骞 真 段 虹

交往理论是马克思在他所处的社会环境下，考察早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出发点，也是他批判资本主义现实社会关系的理论前提，更是他构建未来共产主义理想社会的规范性价值基础。虽未形成独立的著作，但“交往”始终贯穿于马克思一生的思想之中。在《穆勒摘要》中，马克思提出了交往的异化问题，对我们分析交往全球化问题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参照。随着新一轮全球化的深入发展，马克思预言的世界历史已经俨然到来，交往主体的异化问题也由人与人之间的问题演化为国与国之间的矛盾。因此，基于马克思交往理论来考察人类命运共同体也就成为我们今天必须面对的重要话题。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始终坚持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外交政策宗旨，致力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1]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共产党站在全人类解放的高度提出的交往新形态，它鲜明地回答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如何建设这个世界”这一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不仅从理论上，更是在现实中实现了对当代国际交往关系的合理性重构，是对马克思交往理论的继承与发展。

交往理论是马克思构建历史唯物主义的整体性范畴，它贯穿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形成、发展和完善的各个时期。在相关著作及手稿中，马克思对“交往”作了详尽的描述，并以此奠定了他历史唯物主义的全部内容。研究发现，马克思交往理论所关涉的概念十分广泛。马克思在阐述交往理论时谈论了多个基本概念，如交往、交往形式、交往关系等，但对具体的内涵并没有作过多的解释，而仅就其“最广泛的意义”进行了探讨。因此，为了更好地理解其相关内容，我们需要对交往的基本概念进行初步的分析，以便我们接下来的研究能够顺利地进行。

“交往”一词英文是communication，德文是kommunication以及verstandingung，在这里除了表示交往的意思之外，还有交流、交换、传播等多重含义。在词源意义上，它们都是起源于拉丁文communis，这里最初有交流、分享的意思，而现在则衍生为情感的分享、思想的交流、信息的沟通等含义。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使用的是与现代德文交往概念不同的verkehr一词，这一语词除了表示沟通、交流、往来之外，还具有交换、流通的含义。而在《致安年柯夫的信》中，马克思也曾用commerce来表示交往的概念，这就加大了我们后来对“交往”这一概念内涵把握的难度。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曾站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深入讨论交往的问题。马克思认为，“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处于持续不断的交互作用的、人的身体。”[2]55-56在马克思看来，人与自然的交往是人的自我的实现和表达，是主体的客体化和对象化的过程。同时，在这一过程中，人本身获得了满足自身发展所需要的能量和物质需求。并且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提到了“人与自然的交往”“交往”“交往活动”“与别人的实际交往”等相关问题，但却没有具体涉及交往的概念。直到1846年与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才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系统地阐述了“物质交往”“精神交往”等交往形式。

在使用“交往形式”一词时，马克思并没有具体地定义，而是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概念结合在一起的。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多次使用“交往形式”的概念，其主要表示了交往关系、交往方式的具体表现。个人之间、群体之间以何种方式进行交往、如何交往，都需要通过交往的具体形式来定义与区分，离开了具体的交往形式，交往就只能作为空洞的哲学概念。而交往形式又依赖于现实的物质生产条件，一定时代中现实的人的物质生产构成了一定时代的交往基础。因此，交往形式主要指现实的人在一定社会中发生的具体的交往活动。只不过交往以何种形式来呈现的根本原因不在于交往本身，而在于生产力和现实的人的活动。相对于生产力和人的活动而言，交往形式不过是一种外在的表现形式，是被内容规定的外在形式。马克思指出：“受到迄今为止一切历史阶段的生产力制约同时又反过来制约生产力的交往形式。”[2]161从这里可以看出，马克思在使用“交往形式”时是与生产力结合在一起的，这就说明交往形式受到生产力的制约。

在马克思的视野中，交往形式的范畴十分广泛，私有财产、战争等都属于交往形式的范畴。“私有财产是生产力发展一定阶段上必然的交往形式，这种交往形式在私有财产成为新出现的生产力的桎梏以前是不会消灭的，并且使直接的物质生活的生产所必不可少的条件。”[3]410-411“战争本身还是一种通常的交往形式。”[2]206因此，在马克思的用法中，交往形式比较宽泛，泛指一切与交往活动相关的具体形式，交往关系则主要强调一定的社会关系。

