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瑾

【提要】马克思恩格斯在他们的著作中对人才问题进行了深刻精辟阐述，形成了比较完整、科学的人才思想，成为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内容。这一思想，对当前我国推进人才强国战略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作用。马克思恩格斯对人的本质、价值、人力资本、自由和全面发展、需要、人与时代和环境的关系、杰出人才与人民群众关系等方面的深度理论概括，奠定了马克思主义人才观的基础。可以从人才的本质与价值、人才的自由和全面发展、人才的实践性、人才的时代性及其与环境的辩证关系等逻辑维度，来考察马克思恩格斯的人才观。

马克思恩格斯虽然在他们的著作中并未直接就人才问题进行体系性论述，但是他们结合对历史与现实的思考和革命的实践，对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英法空想社会主义等理论进行批判性继承，进而对人的本质、价值、人力资本、自由和全面发展、人与时代和环境的关系以及杰出人才与人民群众的关系等方面进行深度理论概括，也形成了系统的人才思想，创立了马克思主义人才理论。本文试图回到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本中，从人才的本质与价值、人才的自由和全面发展、人才的实践性、人才的时代性及其与环境的辩证关系等逻辑维度来参透马克思恩格斯人才观的核心要义。

关于人的本质理论是马克思恩格斯人才观的存在基础。马克思以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历史进程为立足点，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审视了人的本质：“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手稿中吸收了政治经济学家的观点，他进一步分析认为：“劳动和自然界在一起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劳动是整个人类生活的第一个基本条件，……在某种意义上不得不说：劳动创造了人本身。”[2]恩格斯进一步阐明了劳动是人类与动物的最终本质差别所在。

“人才”这个词在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多次出现，最早的一次是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中，马克思指出：“置身于官方反对派的行列或者完全处于选举权享有者的范围之外的有上述阶级的意识形态代表和代言人，即它们的学者、律师、医生等等，简言之，就是它们的那些所谓‘专门人才’。”[3]这里提到的“专门人才”具有一定的阶级性，受制于资产阶级统治。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人才的限制进行了批判。马克思说：“在一切生产工具中，最强大的一种生产力是革命阶级本身。革命因素之组成为阶级，是以旧社会的怀抱中所能产生的全部生产力的存在为前提的。”[4]马克思恩格斯深入地研判了资本主义生产中人的价值和功用，认为如果没有劳动便没有人本身，人的价值正是通过劳动创造财富的方式得以实现。人的劳动是能够创造价值并使价值增殖的生产力，资本家通过获取这种生产力来维护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相反，无产阶级创造的生产力是为了服务于广大人民群众。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5]他们时刻关心整个人类的命运和幸福，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其人才观的立足点和出发点。“人只有为同时代人的完美、为他们的幸福而工作，自己才能达到完美。”[6]

马克思恩格斯站在历史发展的高度揭示了“人才”与“人民”的辩证关系。“人才”来自人民群众，是反映时代要求并推动历史进步的人，是历史发展及其需要的产物。无产阶级的领导人才必然是来自人民群众中的杰出代表。正如马克思说：“最有才能的工人必然会成为起义的领袖和组织者；
而最有才能的工人往往又是国际协会的会员。”[7]这充分证明，人民群众中蕴藏着极丰富的人才资源，是人才的最大宝库。只有在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伟大实践中，才能产生出类拔萃的人才。

马克思恩格斯的人力资本思想是其人才观的亮点之一。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人力资本的实质、价值的形成、人在社会生产中的作用等做了详尽论述。关于人才在社会生产中的价值，马克思指出：“不论生产的社会的形式如何，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始终是生产的因素。”[8]马克思恩格斯人才观的逻辑前提和理论基石是他们提出的“劳动者是生产要素”的劳动价值理论，该理论对于人在经济社会中的地位作用予以肯定。劳动者作为社会经济管理活动的主体，是生产力中最活跃、最重要的因素，除一般生产要素的“生产功能”外，劳动者还具备提升自身及其他生产要素质量和效率的独特功能。人是社会生产实践的主体，是创造价值的主导因素，在社会生产过程中起主导作用。马克思将劳动分为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指出，“比较复杂的劳动只是自乘的或不如说多倍的简单劳动”[9]，“生产力特别高的劳动起了自乘的劳动的作用，或者说，在同样的时间内，它所创造的价值比同种社会平均劳动要多”[10]。这表明，马克思肯定了在社会生产中，人才的劳动所创造的价值高于一般社会平均劳动，复杂劳动有使简单劳动的产出翻倍的效果，从而肯定了人才的劳动价值。马克思评价瓦特时指出：“瓦特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在1784年4月获得的专利说明书中，预见到蒸汽机的一切可能用途，并指出利用它来建造机车，锻造金属等的可能性。”[11]这说明了科技人才社会价值的体现是站在时代的前端，做出科学的预见以推动社会的进步。

