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瑾婷

“互文性”，也就是所谓的“文本间性”“文本互指”或者“互文本性”。由于它起源于各种思想的交汇，因此，“互文性”这个概念一直为学术界所重视，其内涵也得到了进一步的拓展和延伸。符号学派、结构主义学派、后结构主义学派及解构主义学派都在阐释互文的过程中发挥了各自的作用，从而促成了互文学说的蓬勃发展。本文从“互文论”的萌芽、形成和发展等几个角度对其进行了简要的整理。

（一）柏拉图与互文性

闻名世界的“模仿说”正是由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所提出的，他在其著作《理想国》中对这一学说进行了阐述。“模仿说”是柏拉图哲学思想中的一个主要理论，它对“互文性”的形成具有决定性的支持作用。《理想国》一书中，柏拉图通过“床”说明了三个不同的“概念”：理念世界、现实世界和艺术世界。他认为文化的核心价值就在于“模仿”，这三种概念之间彼此模仿，即“影子模仿”或称为“模仿中的模仿”［1］。由此看来，“模仿说”和“互文性”在某种意义上存在着极其相似的地方。虽然当时“互文性”这个概念尚未被提出，但是文本与其他文本之间存在着模仿与密切的联系这一事实已经得到证实。由此，人们把“模仿说”看作是“互文性”理论的发源和萌芽。

（二）费尔迪南·索绪尔与互文性

费尔迪南·索绪尔是提出结构主义语言理论的第一人。索绪尔以语言的结构为主体，认为语言是一个具有不同符号意义的体系。语言符号被索绪尔分解成能指与所指，二者之间具有随意的联系和对立统一的关系。语言的符号系统是无指向的，也是完全不同的，即具有非指涉性和差异性。作为一个整体的符号系统，各个组成部分相互依赖和制约，它有着自身独特的内部规则或者说内在秩序。所以，要对符号系统进行更加深入的探讨，了解其内在之间的关系。“联系”对语篇的表达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互文性”的本质就在于将语篇置于与其他语篇之间的关系之中［2］。索绪尔在结构主义语言中对“联系”的重视，给“互文性”的发展带来了明晰的启示。

（三） 托马斯·斯特尔那斯·艾略特与互文性

托马斯·斯特尔那斯·艾略特是英国杰出的诗人、戏剧家、评论家、诗歌现代派运动的领军人物。在浪漫主义时期，个人主义被高度推崇，使诗人的主体性得到了极大的提高。然而艾略特却认为浪漫主义过于重视主体的个性和主观情感，认为作者在创作过程中起着完全统领的作用。艾略特曾经打趣道：“小诗人借，大诗人偷。”他相信，一个诗人的性格并不体现在他的创造性，也不体现在他的模仿，而是他有能力将以前的所有文学都纳入他的作品之中［3］。这所谓的“借”和“偷”都反映了“互文性”的发展。艾略特的作品强调了“反主体性”，强调了作品文本的中心地位，这一点与“互文性”之后所主张的消解作者的主体性是一致的。艾略特的思想深刻地影响了“互文性”的产生与提出。

（四）米哈伊尔·巴赫金与互文性

米哈伊尔·巴赫金是苏联思想家、文艺理论家、批评家、结构主义符号学的代表人物之一。巴赫金受到了索绪尔语言学理论的强烈影响，他同意符号学的基本原则。但不同的是，索绪尔更多关注的是语言系统内部结构的关系，而巴赫金更注重语言交换的社会语境。巴赫金认为索绪尔过多地关注语言系统的内部关系，而对于语言的共时性研究却忽略了历史性。对于巴赫金来说，符号的意义并不是体现在符号与符号的关系中，而是体现在符号使用的社会语境中。巴赫金认为“表述”具有两种属性：对话性和针对性。每一个“表述”都是对以往“表述”的回答。巴赫金对表述或文本的思考正是他的互文性思想的体现。1929年，巴赫金发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问题》，并提出“对话理论”。在巴赫金的对话理论中，“对话”是一个抽象概念，是指自己与他者之间的一种辩证关系，在此关系中自己处于相对核心的位置，需要他者作为非核心的存在。按照托多罗夫的说法，“互文性”其实就是巴赫金“对话理论”的法语版本。不难看出，巴赫金的思想中蕴含着互文性的理念，为“互文性”这一术语的提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朱丽娅·克里斯蒂娃与互文性

