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坤鹏

（苏州大学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江苏 苏州 215000）

马克思的哲学思想中包含了丰富的生态观点，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也必然需要构建合理的生态发展方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1］。”报告从生态文明建设层面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明确了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现代化国家的发展目标。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是马克思生态思想在当代的创新性发展，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探索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过程中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科学认识。这一理论的提出不仅继承了马克思的基本观点，还立足于当前的具体历史阶段，为中国向共产主义社会迈进创设了必要条件。

推动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要求我们深入把握马克思生态思想的立场、观点和方法。《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中，马克思针对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行了深入思考和批判性分析，蕴含了极为丰富的生态观点。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深入分析并理解马克思在《手稿》中的生态思想，对于当前阐释与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来说具有积极的启示意义。

异化劳动理论、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和共产主义思想构成《手稿》的三大核心要素，此三要素同时也是理解马克思生态思想的重要切入点。在《手稿》中，马克思通过对异化劳动的分析阐释了生态危机发生的原因，基于辩证法揭示了人与自然关系发展的内在规律，通过对共产主义社会的构想描绘了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理想社会状态。基于这种分析，我们可以对马克思生态思想的基本内涵作如下阐释。

1.1 异化劳动造成的人与自然关系的崩溃是生态危机发生的根源

马克思重视以生产劳动为中介的人与自然之间的交互关系。马克思指出：“动物的生产是片面的，而人的生产是全面的；
动物只是在直接的肉体需要的支配下生产，而人甚至不受肉体需要的影响也进行生产，并且只有不受这种需要的影响才进行真正的生产；
动物只生产自身，而人再生产整个自然界［2］。”马克思认为，生产劳动体现人的本质。人与动物的区别就在于人可以通过生产劳动认识自然并改造自然，可以在意识支配下进行全面的生产。这一过程中，自然界为人类提供物质资料和生产资料，是人类不断交互和联系的对象。但是，随着异化劳动的发生，人与自然之间的交互平衡被打破，人与自然之间关系逐渐走向了崩溃。马克思在对异化劳动的四重规定性中指出：“异化劳动导致：（3）人的类本质，无论是自然界，还是人的精神的类能力，都变成了对人来说是异己的本质，变成了维持他的个人生存的手段。异化劳动使人自己的身体同人相异化，同样也使在人之外的自然界同人相异化，使他的精神本质、他的人的本质同人相异化［2］。”马克思认为，在异化劳动发生的过程中，自然界无论是作为劳动交互的主体还是作为提供生产资料的客体，都将成为一种异己的力量站到人的对立面。即人类在通过生产劳动对自然界进行改造和侵占的同时，自然界也反过来成为外在的、限制人类活动的存在。生态危机就是这种关系崩溃的现实表现。

但是，异化劳动并非一定导致生态危机，人与自然关系的崩溃需要经历从量变到质变的积累过程。在前资本主义社会阶段，生产力水平的限制和物质生活资料的匮乏使得人类协同劳作。由于生产方式相对简单且没有强制性社会分工，在这一过程中，人类对于自然的改造和占有还相当有限，劳动主要是用于生产物质生活资料。正所谓春季种麦采桑、夏季养蚕插秧、秋季收割打谷、冬季纺丝制衣，这一时期人类社会以人与自然的依赖关系为基础，人的生产活动融入了生态系统，基本顺应自然规律。在前资本主义社会阶段，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具有相对稳定性，人对自然界的态度更多是顺应、敬畏而不是占有、破坏。在资本主义社会阶段，人类在资本逐利性的驱使下不断地扩大生产和再生产，自然界除了在狭义上为人类提供维持肉体生存所必须的物质生存资料之外，在更多情况下成为了劳动的加工对象、占有对象和支配对象。随着机械化工业生产的推进和交往的普遍化，资本家对利益的无休止追求和工人对生存状况的进阶需求使得社会生产进一步扩大化，日新月异的科学技术也沦为人类征服自然的手段和工具，人类在自然身上榨取了更多的利益和价值。在这个过程中，异化劳动日渐普遍化，人与自然的平衡关系走向了崩溃的边缘，自然界也逐渐成为一种相异的力量处于人的对立面。因此，劳动的异化产生了畸形的社会关系，而畸形的关系“必将产生畸形的自然观，导致人与自然关系的畸形”［3］。