实际上，马克思第一次对“交往”进行科学的界定是在1846年12月28日写给巴·瓦·安年柯夫的一封信中。马克思指出：“为了不致丧失已经取得的成果，为了不致失掉文明的果实，人们在他们的交往[commerce]方式不再适合于既得的生产力时，就不得不改变他们继承下来的一切社会形式。——我在这里使用[commerce]一词是就它的最广泛的意义而言，就像在德文中使用‘Verkehr’一词那样。”[4]42-43在这里，马克思用了“最广泛的意义”来表示交往，这就说明在马克思看来，交往不仅是物质之间的能量变化，还是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全部社会关系。从经济学角度讲，马克思的交往包括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所有经济形式，交往不仅是物质的交换还包括人类社会的经济形式，这是西方学界在以往研究中所没有看到的内容。马克思之所以能够看到交往的经济学内容，这与他把交往建立在人的实践过程中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从社会学意义上来说，马克思把交往看作人与人之间的交互作用，是一种社会性的活动。这与西方所说的符号互动论有着本质的区别，在马克思看来，无论是语言还是社会都是交往的产物，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活动是建立在物质资料的生产活动之上。同时，物质资料的生产活动又受到交往形式以及交往内容的制约，二者是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辩证关系。

因此，结合《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以及《致安年柯夫的信》等重要著作中的论述，我们可以得出结论，马克思的交往范畴应该理解为建立在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的现实的人以及国家、社会等共同体在物质、精神领域彼此联系、彼此作用的客观物质性活动。其中，物质交往是一切其他形式交往的前提条件，物质交往决定着人与自然之间、人与人之间的其他交往的类型。也就是说，马克思的交往不是黑格尔那种抽象的哲学概念，也不是费尔巴哈所说的类感性的活动，而是在一定社会中人与人的关系以及由这种关系决定的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穆勒摘要》是马克思1844年在巴黎写下的关于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文献，它是马克思从詹姆斯·穆勒的著作《政治经济学原理》摘录而成的，因此也被称为《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摘要》。《穆勒摘要》中的交往异化理论与马克思在《巴黎手稿》中“劳动异化”的观点有着天然的联系，甚至有的学者认为《穆勒摘要》是马克思对《巴黎手稿》中劳动异化理论的补充与说明。因此，《穆勒摘要》是我们把握马克思交往理论的重要文献，它是马克思首次站在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对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关系进行的深入细致的探讨，并提出了“交往的异化形式”，这对我们把握当前国际交往问题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在《穆勒摘要》中，马克思指出：“货币的本质，不在于财产是通过它进行转让，而在于人的产品赖以相互补充的中介活动或者中介运动，人的、社会的行为异化了并成为在人之外的物质东西的属性，成为货币的属性。”[5]18马克思首先肯定了穆勒将货币当作中介的做法，但是马克思认为这种中介不是以人的关系为中介，而是以货币的价值为中介，那么这种中介的活动就成为一种异己的力量，人不再是作为人本身存在而成了物的对象，人的活动成为物的活动，并且在此活动中逐渐丧失掉人的自身活动。同时，私有财产的出现将人对生产、劳动的本能欲望变成了对作为财富的物的追求，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关系变成了物与物之间的交换关系。其中，货币作为交换的中介在这一过程中成为了以物的形式取代人的本质的实际操控者。交往作为人的本质应当是自由自觉的活动，而在货币充当交往中介的时候，人的本质被货币的本质所替代，在这一过程中人不是作为交往的主体，而沦为交往的客体，货币或者商品反而成了交往的主体。与此同时，人们在这种交往中感受到的平等不过是作为商品等价物之间的平等，原先的那种作为人所特有的交往属性，也转变为物的交换属性。

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固有的抽象物，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2]135与此同时，马克思又认为社会是交往的产物。“社会——不管其形式如何——是什么呢？是人们交互活动的产物。”[4]42-43由此分析，马克思所说的交往的活动实际上就是人的社会的活动。因为人的本质是社会性，因而人就无法在单个的人中实现自己，而必须在与他人的交往、社会的交往中确立自己的本质。也就是说，人的生存和发展必须通过与他人的交往才能够真正地实现。但是现在这种人与人之间交往的社会本质被异化的货币关系取代了，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关系变成了物与物之间的交换关系，人把自己的愿望与活动看作了与他人不相关的物的东西。

在人的类活动中，社会是由于人的个人需要而产生的结果，但是当人变成了异己的存在物时，这种交往就是一种异化的交往。马克思认为，“进行交换活动的人的中介运动，不是社会的、人的运动，不是人的关系，它是私有财产对私有财产的抽象的关系，而这种抽象的关系是价值。”[5]20原先的交往是人与人之间发生的物质的、精神的各种各样的交往活动，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物的交换代替了人的交往，人的自觉能动的交往活动异化为消极被动的物的交换。

