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 毓 新，王 劲 坤

(西北民族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甘肃 兰州 730030)

“自由人”团体作为马克思与青年黑格尔派学术背景中一个相对少有提及的历史阶段，这一过程中马克思所遇到的种种对改变现实的迫切需求，使马克思逐步从宗教批判和唯心主义批判走向现实的政治批判，而这一转变与青年黑格尔派，尤其是与“自由人”团体当中成员千丝万缕的联系与羁绊是密不可分的。同时，马克思也是在这一时期逐渐接触到以赫斯为首的德国共产主义先锋派，赫斯的理论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主义学说带来了思想启蒙。马克思与“自由人”的羁绊与决裂，最终直接影响了马克思将宗教批判转向政治批判的哲学方向，并使青年马克思和恩格斯逐步迈向了共产主义的道路。

马克思与自由人团体的哲学羁绊，主要起始于马克思担任《莱茵》报主编的时期。在这一时期，“自由人”团体的成员与青年马克思恩格斯有诸多的交集。在马克思对“自由人”团体的成员分别作出批判后，也使青年马克思与恩格斯共同由宗教批判逐渐转向了现实的批判。

(一)“自由人”的主要哲学观点

“自由人”是1841年由青年黑格尔派的主要成员，如鲍威尔兄弟、施蒂纳、布尔、梅茵、赫斯等人在柏林所组建的一个倡导无神论的黑格尔左派团体，“自由人”在哲学上高举自我意识的旗帜，他们追随鲍威尔的自我意识哲学，试图通过自我意识的想象与无限性来批判所有国家、宗教、财产、家庭，从而达到完全自由的世界。“自由人”认为哲学家就是无神论者，而无神论者就是哲学家，他们通过批判宗教神学而为人寻求真正的自由，他们否定一切与人的自由原则相悖的东西，“自由人”的绝对原则就是不做任何妥协的批判，并且将这种批判不仅指向教会，而且指向了国家，并认为教会和国家都是压抑人的精神自由的东西。针对这一点，彼·勒泽尔在批评“自由人”时曾建议他们应把自己的纯粹批判指向自己[1]37。“自由人”的这种沉溺在形而上的批判无法走向下一步时，他们便转向了对社会的批判，而由于他们缺乏真正的批判精神，并且意志软弱，他们都犯着利己主义的错误，这使得他们在转向现实批判时漏洞百出，且充满理论空洞，完全经不起推敲，所以“自由人”的批判在面向现实时便自行瓦解了。

青年马克思和恩格斯虽曾分别与部分“自由人”有过联系和交往，然而，最终由于“自由人”那漫无目的的批判与不受管束的行为，使得“自由人”被完全孤立并自行分崩离析了。在马克思与“自由人”的哲学羁绊中，马克思将自己自宗教和唯心主义批判以来的思想有意识地转化为了对宗教与政治、哲学与现实的思考，并最终提出了对宗教的批判必须真正走入现实的政治斗争，而政治批判则必将高于宗教批判。“自由人”的主要哲学立场和哲学基础就是以鲍威尔为首的自我意识哲学，“自由人”将自我意识不断放大，并以此来实行宗教的批判以及对无神论的拥护。在自我意识领域中，这种“本我”的精神被放大到可以与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并驾齐驱的高度。同时，在政治上“自由人”也主张政治虚无主义，“自由人”的政治批判始终未能超越宗教批判的领域，他们向政治批判的转变也只是因为书报检查的严格制度使他们不得不转向政治批判，从而提出诉求，马克思写道：“我要求他们如果真要讨论共产主义，那就用另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更切实地加以讨论，我还要求他们更多的联系着对政治状况的批判来批判宗教，而不是联系着对宗教的批判来批判政治状况”[2]436。

(二)青年马克思与“自由人”哲学的羁绊

马克思在对“自由人”团体进行批判的过程中实现了对鲍威尔自我意识哲学的超越。马克思以人民自身理性的唤醒而取代形而上的自我意识的控制，更进一步地为马克思在现实中的政治斗争提供了新的哲学工具。而鲍威尔在这当中则希望切断哲学与人民的联系，认为社会中起实际作用的力量是人化的历史的观念，马克思则认为历史并不把人当作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而应当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思想也从来不是超出旧世界秩序的范围的东西，只有拥有实践力量的人才能实现思想，而不是有思想后再去实现什么东西。正如麦克莱伦所写：“马克思的关于人的形象的一个核心思想是人是他自己的创造者”[3]108。

