、技术链等相融合。

（五）数字经济、共享与高质量发展

共享是高质量发展的根本目的，强调社会公平正义。数字经济不仅促进经济发展的稳定性与持续性，更促进其普惠性，实现共享发展，让更多的人参与发展的建设环节，并以逐步推进的方式促进社会各方面的全面发展，并推动发展成果的共享，真正落实全民共享、全面共享、共建共享和渐进共享四个方面。其一，全民共享。数字经济推进平台等数字基础设施的发展[7]，促进教育等资源的合理配置与优化，改善人们的受教育状况，提高就业竞争力，是人们获得更多的财富分配，真正促进教育、财富等的全民共享。其二，全面共享。数字经济的渗透性较强，文化、医疗、环保等领域均有涉及。技术创新推动生产力发展，提高人民物质生活水平；
创新文化产品与服务，丰富人们的精神生活；
突破传统医疗限制，创新远程医疗服务，保障医疗福利；
推进绿色场景创新，变革生产生活方式，享受自然环境之美。因此，数字经济满足人们经济利益的要求，推动精神文化、社会保障和生态环境这三个方面的发展成果共享。其三，共建共享。数字经济使更多的人参与社会的建设，并根据不同的个人禀赋进行分工协作，充分利用各要素资源，真正做到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同时，实时监测各要素报酬率的变化以及民众的参与程度、贡献程度等，在此基础上合理分配劳动成果。其四，渐进共享。数字经济通过推进新基建，优化数字环境，推进人们共享发展成果的脚步。

理论分析表明，数字经济通过推动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解决高质量发展的动力问题、满足其内在要求、构建其绿色新形态、走好必由之路、实现根本目的。本部分将对研究内容进行设计，为数字经济赋能高质量发展的实证检验奠定基础。

（一）指标体系构建与测度

1.数字经济指标体系构建。通过对数字经济的文献梳理，发现其大部分集中在内涵特征[8]、测度[9]、机遇与挑战[10]等。由于数字经济内涵的丰富性，学术界对此的理解不同，构建的指标体系也不同，尚未存在统一的标准。因此，本文以信息化[11]、互联网[12]、数字交易为理论基础，借鉴刘军等（2020）[13]及相关研究，构建数字经济发展指标体系。

表1 数字经济发展指标体系

2.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构建。通过对高质量发展的文献梳理，发展其大部分集中在内涵特征[14]、影响因素[15]、指标体系[16]、定量测度[17]、实现路径[18]等方面。由于高质量发展的多维性，学术界对此的理解不同，构建的指标体系也不同，尚未存在统一的标准。因此，本文基于五大发展理念，借鉴魏敏和李书昊（2018）[19]及相关研究，构建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

表2 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

3.指标体系测度。各指标体系数据主要来源于中经网数据库、《中国统计年鉴》以及各省统计年鉴等。本文主要对2015—2020 年我国30 个省（市、自治区）的数字经济及高质量发展进行测度，缺失数据采用插值法等进行补齐，借鉴彭炳忠和易俊宇（2021）[20]的研究方法，运用主成分分析法进行测度。

各省市2015—2020 年数字经济与高质量发展的综合平均得分如表3 所示，总体来看，北京、上海、广东、浙江、江苏等经济较发达的地区，数字经济与高质量发展水平也较高，但发展不平衡的现象较为突出。在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上，东部地区具有较好的经济环境，其所拥有的资源和基础设施相对充足和完善，能营造良好的数字经济环境，对区域内数字经济活动的开展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
而中西部地区由于经济水平等的限制，相比于东部地区，其互联网设施等物理接入及其使用情况、信息资源与知识获取也存在着较大差异，由此产生了数字鸿沟。在高质量发展水平上，东部地区总体优于中西部地区，这可能是因为东部地区外部的经济环境、社会文化环境等较开放，基础设施完善，内部的创新资源丰富、数字技术革新快，在内外因素的协同下，使得东部地区的高质量发展水平较高。

表3 各省市数字经济与高质量发展水平测度结果

（二）模型构建

为准确考察数字经济对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根据上文提出的假设，构建的模型如下：

其中，被解释变量qualityit表示高质量发展水平，解释变量digieconit表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strit表示产业结构，govit表示政府调控，infruit表示基础设施，μi表示个体固定效应，λt表示时间固定效应，εit表示随机误差项，下标i 和t 分别代表省市和年份。