交往再不作为人与人之间的活动，而是以货币为中介的物与物之间的交换。在这一过程中，人的主观能动的活动异化成为了外在于人的客观的物的活动，人的本质成为了货币的本质。马克思认为这种交往不是人的本质，而是与人的关系相对立的物的本质。此外，在商品交换的过程中，还会使人与物的关系发生颠倒。因为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关系中，交换双方所在意的并不是对方的实际需要，而是对方手里的物品是否能够满足自身的需要，主体的感受与需要并不是最主要的，主体所拥有的物品才是双方进行交往的对象，主体间性变成了物体间性。正如马克思所言，“交换或者物物交换是社会的、类的行为，社会联系、社会交往和人在私有权范围内的联合，因而是外部的、外化的，类的行为。正因为如此，它才表现为物物交换。因此，它同时是和社会关系对立的”[5]27。正是在这种主体客体化的过程中，交往行为发生了异化。

交往异化是马克思分析与批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重要理论成果。然而，这一问题并没有因为马克思的提出而得到解决，反而随着世界历史的到来而更加突出和隐蔽。随着交往全球化的发展，这种存在于商品和货币之间的主体异化形式开始蔓延到国与国之间的交往中，个体交往的异化形式逐渐演化为国家之间的冲突与斗争，国际交往成了以谋求本国利益为形式的零和博弈，丛林法则再次被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奉为圭臬，当代国际交往关系面临着严重的威胁与挑战。

21世纪以来，国际社会秩序的不稳定性日益突出，世界经济增长的动能明显不足，全球范围内的两极分化愈发严重，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强行实施所谓的贸易保护政策，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进行封锁围堵，对其他国家的经济发展造成了严重的损害。东西方之间、南北方之间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部分地区之间的争议此起彼伏，恐怖主义、网络安全等非传统安全日益威胁着人们的生存与发展，政治、经济、文化等问题成为了悬在国际交往关系上空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政治上，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以更加隐蔽的形式继续对他国的独立与主权进行干涉和控制，严重地破坏了国际秩序的合理性，国际社会暗流涌动。在当代，一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总是习惯于用自己所谓的人道主义的“自由”“民主”来向别国施加政治压力，以“干涉例外论”“主权过时论”等论调为基础，鼓吹“人权高于主权”“人权无国界”等观点，打着维护世界和平正义的幌子大肆干涉别国内政，践踏他国的独立与主权。表面看起来，这些资本主义国家是在进行“正义的呼唤”，而实际上他们只是利用这些“声音”来营造一种只符合国家政权自身的利益，是典型的霸权主义。就拿国际贸易纠纷来说，如果是正常的经济纠纷，那么完全可以依据国际法仲裁以及双方的协商来解决问题。但霸权主义则会无视国际规则和对方意愿，采取一种唯我独尊的交往模式，是一种具有欺骗性和伪装性的新型控制形式。虽然当今世界格局已经向多极化发展，但西方一些国家的权力意识、暴力本质并没有减弱，反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更加根深蒂固。他们善于把霸权主义转换成为一个具体的技术性问题，这样一来，侵略和控制的风险就远远要低于战争。相对于传统的形式，这种霸权主义的危害更大、影响更深。如何消除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从而实现国家之间交往关系的合理化发展，这对人类一直以来追求的和平社会来说，将是一个重大的时代课题。

经济上，发展中国家在实现自身发展的同时受到来自资本主义体系的干扰和阻挠，导致本国经济陷入停滞和倒退，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差异逐渐拉大。21世纪以来，伴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众多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迅速崛起，为世界经济的增长作出巨大的贡献。然而，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在实现经济转型的同时，也会受到来自资本主义体系的干扰和阻挠。发展中国家的崛起本身依靠的是廉价的劳动力和丰富的自然资源，而发达国家在实现工业化的时候依靠的是自身的核心技术与先进的生产力，这本身就是一个不平等的交往关系。同时，发达国家所从事的高附加产业并不是天然的高附加，而是压榨劳动者剩余价值的结果，是资本异化的产物。资本的实质是追求利润最大化，这就决定了发达国家在进行资本投资时不可能保持与发展中国家的一致，并且在产业升级时候往往会将那些高耗能、污染环境的产业转移到国外，严重阻碍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转型。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萨米尔·阿明就曾提出，“‘欠发达’这个用于称呼外围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不贴切的术语标志着受阻的过渡形态。”[6]2很多拉美国家20世纪90年代就已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至今不仅没进入高收入阶段，反而出现了经济倒退。这一现象不仅是当前构建国际经济新体系的难题，也是中国现阶段经济发展必须重视的问题。