1966年，法国符号学家、文艺理论家、女权主义批评家朱丽娅·克里斯蒂娃在法国《批评》杂志上发表的《巴赫金：词语，对话与小说》论文中，首次提出“互文性”的概念：每一个文本都是由对其他文本的援引而构成的镶嵌图案，每一个文本都是对其他文本的吸收和转换，它们相互参照，彼此牵连，形成一个潜力无限、开放的动态网络，并且不断地衍生和再衍生出以结点为纽带的文本系统，以此构成文本过去、现在、将来的巨大开放体系和文学符号学的演变［4］。“互文性”一词是克里斯蒂娃在综合前人语言观的基础上直接发展了巴赫金的对话等理论而形成的，该术语的提出对互文性理论的建构与发展具有里程碑意义。克里斯蒂娃是第一个向法国学界介绍巴赫金思想的人，这也标志着巴赫金思想首次进入法国结构主义运动中。1969年，克里斯蒂娃在《符号学：符义解析研究》中对“互文性”作了进一步阐述，指出互文性是语言文本研究工作中的重要内容。文本的研究应该考虑到话语序列结合中的三个成分，即写作主体、接受者和外来文本。话语的地位可以通过横、纵两个方向进行建构，横向即文本中的话语同时属于写作主体和接受者；
纵向即文本中的话语与以往的或共时的文学材料相关。当横轴与纵轴相交叉时，会出现一些重叠的部分，于是便出现了这样的现象：一个文本是另一个文本的再现，一些文本可能出现于另一些文本之中。尽管巴赫金也曾提到两个轴——对话与语意双关之间并没有特别明显的区别，但是显然克里斯蒂娃在此强调的是文本之间的互文关系。

（二）罗兰·巴尔特与互文性

罗兰·巴尔特在促进互文性理论产生的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被学界认为是推进互文性理论发展的重要人物。克里斯蒂娃的导师正是巴尔特。克里斯蒂娃在巴尔特的讲习班提出了巴赫金的对话理论，从此，巴尔特便开始对互文性理论进行大力倡导和发展。巴尔特于1970年首先使用“互文本”一词，后来又在《从作品到文本》《文本理论》等多篇文章中提到此概念，并借《通用大百科全书》的编写为互文本作了大力宣传，体现出他的眼界与胆识［5］。准确地讲，巴尔特没有形成一套完整的互文性体系，也没有频繁地运用“互文性”一词。他反而衍生出“互文”一词，他更倾向于用自己独特的方法来讨论“互文”， 仿佛“互文”比“互文性”一词更轻巧，更容易把玩。我们甚至可以说，“互文”在他那里并不是一个含义精确的术语，倒像是修辞学上所说的“抽象比喻”。特别的是，巴尔特把关注的点转移到了读者身上，把文本的接受者作为重要概念考虑了进来，这与克里斯蒂娃所关注的文本的动态生成不同，因此巴尔特的互文性范围更广。巴尔特在1968年出版的《作者的死亡》中声称：“任何一种写作都不是原作：文本是引语的编织品，引语则是由无数的文化核心组成。”巴尔特大胆主张“作者之死”，强调了读者的核心地位。巴尔特在实践中不断地推动了互文性概念的发展，使其被更多的理论家所熟知并接受，正是他的身体力行推动着互文性概念走向了更加辉煌的道路。

本文认为，“互文性”的发展主要有两种：一是结构主义，坚持从狭义的角度研究“互文性”，并清楚地定义互文性，将其作为修辞学、符号学、诗歌学等有力的描写手段，并使其思想得到更新。其研究目的并非在于消除意义，反对作者权威，而在于用一种全新的方法来解答“文学”究竟是怎样的问题［6］，代表人物有吉拉尔·热奈特、安东尼·孔帕尼翁、米歇尔·里法泰尔等。尽管“互文性”更新了结构主义的理论，但其实“互文性”是对结构主义的扬弃；
另一个方向是后结构主义或解构主义，坚持从广义的角度对“互文性”进行阐释，代表人物包括朱丽娅·克里斯蒂娃和雅克·德里达等。