马克思恩格斯十分肯定和重视科技人才的作用，但因为时代的局限和当时科技未充分发展，他们在文本中没有对科技人才做出超越历史的论述。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工厂生产分工进行分析，指出：“工程师、机械师、细木工”等是“高级的工人，其中一部分人有科学知识，一部分人有手艺，他们不属于工厂工人的范围，而只是同工厂工人聚集在一起。”[12]马克思缩小了机器生产条件下工人概念的外延，强调科技人员是工人阶级的特殊组成部分。他指出，在日新月异的工业生产中“科学日益被自觉地应用于技术方面”[13]。马克思还指出：“固定资本的发展表明，一般社会知识，已经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变成了直接的生产力，从而社会生活过程的条件本身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受到一般智力的控制并按照这种智力得到改造。”[14]恩格斯对人才价值的认识非常深刻，1891年在给奥古斯特·倍倍尔的信中，他指出：“为了占有和使用生产资料，我们需要有技术素养的人才，而且需要量很大。”[15]他在《致国际社会主义者大学生代表大会》的信中，号召大学生要努力学习，从而掌握丰富知识，进而成为管理国家政治和生产的专门人才：“过去的资产阶级革命向大学要求的仅仅是律师，作为培养政治家的最好的原料；
而工人阶级的解放，除此之外还需要医生、工程师、化学家、农艺师及其他专门人才，因为问题在于不仅要掌管政治机器，而且要掌管全部社会生产，而在这里需要的决不是响亮的词句，而是扎实的知识。”[16]这些都说明，恩格斯极度肯定了专业人才对革命斗争和社会建设的助推作用。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高屋建瓴地指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7]他们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强调：“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18]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的理论是其人才观的重大创建。这一理论主要包括人的需要、人的才能、人的素质等方面自由和全面的发展。

从全面发展人的需要的角度，必须具有民主的政治条件、坚实的物质条件和先进的教育条件等。在马克思看来，人的活动的历史构成了人类社会的历史，满足人的自由发展的需要是社会发展的共同目标。马克思提出：“要把自然科学发展到它的最高点；
同样要发现、创造和满足由社会本身产生的新的需要。”[19]马克思恩格斯把“人的全面发展”和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直接联系起来，使互为目的和手段的人与社会达到和谐与统一。恩格斯在《共产主义信条草案》中指出，共产主义者的目标是建立这样一个社会，即“使社会的每一个成员都能完全自由地发展和发挥他的全部才能和力量”[20]。马克思还提出要培养社会的人的一切属性，也就是说，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是维持社会生产的客观需要。人的全面发展就是要使社会全体成员的才能全面发展，每个人都有权利得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而成才，因此要创造好的社会条件来促进每个人自由地发展和发挥全部才能。

从全面发展人的才能的角度，马克思恩格斯前瞻性地看到了教育有利于人才的培养和发展。马克思认为：“为改变一般人的本性，使它获得一定劳动部门的技能和技巧，成为发达的和专门的劳动力，就要有一定的教育或训练。”[21]这体现了教育的人力资本的经济功能，提高人的发展能力和综合素质，对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有重要作用。马克思认为：“把有报酬的生产劳动、智育、体育和综合技术培训结合起来，就会把工人阶级提高到比贵族和资产阶级高得多的水平。”[22]恩格斯也十分重视人才的教育和培养，他认为：“教育将使年轻人能够很快熟悉整个生产系统，……教育将使他们摆脱现在这种分工给每个人造成的片面性。……将使自己的成员能够全面发挥他们的得到全面发展的才能。”[23]恩格斯指出：“所有的儿童，从能够离开母亲照顾的时候起，都由国家出钱在国家设施中受教育。把教育和生产结合起来。”[24]也就是说，要重视人的作用，从孩童时期就进行教育培养，并将之与生产劳动结合起来，发挥人才的主观能动性。恩格斯指出未来的教育“就是生产劳动同智育和体育相结合，它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25]。可见，教育是提高科学认知、普及科学知识、增强创新意识、推动科技发展的重要抓手。

