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明星，王予诗

（1.福建工程学院 交通运输学院，福建 福州 350118；
2.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行为科学重点实验室，北京 100101）

苹果、宝洁、ZARA、宝马、联想等全球领先的供应链管理企业的创新实践引领着全球市场竞争从企业之间转变为供应链之间的竞争，供应链管理思想随之得到广泛应用。在新冠疫情、极端气候、俄乌战争等“黑天鹅”事件频出的今天，人们发现供应链运营面临更多不确定性，使得供应链组织结构非常脆弱[1]，而信息正是能够用来消除不确定性的东西[2]。因此，供应链信息共享议题一直受到研究者的关注，特别是在数字经济时代，如何激励更多供应链企业参与信息共享成为供应链理论中的热点问题[3]，但关注重点呈现出由关注信息共享结果向关注信息共享过程转变的趋势[4-5]。

现有文献一般是假设供应链节点企业以自身利润最大化为目标，重点研究以何种模型（规范性模型）促进供应链信息共享的形成[6]。学者们通常遵循设计供应链最优契约的基本思路研究供应链中的信息共享决策问题，而最优契约建立在新古典经济学“理性经济人”的假定之上，人的行为一直被忽略[5,7]。心理学及行为经济学的博弈实验表明，理论上最优的供应链决策模型与实际决策存在较大程度的差距，这与研究中将个体作为“理性经济人”的假设前提密切相关[8-9]。因此，传统的供应链管理研究结果并不能真实地反映现实中的供应链管理行为，对于复杂环境中供应链只有从人类行为和心理认知影响角度出发的研究才能有效的指导实践[10-12]。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把对人类行为和认知的理解应用到运作管理和供应链管理的相关研究中[13]。Gino 和Pisano 于2008 年首次明确提出行为运作（Behavioral Operations）的概念，刘作仪和查勇首次将行为该概念引入国内并做了详细介绍，刘咏梅等人参照Gino 和Pisano 对行为运作的定义提出了行为供应链（Behavioral Supply Chain）的概念：行为供应链把人的行为看作是供应链系统中核心组成部分，其主要任务是借助认知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的相关研究成果，运用实验、实地调研等研究方法，分析人的行为因素特别是认知的局限对供应链所造成的影响，开发模型和工具分析这些因素造成的系统偏差，并探索相应的纠偏措施[12]。

在该背景下，跳出传统的构建规范性决策模型（Normative Mode）l 的研究思路，引入心理学和行为决策中的相关理论对供应链信息共享问题展开研究具有重要意义。Dhar 和Kim 认为，解释水平理论（Construal Level Theory）的出现，为多学科、跨领域的研究提供了一种机制性的、整合性的理论框架，它在解释和理解一系列判断和行为的影响是很少有理论可以与之相媲美的[14]。因此，可以运用解释水平理论和调节定向理论探索供应链企业间信息共享行为，基于行为决策理论，研究设计符合供应链成员决策偏好的外部干预措施，提升供应链成员信息共享意愿和信息共享水平。

2.1 供应链信息共享决策的研究现状分析

供应链是围绕核心企业，将供应商、制造商、分销商、零售商及最终用户连成一个整体的功能网链结构模式[15]，供应链信息共享是指在特定交易过程或合作过程中，不同企业之间的信息交流与传递。国内外学者从不同角度验证了信息共享可以减缓“牛鞭效应”，提高供应链运营绩效[2]，这些研究主要利用构建数学模型和实证研究两种方法研究供应链信息共享决策问题。

构建数学模型的研究方法即通过设计各种供应链契约促进供应链信息共享。契约形式包括价格契约[16-17]、回购契约[18-19]、收益共享契约[20-23]等。这类研究一般假设供应链决策个体完全理性，通过契约设计使各供应链成员在信息共享下可以获得最大预期收益。

虽然国内外研究者构建了许多“看起来很美”的供应链契约用于指导供应链信息共享实践，但是在现实供应链中企业的信息共享效果并不理想，一些学者使用实证研究方法探讨供应链企业信息共享的价值和决策的影响因素。这些因素有信息技术[24-25]、信任[16,26-27]、关系承诺[28]、社会资本[29]、供应链整合[30]等。

从以上分析可以发现：（1）构建模型方法主要从个体层次进行研究，但多数研究把决策者设定为完全理性，而一系列的实验研究表明，决策者的理性不是无限的（Unbounded Rationality），他的实际行为会偏离最大化的预期行为，学者们开始放松完全理性人假设，如高锡荣和罗扬[6]基于心理承受能力假说构建了供应链信息共享的短板优化模型，但这类研究还较少，而且缺乏对决策者的认知进行研究；
（2）实证研究方法可理解为从群体/组织层次进行的研究，但还有待利用社会心理学相关理论进一步深入研究。