（一）结构主义

1.吉拉尔·热奈特与互文性

吉拉尔·热奈特是法国著名的文艺学家，法国结构主义新批评的代表人物。他对文本的体裁和技法有着很深的造诣，以创立和阐释理论术语而著称。热奈特从结构主义的视角对文本进行了剖析，并根据广义的文本理论提出了transtextuality的概念，即文字是跨文本的，是产生于其他文本片段的“二度”结构，分为五个类型：（1）intertextuality；
（2）paratextuality；
（3）metatextuality；
（4）hypertextuality；
（5）architextuality。

五种不同的分类具有某种关联和交叉，而非相互独立。如同“互文性”，两者都是以文本间的关系作为研究对象。区别在于，热奈特将“互文性”限制在很小的范畴之内，并把它视为“跨文本性”的一个从属观念。热奈特的五种跨文本性本质上是从文本的阅读角度出发的一种对文本的理解，读者可以从互文本性的角度来理解文本的意图和意义［1］。热奈特在对互文的研究中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并为其以后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2.安东尼·孔帕尼翁与互文性

安东尼·孔帕尼翁的理论受到巴尔特的深刻影响，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互文性理论的发展。其出版的著作已经被列入法国现代文学理论的重要文献目录中。在他的著作Secondary data analysis中，孔帕尼翁从“互文性”的视角对引文进行了理解与讲述。孔帕尼翁和克里斯蒂娃的看法有相同也有差异，他认为“互文性”是一个不断变化的演变历程。孔帕尼翁把“引文”作为“名词”来加以说明，即指所引用的文字本身 ；
也是一个“动名词”，即引用的这个过程。他认为这种引语是一种别样的互文性，并将之视为各种文学作品中必须进行转化与整合的象征，因此，文本即是以一定的参照关系与其他作品并存的系统，这极大地深化了人们对互文性理论的语篇结构观念的理解［6］。孔帕尼翁的这一观点进一步深化了对互文性理论语篇结构观念的理解。

3.米歇尔·里法泰尔与互文性

米歇尔·里法泰尔创立了结构主义阐释学阅读理论。他对其定义的理解具有以下特点：第一，它指的是某一文本与其互文之间的联系；
第二，互文性是一种文学的语篇理解，任何作品都和其他作品具有某种互文的关系；
第三，互文性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无证据的、具有普遍化意义的认知，而是可以找到文本根据的必然性［7］。从具有互文关系的语篇中可以正确地了解语篇的含义，因此里法泰尔把语篇定位为“互文”，而不是大文本。正是这种狭义的互文性构成了结构主义阐释学阅读理论的基础。里法泰尔对互文进行了深刻的探讨，使它成了一个真实的接受理论。

（二）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

法国哲学家雅克·德里达是20世纪后期法国著名的思想家，也是西方解构主义的代表人物。德里达的互文性理论以其哲学和文字学为依据。他一方面反对西方自柏拉图开始强调发音而忽视语言的传统；
另一方面对以索绪尔为代表的结构主义理论提出了批评。德里达对“延异”与“撒播”的理解，为其解构功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2］。德里达互文性理论关注于某一作品与其他作品之间的关系，强调任意作品都与其他作品具有相似的互文性。德里达的互文性凸显了文本的差异，敞开了一个无限放大的领域，使文本意义变得更加模糊抽象，走向了不可知。

纵观互文性的发展历程，符号学、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等不同文化理论对互文性内涵的界定和阐释各有不同，它们有各自的侧重点以及理论意义，从而使互文性理论变得更加复杂。本文简要介绍了互文性理论的萌芽时期、正式形成时期和发展阶段，整个过程经历了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等各种思潮的冲击，各个学派的理论家都运用自己领域的专业知识，进行了丰富多彩的研究与探索，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互文性理论的进步与壮大。互文性在文学和语言学研究中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所以继续深入开展对互文性理论的研究是十分必要的，相信今后互文性理论的研究仍然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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