从全面发展人的素质的角度，恩格斯把无产阶级中的专业技术人才称为“脑力劳动无产阶级”，进一步指出其使命是在即将来临的革命中同从事体力劳动的工人兄弟肩并肩地发挥重要作用。恩格斯针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发展要求，对符合要求的人才素质进行了全面和具体的阐述。恩格斯提出除了一定的信念、善良的愿望等基本素质之外，“党的政论家还需要具有更多的智慧、更明确的思想、更好的风格和更丰富的知识”[26]。恩格斯认为，只有在培养出大批合格专业技术人才的情况下，人民管理国家才成为可能。在科技人才的自我修养方面，保尔·法拉格回忆马克思时提到后者曾说过的话：“科学绝不是一种自私自利的享乐。有幸能够致力于科学研究的人，首先应该拿自己的学识为人类服务。”[27]这就告诫广大科技工作者，必须时刻牢记，科学研究的机会是来之不易的，是建立在全社会共同财富的基础之上的，科学才能效力的发挥要以服务社会和人类为宗旨。马克思把科学的入口处比作“地狱的入口处”[28]，他认为科学活动是十分艰巨的劳动，要不畏劳苦去攀登科学高峰。马克思对“钟表匠瓦特发明蒸汽机，理发师阿克莱发明经线织机，宝石工人富尔顿发明轮船”[29]这些创新现象是表示惊喜和赞同的，并表示狭隘地认为“鞋匠”只能干本行业的事情是一种可怕的愚蠢的看法。很多历史事实都表明，涉足自己不甚熟悉的新领域也能出成果。如果没有现代新兴学科、边缘学科、跨学科的开拓者和先行者，就不会有创新成果的产生，这些恰恰说明了马克思对人才全面发展过程中的开放和包容思想的正确性。

人才来自实践是马克思恩格斯人才观的核心要义。马克思认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也就是说，人才不是先天成就而是后天养成的。实践是人才成长的重要途径，随着实践经验的积累，人们从事生产的能力不断进步，才能推动人类社会历史的演进。马克思恩格斯的实践理论认为，劳动创造了人、创造了社会、创造了文明，人类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人才是在社会实践中，通过创造财富实现其自身价值。马克思认为：“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30]也就是说，人才在革命的实践中不断发挥作用，从而改造着社会环境和社会制度。

分工是实践的具体实现路径之一。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肯定了亚当·斯密关于分工的看法：“个人之间天赋才能的差异，实际上远没有我们所设想的那么大；
这些十分不同的、看来是使从事各种职业的成年人彼此有所区别的才赋，与其说是分工的原因，不如说是分工的结果。”[31]社会各行各业的分工造就了各类人才，从事各种职业的实践是人才成长的主要路径。大千世界，人人皆有潜力，人人皆可成才。不同类型的人才以不同的方式贡献于社会。

马克思还较早地看到了社会交流实践活动对人才发展和社会生产的促进作用。1847年马克思在思考社会生产问题时就曾指出：“人们在生产中不仅仅影响自然界，而且也互相影响。他们只有以一定的方式共同活动和互相交换其活动，才能进行生产。为了进行生产，人们相互之间便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
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影响，才会有生产。”[32]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又进一步指出：“一般劳动是一切科学工作，一切发现，一切发明。它部分地以今人的协作为条件，部分地又以对前人劳动的利用为条件。共同劳动以个人之间的直接协作为前提。”[33]马克思强调了共同劳动中人才协作的必要性。现代科学的迅速发展以及各类科学共同体的协同发展，充分证实了马克思对于生产实践的交流与合作思想的正确性。

实践论是马克思主义人才观始终坚持的主张，认识来源于具体的实践，人才要在实践中发展自己、检验自己。人的本质是在实践中不断完善的，人的能力是在实践中不断提升的。马克思恩格斯非常重视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实践的作用，同时也强调在社会实践活动当中，具有主观能动意识的人占据主体地位。在再生产的背景下，马克思指出：“不但客观条件改变着，例如乡村变为城市，荒野变为开垦地等等，而且生产者也改变着，他炼出新的品质，通过生产而发展和改造着自身，造成新的力量和新的观念，造成新的交往方式，新的需要和新的语言。”[34]人通过生产实践增长知识和能力，促使思想、观念和语言等的演化。