文化上，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国际体系的进一步深化，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已经从传统的军事对抗转化为以文化为中心的软实力方面的竞争。其中，文化话语权逐渐成为当代大国之间竞争和交往的重要力量。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就曾提出“文化共同体取代冷战阵营”的主张。他认为，“冷战的结束并未结束冲突，反而产生了基于文化的新认同以及不同文化集团之间冲突的新模式。”[7]110文化曾作为思想的载体，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历史特点和生活方式的集中表达。但随着文化在国际竞争中地位的上升，文化已经成为政治取向、社会地位以及价值立场相融合的权利工具，并逐渐成为高耸在各国意识形态领域的一堵隐形的围墙。

在当今国家的公共话语领域中，一些西方国家借助其在经济和技术上的优势强行进行文化话语权的垄断，并在此基础上将自己国家的价值观输入到其他国家，把所谓“民主”与“自由”等西方的价值观念进行美化和包装，利用政治的谎言来标榜资本主义制度的完美性。他们打着人道主义的旗号公开诋毁他国的文化发展模式和政治体制，试图利用这种“软实力”达到影响和控制他国的目的，其本质是对文化多样性与文明多元性的彻底否定，严重违背了文化发展的规律，对世界文明多样化以及人类文明的交流互鉴造成了严重的阻碍。

生态上，自工业革命以来，生态问题逐渐成为全世界共同关注的热点话题之一。伴随着交往范围的不断扩大和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人类满怀信心地发出“征服自然”这样的豪言壮语，肆无忌惮地开始向自然界进行无休止的索取，并自以为是地宣称成为了自然界新的“主人”。然而还没等人类从这一场“胜利”的喜悦中清醒过来，自然界便开始了“无情”的报复。乱砍滥伐导致山体植被减少，造成了泥石流、滑坡等现实危害，温室气体排放造成全球变暖；
海平面上升，严重威胁岛屿国家人民的生命与安全；
工业用水未经处理排放导致农作物受到影响，农业环境受到严重污染，伦敦光化学烟雾事件、日本水俣病事件、印度博帕尔事件、切尔诺贝利核泄漏事件等一系列事件时刻提醒着人们，生态问题已然成为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重大威胁。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如马克思所言：“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同动植物一样，是受动的、受制约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2]209

在马克思看来，人同自然中的其他存在物一样，是需要吸收外界的能量来完成自身的新陈代谢的，而且“自然界，就它自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2]161。当人对自然界进行破坏的时候，就会出现各式各样的生态问题，而这些生态问题的本质是有机体的紊乱。当生态危机发生时，任何国家无论大小、强弱都无法置身事外，一旦发生某一类生态危机则会牵连到整个生态系统，相关的生态问题也会接踵而至。

此外，恐怖主义、网络安全、重大传染性疾病等安全问题的威胁继续蔓延，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深度调整，地区冲突明争暗斗层出不穷，国际交往关系变得深刻而复杂。这些问题相互交织、相互发酵，共同构成了当前国与国交往过程中的异化问题。我们每天生活在现代科技为我们造就的舒适环境中，可能许多人早已忘记了这些问题曾经带给我们的伤害，然而它们并不会因为我们的健忘而消失殆尽，反而可能会在人类最放松的时候，给予我们致命一击。而在这些问题面前，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做到独善其身，任何一民族和个人也不可能置身事外，只有团结合作才是应对之道。

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坚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同各国发展友好合作，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深化拓展平等、开放、合作的全球伙伴关系，致力于扩大同各国利益的汇合点。”[1]全球化时代，各国命运与共、休戚相关。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在继承古今中外一切前人思想合理内核的基础上形成的科学构想，它是以维护全人类共同利益为目的的全球性交往新形态，不仅在理论上，更是在现实上实现了当代交往关系合理性的重构，是世界历史视域中普遍交往的唯一出路。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指出：“随着生产力的这种普遍发展，人们的普遍交往才能建立起来；
普遍交往，一方面，可以产生一切民族中同时都存在着‘没有财产的群众’这一现象(普遍竞争)，使每一民族都依赖于其他民族的变革；
最后，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经验上普遍的个人所代替。”[2]166马克思认为，普遍交往是世界历史形成的重要前提，同时随着世界历史的到来又会促进普遍交往的进一步发展。而随着交往范围和深度的不断发展，世界必将成为一个联系更加紧密的整体。当今世界所表现出来的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等不同形式，其本质都是普遍交往的产物。同时，也只有当交往成为世界交往的时候，现有的生产力才会得到保障，人类历史才会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马克思认为，只有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私有制和旧的分工，交往才会摆脱异化的状态，从而实现自由人的联合体。只有在这一前提下，世界历史中的人才能成为全面发展的个人，共产主义才可以最终实现。然而，马克思的交往理论以及世界历史理论只是理论上的应然状态，只有在事实与逻辑相符的情况下，才能实现真正人的解放这一最终目标。