近些年兴起的行为运作理论，正好为供应链的研究提供了这样的理论基础和研究视角。Gino 和Pisano 将行为运作的研究层次划分为个体层次与群体/组织层次，个体层次上的研究考察供应链决策者的思想、决策、推理、动机和情绪等，其中尤为突出的是关于有限理性和决策偏差的研究，这类研究源于认知心理学；
群体/组织层次上的研究供应链企业的社会互动，如地位、声望、关系、公平等，这类研究源于社会心理学。

目前，国外学者主要将行为运作理论应用到供应链研究领域中的订货和库存决策问题[13]。例如，过度自信[31]、模糊性[32]、框架效应[33,36]、社会比较[34]、损失规避[35]、参考点依赖[37]对订货决策的影响。此外，一些研究者开始将心理学的认知理论中的解释水平理论[38-39]和动机理论中的调节定向理论[40]对供应链的决策问题进行研究。虽然此类研究还偏少，但为供应链管理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

通过对国内外学术文献的梳理，可以发现，学者们对供应链信息共享行为的研究仍以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研究视角为主。国外学者已经开始研究人的行为对供应链中采购、供应商关系、协调、库存、牛鞭效应等方面的影响，而且以实证研究和实验研究为主，但还未发现针对供应链信息共享的研究。国内学者对供应链信息共享问题的研究，多数采用数学建模研究方法，实证研究比较少，特别缺乏采用实验研究方法。

2.2 解释水平理论与框架效应

解释水平理论（Construal Level Theory）是近年来迅速发展起来的纯粹认知导向的社会心理学理论[14]，其核心观点是人们对认知客体的反应取决于人们对认知客体的心理表征，进而影响人们的判断和决策[41]。心理表征依据抽象程度可分为高水平解释和低水平解释，高水平解释表现出抽象的、整体的、与目标相关的、去背景化的特征，而低水平解释表现出具体的、细节的、与目标无关的、依赖于背景的特征；
大部分研究者并未将个体所具有的解释水平视为一种稳定的人格特质，并认为个体的解释水平会随着心理距离（从最初的时间距离扩展到包含时间距离、空间距离、社会距离和可能性四个维度）的变化而变化。心理距离和解释水平的关系是双向的，即心理距离的远近影响着个体解释水平的高低，而解释水平的高低也影响着心理距离[42]。

除了解释水平对个体的心理过程产生影响外，Higgins 提出个体的调节定向也会对其心理过程，如认知评价、决策判断和行为策略产生重要影响[43]。随着调节定向理论与调节匹配理论（Regulatory Fit Theory）的不断发展和成熟，国内外研究者开始将这两种动机理论应用于决策领域进行相关探索[44]。

Arrow 认为，期望效用理论作为规范性理论，应当满足“不变性”的假设前提，即对同一问题的等价描述应该引出相同的决策偏好。而Kahneman 和Tverksy 通过对“亚洲疾病问题”的研究，发现决策者对备择方案的选择受到对这个问题的语言表述形式的影响，他们把这种现象称为框架效应。框架效应是描述性决策理论（Descriptive Mode）l 违背规范性决策理论的经典“异像”，该效应虽不庞杂，却反映了人们诸多现实思维决策过程[45]。

众多学者运用解释水平理论、调节定向/匹配理论对个体的判断和决策行为进行研究，并对判断和决策过程中的框架效应进行解释，这些研究包括营销行为[46]、消费者行为[40,47-50]、品牌决策[51]、广告/宣传决策[52]；
对决策过程中的框架效应的研究包括：风险和跨期决策的框架效应[53-55]、公共决策中的框架效应[56-57]、社会偏好中的框架效应[58]等。近几年，Cantor、Macdonald、Blackhurst、Klop 等国外研究者已经开始利用这两种理论对供应链决策行为进行了研究。

本文构想的核心问题是如何才能提升供应链企业的信息共享意愿和信息共享水平，围绕该核心问题，首先，需要确定信息共享相关指标及信息共享价值描述框架，其次，探索供应链管理者信息共享决策行为的心理过程，最后，再构建出供应链信息共享决策的指导性模型。