马克思对“自由人”的自我意识哲学进行批判时，也必将对黑格尔的人的本质理论进行批判。马克思认为，黑格尔那种似乎把异化与任何类型的对象性等同的强调，使他只是在思想上超越了异化。对黑格尔来说，结果只有当人从事哲学的时候才是真正的人，马克思在实现自己的哲学途径中，必须驱赶黑格尔体系那浓厚的唯心主义迷雾从而达到某种经验的观点，而这也是对“自由人”批判所必须达到的思想意识。马克思认为，在青年黑格尔派中，对黑格尔的种种批判只有费尔巴哈是唯一具有建设性的，马克思在博士论文中曾提到，表象的矛盾应该求助于黑格尔的本质意识来解决[2]450。然而，马克思对“自由人”的批判也不是一蹴而就的，马克思同时经历了对黑格尔国家社会理论的剖析与批判，并且也对费尔巴哈的人的“类”本质异化理论做了扬弃，这直接支持了马克思最终完成对“自由人”的批判。“自由人”团体在后期逐渐分崩离析，他们所提倡的自我意识对一切的批判也就只剩鲍威尔一人还坚守。

可见，此时马克思与“自由人”已经产生了一定思想上的羁绊，而这也恰恰反映了“自由人”的哲学基础即自我意识，与马克思的向现实批判的唯物主义哲学向度产生了本质性的冲突，马克思要为现实的政治批判奠定新的哲学基础，就必须与唯心主义哲学划清界限，并与自我意识哲学进行决裂，这种哲学立场上根本性的不同，也促使马克思更加意识到应跳出意识领域而对现实的批判找到一条出路的重要性，这也引出了马克思对自由人的批判。

在完成博士论文以后，马克思的哲学批判就不仅仅满足于对宗教的批判，马克思后来的哲学向度转变为如何将哲学的斗争与解决现实的困境进行结合，而这也使马克思与“自由人”走向了相悖的两个方向。弗·梅林在《马克思传》中写到马克思对自由人的批判时说：““自由人”作为个别的人，大部分都是优秀人物，但是……,他们的政治浪漫主义、恃才傲物和狂妄的自我吹嘘，却危害了自由的事业和自由的党派”[4]65。

(一)对“自由人”自我意识哲学的批判

对“自由人”团体来讲，批判宗教这个黑格尔笔下作为绝对精神的异化是他们最高的使命，宗教是自我意识进步的主要障碍。因此，应当把批判的矛头对准基督教国家，这点从“自由人”的代表人物鲍威尔的观点就可以看出。而为什么“自由人”不愿在现实中进行真正的革命，兹维·罗森写道：“鲍威尔把批判变成一种只是在自我意识领域内起作用和故意尽量与现实保持距离的纯批判的原因，在于认为革命的变革毫无意义，因为这样并不能改变悲惨的社会和文化状况。政治革命必然会鼓动群众去实施其计划，结果只能引起一些表面上的变化”[5]279。现实显然已经给鲍威尔上了一课，这种对现实革命的怯懦也是“自由人”团体的致命缺陷。“自由人”那所谓的无神论以及政治虚无主义，不能为了实现同批判事业有关的反对现实的目的，而同任何社会阶级或政治集团进行联合，这也就使“自由人”所谓的正义的世界变成了他们自己的精神世界。由于这个原因，马克思更加深刻的感受到改变现实的必要性，“自由人”深陷自我意识的泥沼，坚持拘泥于远离尘世的纯粹批判行为，同时，由于“自由人”团体成员的资产阶级劣根性，他们十分轻视现实的批判，他们性格的懦弱使其不敢与社会的不公正进行辩论，无视现实批判的重要性，因此马克思对他们的批判也就毫不令人意外了。