马克思恩格斯生活的年代，学理主义与教条主义者单纯从理论出发，脱离了实践，试图从理论上形而上学地解释实际情形，恩格斯对这些思想进行了猛烈而深刻的抨击。在革命时期，对无产阶级人才的组织、管理和对工人运动的指导，都应该与当时当地的实际相结合。所以恩格斯强调：“工会是无产阶级的真正的阶级组织，无产阶级靠这种组织和资本进行日常的斗争，使自己受到训练，这种组织即使今天遇到最残酷的反动势力（像目前在巴黎那样）也决不会被摧毁。”[35]也就指明，共产主义理论的指导意义只有被运用于无产阶级革命的实践中才能发挥最大功效。

实践出人才，这一真理在马克思恩格斯自己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毛泽东曾在《实践论》中精辟地总结道：“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之所以能够作出他们的理论，除了他们的天才条件之外，主要地是他们亲自参加了当时的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实践，没有这后一个条件，任何天才也是不能成功的。”[36]毛泽东强调：“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37]

马克思恩格斯对人才时代性的认识体现出高度的唯物辩证观念。“历史的每一阶段都遇到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的生产力总和，人对自然以及个人之间历史地形成的关系，都遇到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境，尽管一方面这些生产力、资金和环境为新的一代所改变，但另一方面，它们也预先规定新的一代本身的生活条件，使它得到一定的发展和具有特殊的性质。”[38]由此，马克思得出了他的著名论断之一：“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39]马克思还指出：“环境是由人来改变的，而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40]也就是说，人才成长的科教、文化环境与人才本身是密切相关的。恩格斯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他们是在既定的、制约着他们的环境中，是在现有的现实关系的基础上进行创造的。”[41]这些论断深刻地说明了人才与环境的辩证关系。人们推动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发展的活动并非是随心所欲的，人们的认识水平和实践能力的发展是以现实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为前提和基础的，受到时代和环境的时空限制。恩格斯认为马克思发现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那就是：“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
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基础，人们的国家设施、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42]马克思恩格斯站在整个人类历史的高度来俯瞰社会各方面发展，他们的思想有着深刻的全局性和先验性。

马克思恩格斯从历史唯物主义观念出发，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人类活动的目标、能力和水平都受到各个时代具体发展水平的限制。马克思指出：“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43]人才的素质和行为必须符合时代和社会发展的需要，按照时代的需要培养人才是生产发展的必然结果。马克思认为人们的意识“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44]。恩格斯指出：“我们只能在我们时代的条件下去认识，而且这些条件达到什么程度，我们就认识到什么程度。”[45]“空想主义者之所以是空想主义者，正是因为在资本主义生产还很不发达的时代，他们只能是这样。”[46]人才的发展水平与环境的发展水平是一致的。每一个时代都不可能缺失人类的作用而独自存在与发展。人才的能力和水平与其所处的时代背景和条件息息相关，受到所处年代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的制约，不能逆历史潮流而动。如果人才落后于时代要求，无法适应所处时代环境，不能在社会实践中施展才华，将被时代所抛弃而失去人才的属性。

马克思在谈及科技人才成长时特别强调当时的社会环境与科技人才的辩证关系。只有当社会生产发展到某种程度，对某个科学发现产生了需要时，孕育这种发现的社会条件才算成熟，在此情况下科学发现才有可能变为现实。他在谈到17世纪的社会条件为大数学家成才提供土壤时说：“机器在17世纪的间或应用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为当时的大数学家们创立现代力学提供了实际的支点和刺激。”[47]社会生产中机器的运用推动了对使用机器部件所必需的精确数学知识的需求，从而推动相关职业人才的发展，相应地又反哺了机器制造业和生产的发展。科学家的创造性活动依赖科学仪器的进步，同时必须由社会历史条件决定。马克思还告诫我们，必须历史而辩证地看待人才。比如，当斯密讽刺魁奈《经济表》前提的错误时，马克思为后者正名道：“这个尝试是在18世纪30至60年代政治经济学幼年时期做出的，这是一个极有天才的思想，毫无疑问是政治经济学至今所提出的一切思想中最有天才的思想。”[48]一定的历史时期内，各类人才提出的概念和做出的理论阐述等也同当时的物质环境一样，是历史的产物，只是“暂时”的，要唯物辩证地看待历史上的人才。