事实情况却是：在世界历史过程中，交往主体日益呈现出的不平等现象，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交往异化现象依然存在。在世界历史进程中，每一个人都是世界历史的主体，但大部分无产者却只能在理论上成为活动的主体，在实际生活中依然是被剥削的群体，他们只是理论上的自由人，而不是交往主体中的自由人。因此，虽然资本主义大工业开辟了世界历史，打破了以往国与国之间孤立、封闭的生产方式，但在资本主义主导下的世界历史中，每个参与共同体的成员不是为了追求普遍的利益，而是为了获取自身特殊的阶级利益，马克思设想的“普遍性”在这一过程中反而成为了“特殊性”，无产阶级的共同利益在这一过程中不但没有实现反而处处受到以资产阶级为代表的特殊利益群体的制约与压迫。为了超越资本主义控制下特殊的“共同利益”，我们必须在交往全球范围内建立起一个符合全人类利益的真正的共同体，从而打破传统交往格局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控制的国际旧秩序，实现对当代国际交往关系的重塑。马克思交往理论是对资本主义大工业时代交往第一阶段的认识，随着生产力的进步与交往的扩大，人类社会和国际环境早已日新月异，我们必须站在新的时代立场对当今世界交往体系作出更为科学的判断。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全人类解放的高度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构想。从本质上来说，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种基于人类文明的交往新形态，它折射出的是中国共产党人对人类前途和命运的智慧与思考。以往国际社会也曾提出过一些旧的交往理念，与这些理念相比，人类命运共同体倡导的交往理念有着显著的特征：一是寻求和平合作。我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没有对抗的对象，从不针对第三方，而是致力于改善国际关系达成的新的交往形式。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我们要在国际和区域层面建设全球伙伴关系，走出一条‘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国与国交往新路”[8]254。二是坚持平等相待。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建立在相互平等、相互尊重的前提下，即尊重各国领土完整、主权独立，尊重对方发展和各国人民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基础上结成的平等关系，也只有在这一前提下才可以保障合作双方的共同利益和自由选择的权利。三是倡导开放包容。人类命运共同体更加注重求同存异、兼收并蓄的包容精神，无论国家大小、贫富、强弱、什么样的社会制度，都可以是合作的对象，在此基础上相互借鉴、取长补短，共同进步。第四，强调共赢共享。人类命运共同体明确反对“零和博弈”与“赢者通吃”的交往理念，我们强调的是通过合作交流实现双方利益共同发展的共赢局面，这与传统西方的交往理念有着本质的区别。

在对国际交往体系进行重塑的过程中，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一种交往新形态，要想获得各国、各民族人民的支持，就必须唤起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以往的“共同体”都是强调阶级内部的共同利益，是特殊利益的“共同体”，而中国共产党人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恰恰相反，它是以维护全人类共同的利益为目的的交往新形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意味着对旧国际秩序的反思与重建，还意味着人类将从自身不充分不平衡的发展转向自由全面的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倡导在追求本国利益的同时要考虑到其他国家的利益，在谋求自身发展的同时也要促进全人类共同的发展。这就改变了以往共同利益之间的特殊性，反而立足于差异，在不同主体之间寻找更高层次的“普遍性”，是一种基于“共同发展”的“合作共赢”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当然，我们必须认识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绝不是对当前全球治理体系的全盘否定，而是要在互相尊重、对话协商、合作共赢原则的指导下对全球交往旧秩序的完善与修复，不是对马克思交往理论的否定，而是对马克思交往理论的继承与超越，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在21世纪的应用和发展。

马克思曾指出：“迄今存在过的联合体，无论是自然地形成的，或者是人为地造成的，实质上都是为经济目的服务的，但是这些目的被意识形态的附带物掩饰和遮盖了。”[9]447而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则是真正为全人类自由解放服务的具有时代性、包容性、普适性的科学理念，是基于马克思交往理论的必然道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强烈的现实性和指导性，它既是对马克思交往理论的继承与发展，也是对当今世界交往格局的改造与重塑，是解决当代国际交往异化问题的“一剂良药”。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对各种新环境、新局面、新形势，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将对中国、世界、人类的发展产生巨大的影响，并日益成为构建人与人、人与自身、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重要参照。如总书记所言，“我们真诚呼吁，世界各国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共同应对各种全球性挑战。中国人民愿同世界人民携手开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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