（三）变量选取与说明

被解释变量。高质量发展（quality），借鉴魏敏等（2018）研究，在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的基础上对2015—2020 年中国30 个省市采用主成分分析法计算得出。

解释变量。数字经济发展水平（digiecon），借鉴刘军等（2020）研究，在数字经济发展指标体系的基础上对2015—2020 年中国30 个省市采用主成分分析法计算得出。

控制变量。本文借鉴周清香和李仙娥（2022）[21]研究，选取：产业结构（str），以各省市第三产业与第二产业增加值的比值表示；
政府调控（gov），以各地区财政一般预算支出占GDP 比重表示；
基础设施（infru），以每万人拥有公共交通车辆表示。

通过构建数字经济与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以我国30 个省级行政区（港澳台地区及西藏除外）为研究对象，选取2015—2020 年的面板数据进行测度，构建相应的模型与变量，在此基础上，本部分将从实证层面对数字经济与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检验，并进行地区异质性分析。

（一）基准回归结果分析

本文通过Hausman 检验选择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回归，并选择OLS 回归作为对照，具体如表4 所示。研究发现，各个回归模型的digiecon 系数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均为正，说明数字经济对高质量发展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数字经济催生的网络结构促进各种要素的创造、集聚、转移与应用，推动各产业之间的互联互通，增强产业关联；
不断渗透到各产业之中，逐渐消弭产业之间的边界，促进各产业深度融合，构成新的产业形态；
推动产业逐渐向高附加值环节演变，实现供求双方生产要素的精准匹配，推进产业结构迈向高级化。因此，数字经济下要素投入结构得到优化，要素配置效率得以提高，产品附加值不断增加，由量变到质变，逐步推动产业结构的高度化，以促进高质量发展。

表4 数字经济与高质量发展的OLS&固定效应模型

（二）分地区估计结果

为了更全面地分析我国数字经济赋能高质量发展的情况，将我国划分为东、中、西部地区3 个区域进行研究。国家统计局将我国划分为东部、东北、中部和西部4 个地区，但东北地区的省份仅仅只有辽宁、吉林和黑龙江3 个省份，因此，本文结合1986年“七五”计划，将辽宁划分到东部地区，吉林和黑龙江划分到中部地区。因此，本部分的东部地区包括11 个省市，中部地区包括8 个省市，西部地区包括11 个省市，以检验数字经济赋能高质量工作的异质性，具体结果如表5 所示。

表5 东、中、西部地区的数字经济与高质量发展的固定效应模型

在1%的水平下，中部和西部地区回归模型的digiecon 系数均显著为正，但在东部地区，digiecon系数虽然为正，但不显著。这表明，尽管部分地区的数字经济发展较好，但其对高质量发展的赋能作用不够显著，反之，其赋能作用更显著。这说明在东部地区，数字经济在发展过程中遇到了巨大的挑战，如平台垄断问题、数据安全问题。数字经济推动数字平台企业的崛起，作为各类供需数据的交汇点，数字平台拥有独特的信息资源优势，已形成事实上的数据垄断，且在数据收集阶段，数字平台通过提供产品或服务获取顾客信息，不断增强其市场势力，从源头上实施数据垄断；
在数据使用阶段，基于之前的海量数据与优化算法，在分析顾客购买能力的基础上预测其购买偏好与预期价格，实施算法价格歧视，不断增强其垄断地位。而在中西部地区，数字经济的红利巨大，在近年来不断被挖掘、释放，进一步促进高质量发展。

（三）分维度估计结果

信息化、互联网和数字交易发展是数字经济的三个维度指标，本文以此为基础来检验数字经济分项指标对高质量发展的异质性，本文对此进行分别回归，具体结果如表6 所示。信息化对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在1%的水平下为正。作为数字经济的本质，信息化以信息与通信技术为基础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促进高质量发展。互联网化对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在1%的水平下为负。作为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载体，互联网能够打破时空的限制，促进高质量发展。但近年来，相关法律法规及监管手段并没有及时跟上互联网的不断发展，数据泄露、数据非法交易等数据安全问题不断涌现，导致黑灰色产业日益猖獗，严重影响整个社会秩序，危害国家安全与社会稳定。数字交易对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为正。作为数字经济下的新型交易模式，数字交易减少交易时间，提高交易速率，催生移动支付，促进高质量发展。