(二)对“自由人”的现实批判

卢格作为当时马克思在《莱茵报》时期往来书信思想交流最多的人，其也看不惯“自由人”的那些高谈阔论扰乱秩序的行径。马克思在致卢格的信中写道：“您是否知道有关所谓自由人的任何详细情况？柯尼斯堡日报上的那篇文章至少是不策略的宣布，自己终于解放事业是一回事，这是正大光明的，但是先就作为宣传，而大涨大小则是另一回事，这就有点吹牛的味道，就会激怒庸人，今后请您关照一下这些自由人”[2]430。可以看出马克思当时对“自由人”已经是不堪其扰了。克利姆写道：“马克思很快就同日益沉溺于空话和假激进的柏林青年黑格尔派决裂了”[6]87。(这里的柏林青年黑格尔派指的就是“自由人”团体)。这时的马克思与“自由人”已经形成了显著的思想差异，“自由人”那种仅将批判停留在宗教领域，并倡导无神论作为自己的标签而发展自己的自我意识哲学，必将会抛弃现实的政治斗争而将哲学引向不可知的方向，这最终也使“自由人”的哲学走向了自我毁灭，并引出了其后马克思由宗教批判转向政治批判的批判路径。

马克思对“自由人”团体的批判，体现了马克思与“自由人”在诸多思想和立场上相抵触的地方，“自由人”团体单纯的宗教批判而不顾及现实的政治批判，并将政治虚无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当做工具，而对有策略的政治斗争进行反抗；
更重要的是“自由人”团体的以批判政治虚无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批判而阐发的自我意识哲学，与马克思的向现实的批判以及对人民关切的哲学立场显然是背道而驰的。这也是马克思与“自由人”团体进行决裂的根本原因。

赫斯是与马克思同期的具有社会主义立场的哲学家，赫斯早年曾加入过“自由人”团体，后因不满“自由人”的基于自我意识哲学的漫无目的的批判行为，以及对资产阶级激进民主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不满，而彻底与“自由人”团体决裂，开始对自己的笔下的“真正社会主义”进行研究，赫斯也是在这一时期与青年马克思恩格斯产生了很多思想交锋，并成为了他们的重要同路人。

(一)赫斯哲学的思想基础与批判立场

赫斯作为德国早期的先锋派共产主义者，他的理论对青年马克思恩格斯走向共产主义事业具有很大的影响。赫斯是第一个脱离出“自由人”团体并对其进行批判的重要人物，赫斯的共产主义思想倾向注定会与以自我意识和无神论为思想基础的“自由人”发生决裂。赫斯同许多黑格尔左派一样，他的哲学基础在很多地方上都受教于黑格尔的辩证法思想，赫斯力图辩证地分析历史，对历史做更完善的解释；
而另一方面，赫斯又希望个体能获得共产主义下道德上的完善，在这一点上可以看出赫斯哲学思想中的黑格尔部分与费尔巴哈部分之间产生了矛盾。黑格尔的哲学侧重于意识的辩证发展史，黑格尔是从绝对精神中去推导人类意识的普遍性的，而赫斯将黑格尔在客观上建立的一切精神，化为了人的能动的精神，使人形成了一种主观的组织能力，赫斯希望人们能够发挥自己的实践作用，将精神的哲学转化为行动的哲学。

赫斯认为这种行动哲学建立的前提，必须使人们具有高度抽象的道德观念和主体的能动性，使人们能够辩证地看待事物内在本质的否定原则。赫斯认为当下的政治不侧重群众的精神需求，政治的改良无法解决现实的解放问题，所以赫斯与“自由人”那种改良自由主义划清了界限。赫斯认为即便黑格尔的哲学在一定程度上确立了精神与世界的统一，但这仍然只是存在于观念当中的思维和存在的统一，这显然忽视了对现实的关注，并且充斥着理论的缺失，因为行动中的精神与自然的统一无法构成生活中统一的基础，黑格尔只认为精神和世界的真正统一是行动，所以赫斯正抓住了黑格尔这个漏洞而阐明了行动的本质。赫斯发表的《行动的哲学》就是在对黑格尔的思辨哲学进行填补，他认为不应仅仅对过去的认识做抽象的思辨，而应对未来的认识作行动的基础，只有这样，行动中的思维和存在才能被统一，真正确立精神和世界的统一必须将这种意识现实化，使其存在于现实社会中，这样便能使人在积极地创造自我行动的同时也关注历史的演进，从而真正使人变成历史的创造者[7]184。