3.1 确定供应链信息共享的相关指标

遵循简明科学、可操作、可量化原则，参考已有关于供应链信息共享的研究成果，结合企业调查，确定供应链信息共享价值指标、共享水平指标和信息共享目标。信息共享价值指标主要从供应链企业运营绩效指标中选取，应兼具可定性和定量描述的条件，定性描述主要指可从抽象层面（高解释水平）或具体层面（低解释水平）进行描述；
信息共享水平指标包含共享内容指标和信息共享质量指标；
信息共享目标指的信息共享水平预期达到的目标水平。

3.2 供应链管理者信息共享行为决策的心理机制

3.2.1 解释水平对信息共享认知的作用

研究个体解释水平（高、低）与不同信息框架（积极、消极）对供应链信息共享的判断和评价。采用行为识别问卷测量个体的解释水平（特质法），检验解释水平与信息框架对信息共享认知的作用；
通过操纵心理距离的4 个维度影响个体的解释水平（情境法），检验解释水平与信息框架对信息共享认知的作用，并验证两种检验方法的结果是否一致。

假设当个体的解释水平与信息框架一致时，即出现（高/低解释水平，积极/消极）或者（远/近心理距离，积极/消极）时，个体对供应链信息共享价值的认知和判断产生积极影响，从而有利于个体对信息共享的判断和决策。

3.2.2 调节定向对信息共享意愿的作用

研究个体调节定向（促进、预防）与不同信息框架（积极、消极）对供应链信息共享意愿的作用。通过测量个体的调节定向，检验个体的调节定向与信息框架对信息共享意愿的作用，并检验是否存在调节匹配效应。

假设促进定向个体偏好积极信息框架，预防定向个体偏好消极信息框架，并且当给予的信息框架与个体的调节定向一致时，即出现促进/预防定向、积极/消极时，将产生调节匹配效应，从而对个体的信息共享意愿产生积极影响。

3.2.3 解释水平和调节定向的交互作用

在上述基础上，通过独立操纵心理距离的4 个维度，检验每个维度是否对调节匹配效应产生调节作用；
并检验信息框架下解释水平和调节定向是否对信息共享决策产生交互作用。

假设心理个体的解释水平将对调节匹配效应产生调节作用，并假设在信息框架效应下，个体的解释水平与调节定向对信息共享决策产生交互作用，而且在交互作用下，个体的信息共享意愿最强，而且信息共享水平最高。

3.3 基于核心企业视角构建供应链信息共享决策指导性模型

核心企业在进行供应链管理的过程中发现供应链信息共享的实际水平和目标水平的差距，并利用其主导地位去影响供应链其他成员的信息共享行为。本部分基于上述第（2）部分，站在供应链核心企业的角度（相当于第三者角色），运用助推理论[59]制定“非强制性”措施影响供应链其他成员的信息共享决策行为，增强他们的信息共享意愿并提升信息共享水平，缩小信息共享“实际水平”与“理想水平”之间的差距。

自亚当·斯密发表《国富论》以后，理性、自私、信息完全、效用最大化及偏好一致性等“理性经济人”假设一直是传统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但正如Thaler 所言：“我们所在的世界并不是由理性经济人组成的，我们身边都是实实在在的人”[59]，完全理性的“经济人”并不存在。人们是异质的有限理性的社会人，在现实生活中的各种经济行为会受到各种“非理性”因素的影响。供应链决策者并非是完全理性的决策者。供应链决策者并非是能够进行精确计算而使自己利益最大化的“理性经济人”，因此，供应链信息共享行为并不会单纯因为供应链成员追求利润最大化的驱使而自然而然的发生，即供应链信息共享行为受到决策者的特质、认知等因素的影响。

供应链企业之间的信息共享问题本质上是一个决策问题，本文构想把供应链管理者视为一个理性与非理性综合的个体，重点对其信息共享行为决策的心理机制，特别是对其认知的局限对决策造成的影响，运用助推理论制定“非强制性”措施影响供应链其他成员的信息共享决策行为，增强他们的信息共享意愿并提升信息共享水平，缩小信息共享“实际水平”与“理想水平”之间的差距。

本文构想试图跳出传统的构建规范性模型寻求供应链决策最优解的研究思路，将研究重点从传统的关注信息共享结果向关注信息共享过程转变，利用行为经济学、心理学、管理学等交叉学科知识和方法研究供应链信息共享决策问题，研究结论可以丰富行为供应链理论，也可以为供应链企业信息共享提供理论指导；
研究范式可以应用到其他供应链决策问题的研究中，扩展供应链决策问题的研究思路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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