表6 数字经济三个分项指标与高质量发展的固定效应模型

（四）稳健性检验

为了保证研究结果的可靠性，本文采用两种办法检验基准模型在不同场景下的稳健性。第一，延长被解释变量的观测周期，检验数字经济对高质量发展的长期影响效能。第二，在时间维度上剔除可能存在异常作用的数据，进一步检验数两者的基准关系。

第一，延长观测窗口。为了探讨数字经济赋能高质量发展的长期作用，本文对解释变量采取滞后处理，具体结果如表7 所示。研究发现，三个数字经济滞后项回归系数均为正值，且高度显著，说明数字经济的赋能作用保持稳健，在较长的时间周期内具有显著的倍增效应，再次佐证本文的基准回归结果。

表7 稳健性检验：延长观测窗口

第二，剔除部分样本。数字经济赋能高质量发展的过程离不开中国整体的经济环境，当经济周期受到较大的波动时，数字经济可能会受到一定的限制，从而对高质量发展产生影响，在本文的样本周期中，2015 年股灾是个特殊的时间节点，其影响很难通过设计变量予以削弱。因此，本文剔除2015 年的数据并重新进行回归分析。同时，2020 年新冠疫情对当时各个省市的数字经济与高质量发展造成了极大的冲击，且从数据中可以看出海南、黑龙江等外商开放度的数据出现了极端值，因此也予以剔除。最后，将两者共同剔除再次进行检验。表8 的结果说明数字经济赋能高质量发展的结论仍保持稳健。

表8 稳健性检验：剔除部分样本

本文首先从理论层面阐述数字经济与高质量发展的关系。其次以信息化、互联网、数字交易为理论基础，构建数字经济发展指标体系；
基于五大发展理念，构建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在此基础上，对我国30 个省市的数字经济和高质量发展水平进行测度，运用计量经济学方法对两者之间的作用进行实证检验，主要结论如下：

第一，基准回归结果表明数字经济显著促进高质量发展，成为各省市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作为一种新形态，数字经济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并不断改造提升传统动力，是新时代背景下实现高质量发展新的驱动力，包含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等。

第二，分地区估计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对高质量发展的赋能作用存在区域异质性。中西部地区的数字经济能显著促进经济提质增效，且西部地区的推动作用更大，而东部地区的赋能效果不显著。这可能是与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遇到的平台垄断、数据安全等挑战有关。

第三，分维度估计结果表明数字经济中的信息化发展对高质量发展有显著正向作用，数字交易发展对高质量有驱动作用但不显著，互联网发展对高质量发展有显著的反向推动作用。这可能是与数据泄露、数据非法交易等有关，这些问题会进一步导致黑灰色产业猖獗，进而严重影响高质量发展。

根据上述研究结论，本文得出以下启示：

一是发展数字经济以催生新模式、新业态、新产业等，助推高质量发展。数字经济推动我国传统三大产业以新一代数字科技为基础，释放数据价值，促进数据赋能，实现产业的数字化升级、转型和再造；
催生出物联网产业、云计算产业等新产业，形成数字产业链与产业集群，推动数字产业化，引领高质量发展。

二是因地制宜实施数字经济战略，消弭区域间的数字鸿沟，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东部地区需要加强数字治理以解决数字经济发展中的难题，并不断产生辐射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作用于中西部地区并带动其高质量发展发展。中西部地区不仅要积极开展与东部地区的合作提高自身数字经济与高质量发展水平，还需推进信息基础设施、融合基础设施、创新基础设施共同发展，打造充满科技、数据和智能元素的新型基础设施，真正推动新型信息基础设施建设，释放数字红利，支撑高质量发展。

三是强化顶层设计内容，推进体制机制变革，助力数字治理，降低数字风险，解决数字难题。做好数字经济规划，明确数据产权，完善监管制度，从规划与制度入手强化顶层设计。以数字技术为基础推进治理原则简明化、治理主体多元化、治理手段多样化、治理过程多向化、治理评价规范化，提升数字治理能力与水平，并推动去中心化进程，弱化大数字平台的垄断地位，缓解数字垄断难题。同时，加强保密技术，覆盖数据全生命周期，保障数据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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