(二)赫斯与“自由人”的决裂

戴维·麦克莱伦在谈到赫斯时写道：“傅立叶解决了平等问题，黑格尔解决了自由问题，而浦东则提出了财产问题，现在必须把法国的绝对平等和德国的绝对自由结合起来，没有法国共产主义的绝对平等，没有德国无神论的绝对自由，个人自由和社会平等都不能变成现实”[8]157。赫斯对“自由人”的批判主要抓住了他们自我意识哲学下的利己主义立场。赫斯认为利己主义下的个人所有权与抽象的个人的自由原理一起转化成了其反对者，而人们的普遍的权利在对立与利己主义的状态中变成了一切的人权力丧失的表现，国家应保证个人作为主体的抽象性与普遍性的统一。由于被赋予保证抽象的个人自由和个人所有制的使命，人们必须将自己置于这种所有制之上，并与此相对立，而传统的资本主义社会则会使本属于全体人民的立法权仅通过一部分人，而且是熟练地使用策略和暴力来强夺权力的那一部分人来行使。例如，赫斯在批判“自由人”成员施蒂纳的利己主义时说道：“如果人类不是从单独的个体开始的话，人类就不必为了它的对它来说是异己的和外在的财富而进行利己主义的斗争了”[7]141。可以看出赫斯对“自由人”的那种利己主义下的人的本质理论的贬斥。施蒂纳的利己主义和“唯我论”显然在资本主义的框架下才能更好的实行，而当时的赫斯已经明确地转向了共产主义，那么“自由人”中诸如鲍威尔和施蒂纳的自我意识和“唯我论”便是赫斯必须要批判的对象了。同时，赫斯在批判以鲍威尔为代表的自我意识哲学时写道：“他们没有前进到自我决定或自我限制，而是处在沉思的自为存在中。在他们那儿，社会生活还没有超过沉思水平，即自我存在阶段”[7]96。赫斯强调了自我意识是认识主体与自我认识客体的一种统一过程，而当这种统一无法实现时，自我意识就将以神学的形式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并且这种意识归根结底仍源自现实的、个体的人之间的斗争与对立，赫斯也再次将自我意识认定为一种形而上的神学意识，认为鲍威尔仍滞留在自我存在的困境中，并将无神论与国家的普遍个体对立起来，这将使鲍威尔的哲学永远无法摆脱神学的阴影。赫斯在批判“自由人”团体时，在一篇刊登于《莱茵报》上的题为《柏林的自由人》的文章中写道：“尽管该协会自称自由人协会，那他也不是自由主义的原因就在于它是一个协会，谁以他的名义承想什么义务，他就成了非自由人”[7]65。由此得知，当时的赫斯与马克思一样，也对“自由人”漫无目的批判和言论嗤之以鼻，“自由人”团体始终未能摆脱宗教批判的束缚，而只是沉溺于虚无缥缈的自我意识下的控诉与批判。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赫斯与“自由人”的决裂与马克思对“自由人”的批判具有相同的哲学旨归，马克思在《莱茵报》时期已经同恩格斯和赫斯一起进入了当时的一般唯物主义基本框架，而其后赫斯对马克思在异化理论上的影响也进一步证明了马克思与赫斯基于共产主义角度下对“自由人”批判的殊途同归，同时也体现了青年马克思在《莱茵报》时期批判理论的赫斯印迹。

赫斯被认为是对《莱茵报》时期的青年马克思产生过重大影响的哲学家，赫斯的经济异化理论是公认对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经济学研究产生过影响理论，赫斯作为德国早期的共产主义传播者，其也是青年马克思、恩格斯转向共产主义时不可忽略的领路者，同时《莱茵报》时期赫斯对马克思的影响，使其与青年恩格斯共同成为了青年马克思的两位重要的同路人。

(一)赫斯的“真正的社会主义”理论

《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二卷中马克思在评价赫斯在共产主义理论上所做出的贡献时写道“由于赫斯的工作，人才摆脱了最后的、在他之外的力量，并开始具有道德活动的能力”[2]552。科尔纽在评价赫斯时也提到赫斯所发表的《行动的哲学》是德国社会主义理论的哲学基础，赫斯也是第一个将德国古典哲学与法国社会主义进行了最初的理论结合的人，他为马克思唯物论的完成作了一定的准备工作。尽管赫斯在有关经济异化、自由共同体等方面的确影响了这一时期的马克思，但是我们更应看到马克思本人特殊的思想构境和话语结构[10]34。