关于杰出人才与时代和环境的关系，马克思赞同并重申了法国哲学家爱尔维修的说法：“每一个社会时代都需要有自己的伟大人物，如果没有这样的人物，它就要把他们创造出来。”[49]这说明人才与时代存在着内在关系，杰出人才的产生是历史需要的必然结果。人才与社会发展紧密相连，时代和社会背景是人才诞生的基础条件，人才的内涵和外延在社会经济发展的大环境下变化和发展，在符合社会经济发展要求的框架中成型。伟大的时代呼唤杰出的人才。恩格斯指出：“恰巧某个伟大人物在一定时间出现于某一国家，这当然纯粹是一种偶然现象。……每当需要有这样一个人的时候，他就会出现。”[50]任何人才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也必然带有时代的特征。杰出人才是人民群众的代表，要顺应历史发展的趋势和方向，否则就会被历史遗弃。

马克思还注意到了人才及其技能是在历史中不断传承和发展的：“如果有一部考证性的工艺史，就会证明，18世纪的任何发明，很少是属于某一个人的。”[51]个人发展是建立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的，后一代继承着前几代积累起来的生产和生活条件和方式。蒸汽机的发明史充分反映了科技人才及发明的历史继承性。历史发展的车轮不断前行，个人的历史很难脱离他以前的或同时代的人而单独成立。“纺纱机和蒸汽机的制造也同样是以制造这些机器的手工业和工场手工业，以及在上述时期已有所发展的力学科学等等为基础的。”[52]历史上每一项发明创造的诞生或生产方式的改进都成了新时代的发明创造或新的生产方式进一步改良和蜕变的基础。因此，科技人才必须善于吸收前辈和同时代人的科学理论和成果的营养，并对之进行改进和革新，使之成为适应当前时代的创新成果。一切杰出科技人才和科研成果的产生，都是在前人发明创造基础上的产物。

马克思恩格斯的人才观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是以最终实现“共产主义”为终极目标的无产阶级人才观，为世界人才思想史奠定了唯物辩证的基石。马克思恩格斯人才观是人民性、实践性和时代性的有机统一。马克思恩格斯立足辩证唯物主义的历史观，深刻阐述了人才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本质、作用和成长规律及其与社会环境的关系，提出了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才存在于人民群众、人才来自实践、人与环境存在辩证关系等一系列重要人才观点，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人才思想的内核。马克思恩格斯立足人才的本质，以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为最终目标，通过实践这一路径、将人才置于时代与环境的背景下进行唯物辩证的评价，这些内容构成了科学完整的人才思想体系。

马克思恩格斯生活在资本主义生产大发展的时期，作为个体的同时代人在不断寻求自由发展的可能性。但显然资本家所关心的并不是工人阶级才能的发展，而是如何充分利用后者的才能来为创造剩余价值服务。马克思恩格斯的人才观坚持人民创造历史，实践和时代造就人才，坚持以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人才的评价标准，是人类对人才问题思考的重大进展，为更深入地研究人才问题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使人才思想的理论发展进入了崭新的阶段。

马克思恩格斯的人才观告诉我们，人才是最可持续的战略性资源，在价值创造中起到决定性作用。人才来自人民群众，群众是各类人才不断涌现的不竭来源。人才具有发展性、层次性、多样性、相对性，要以人为本，注重在实践中发现人才、培养人才和使用人才，把实践作为检验和评判人才的根本标准。

注释

[1][3][4][5][17][18][23][24][26][30][31][32][40][44][4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35页；
第447页；
第274页；
第411页；
第422页；
第199页；
第308页；
第305页；
第283页；
第138页；
第238页；
第340页；
第134页；
第419～420页；
第502页。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759页。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59页。

[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10页。

[8]【德】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4页。

[9][10][12][13][21][29][47][51]【德】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8页；
第370页；
第484页；
第874页；
第200页；
第562页；
第404页；
第428～429页。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109页。

[14][19][34][5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98页；
第90页；
第145页；
第340页。

[1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21页。

[16][41][5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01页；
第649页；
第649～650页。

[20]【德】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69页。

[2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71页。

[25][35][42][45][4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710页；
第348页；
第1002页；
第933页；
第653页。

[27]《回忆马克思》，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87页。

[2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94页。

[33]【德】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19页。

[36]《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87页。

[37]《毛泽东思想年编（一九二一——一九七五）》，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809页。

[38][3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44～545页；
第545页。

[4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页。

[4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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