赫斯的著作《欧洲的三头政治》是当时的青年黑格尔派了解共产主义的一部重要著作，只不过当时的青年黑格尔派还沉浸于将抽象的行动哲学作为主导，而忽视法国大革命下的共产主义理论对改变现实的具体要求，但这并不影响赫斯将共产主义带入德国的决心。同时，这个时期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对赫斯的“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形成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侯才写道：“赫斯把人的本质理解为“类生活”，沿用了费尔巴哈的概念”[11]129。在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影响下，赫斯完善了道德的观念，并且开始遵循现实的人道主义，力图将人本学与共产主义有机地结合起来。然而赫斯的这种“真正的社会主义”还是存在一定的唯心主义印迹和对现实软弱的一面，赫斯的共产主义思想充满了仁爱的意味，即使他找到了人的本质的异化的缘由，并且剖析了私有制国家的弊病，但赫斯语境下的“利他主义”使得他无论在人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中都很难站住脚，由于赫斯并没有解决他的共产主义思想的理论与实践的统一问题，所以赫斯的“真正的社会主义”也就变成了一种抽象的伦理学。

(二)赫斯对《莱茵报》时期马克思的影响

在马克思创办《德法年鉴》期间，其与赫斯的联系变得更加紧密了。赫斯在完成于1844年初的著名论文《论货币的本质》中的经济异化思想，直接影响了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及其后续的研究视角转向，即从哲学转向经济领域的异化问题[12]27。赫斯在文章中明确地表示，当时的社会已经被原子化，而这也是由于宗教异化所促成的，当时就表现为资产阶级社会的罪恶象征——“金钱”，而共产主义社会就是代替这种罪恶的社会形态的最佳方式，就是一个以爱为基础的社会。奥古斯特·贝克尔作为赫斯同时期的德国共产主义先锋派学者也做过相似的论述：“每个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爱好和能力劳动，这样一来自由的劳动组织就能将以实现了。不仅是劳动，就是人也将会得到改造——利己主义将被爱所排斥掉”[13]92。马克思与赫斯在这个问题上有共同的认识，他们都认为宗教领域存在的异化也同样出现在经济方面，这种异化的主体就是货币与金钱被自己所异化的力量所出卖。从这里可以看出，赫斯在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与金钱异化的提法是和马克思观点非常相像的，马克思与赫斯在这时具有十分相似的批判方向，即由哲学批判转向对政治的批判。

(三)马克思与赫斯的决裂

随着马克思与赫斯在一些基本理论立场上意见的不统一，也使他们逐渐走向决裂。赫斯之后陷入到了他的“真正的社会主义”当中，而这种“真正的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就是提倡“爱”，试图以“爱”作为新的社会的基础，并主张阻碍一切自私的利己主义，同时，赫斯主张拒绝使用武力和现实的阶级斗争来改变社会现状，倡导用人的道德观念来实现正义，从而走向共产主义。

不可否认的是，在赫斯的思想中不难看出他与马克思的相似之处，这也足以体现赫斯在当时的思想进步是超脱于其他传统的青年黑格尔派的，并与马克思的哲学向度十分接近。但同时，赫斯的理论缺陷也是比较明显的，尽管赫斯对《莱茵报》时期的马克思在共产主义理论以及经济异化理论中产生过重大的影响，然而马克思与赫斯走向不同的思想道路也是无法避免的。赫斯对异化劳动的理解认为人的相互异化与劳动的异化是直接关联的，他没能阐明在特定的人以及特定的人的关系当中的劳动异化应当如何解决，赫斯没能把握住两者的中介性，而马克思对私有制的批判则是明确通过劳动的异化理论而阐发的，并将劳动的异化是如何产生以及异化劳动的理论做了更加深刻的阐释，马克思把握住了赫斯没能把握住的这种中介性，并将这种中介性放置于特定的人的关系当中。显然，赫斯的“真正的社会主义”仍然被限于法国空想社会主义的框架之中，这种在现实中畏缩的表现是注定无法与马克思那勇于向社会发起挑战并真正建立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勇气相比的，这也导致了马克思必然会与赫斯决裂的现实。

通过对青年马克思的“自由人”团体批判的历史文本解读，可以看出马克思在当时已经展现出了向现实批判迈进的决心；
在完成了对赫斯经济异化理论和社会主义理论的扬弃与吸收后，为青年马克思和恩格斯进行资本主义经济学研究以及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阐发打下了重要的基础，马克思恩格斯通过与“自由人”团体的决裂和与赫斯的同行历程，已经展现出了与青年黑格尔派在思想上的潜在差异，并使马克思恩格斯更加坚定了解放无产阶级以及全人类这一伟大的历史使命，为后人展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巨大实践推动力。马克思敢于向现实进行批判的勇气，是其他西方哲学家无法比拟的，这也是马克思成为那个时代最伟大的思想家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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