马克思深刻指出，随着异化的加剧和自然的破坏，“光空气等等，甚至动物的最简单的爱清洁习性，都不再是人的需要了。肮脏，人的这种堕落、腐化，文明的阴沟（就这个词的本义而言），成了工人的生活要素。完全违反自然的荒芜，日益腐败的自然界，成了他的生活要素。”［2］人类与生俱来的对于优质生存环境的需求都将被忽视，人类社会最终遗留下的只有肮脏、破败与贪欲，这与动物在选择居住环境的过程中趋利避害的自然本性完全相悖。因此，我们可以这样理解生态危机的发生过程：异化劳动中人类对自然的加剧掠夺造成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崩溃，二者关系的严重恶化引发质变，最终表现为自然界这一“人类无机的身体”被破坏，并由此引发严重的生态危机。

1.2 否定之否定规律是揭示人与自然之间关系变化的一把钥匙

马克思在对黑格尔辩证法进行批判的过程中洞察到，否定之否定规律是对人类自我创造活动和人类历史发展过程的一种辩证的抽象概括，这构成人类理解人与自然之间关系变化过程的一把钥匙。马克思指出：“黑格尔根据否定的否定所包含的肯定方面把否定的否定看成真正的和唯一的肯定的东西，而根据它所包含的否定方面把它看成一切存在的唯一真正的活动和自我实现的活动，所以他只是为历史的运动找到抽象的、逻辑的、思辨的表达。”［2］《手稿》中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态度虽然是批判的，但也不可否认，否定之否定规律揭示了人类历史运动的发展规律。在一定意义上，马克思认可黑格尔对人类历史内在发展规律的抽象性概括。

基于否定之否定规律，我们也可以找到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发展规律。从理论层面来看，社会历史是随着人类生产劳动方式的否定和再否定不断向前推进的，而异化劳动本身就体现为对劳动本质的否定。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方式的革新，异化劳动也必将被再次否定，劳动也将回归本质。在这一过程中，人与自然之间被打破的交互平衡也必将随着异化劳动的消失而得以逐渐修复，这构成了人类发展不可或缺的必要环节。从现实层面来看，在资本逻辑的推动下，对物质利益的无限追求驱使人类不断地改造、占有外部世界，人对外在自然的疯狂侵占破坏了人与自然间的平衡关系。在这一状态下，人的本质与劳动的本质都是异化的，而只有扬弃这种异化，人类才能推动历史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实现人的本质的重新复归。也只有超越人与自然的异化关系阶段，摈弃了人类对自然的无限度开发，实现人类改造世界和自我创造的客观统一，达到人与自然环境的和谐共荣，才能在真正意义上解决生态危机。概言之，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自然首先构成人类生存与发展的物质基础；
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自然走向了人的对立面；
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消逝，自然最终也将再次在“正-反-合”的辩证运动与人类走向统一。

1.3 共产主义是马克思生态思想的价值旨归

《手稿》中，马克思不仅在共产主义中找到了历史之谜的解答，也找到了能够解决人与自然之间矛盾的有效途径。马克思指出：“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2］”。人道主义是指人通过有意识的劳动活动对自然进行改造的过程，自然主义强调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与自然不可分割。在马克思的理论视域中，共产主义不仅完成了对两种主义的调和，还实现了人的解放和自然解放的有效统一。这一观点的内在逻辑可以基于马克思对劳动生产的规定来解释。《手稿》指出：“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构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固有的尺度运用于对象；
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2］马克思认为，人的劳动活动不仅是“维持自己生存的手段”，更重要的是，人可以在肉体的需要之外，自由地把“固有的尺度”运用于对象（自然）来进行生产,即生产劳动作为人特有的社会存在形式，是有其本身的限度的，这一限度以自然、和谐、美学等为衡量的准绳。而在不同的生产方式下，人类对待自然的方式存在本质的不同。在资本主义社会阶段，生产劳动的目的是为了追求剩余价值的最大化，人类为了资本扩张和占有财富疯狂掠夺、破坏自然，劳动的“固有的尺度”被“价值尺度”所替代，人与自然界之间的交互平衡被打破。到了共产主义社会阶段，随着私有财产的扬弃和异化劳动的消除，生产活动不再以价值追求为最高准绳，人类可以公平地占有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可以在自由劳动结成的社会关系中改造自然界，以创造、自然、美学为准绳的固有尺度也回归了人类的劳动本质，人与自然之间将再次建立起和谐统一的交互关系。

马克思指出，共产主义社会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与“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2］的有效统一。共产主义社会实现了人本质的回归和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在这个意义上，人不再是自然的征服者，自然也不再是人的占有物，人可以自由调节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可以认为，共产主义从根本上消除了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是“人的人性的复归和自然的复活相统一的过程”［4］，实现了理想与现实的统一、行动和本质的统一，是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身的和谐共生，是真正意义上生态危机的解决。

在《手稿》中，马克思基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宏大视野，从对生产劳动的剖析出发，以辩证法为逻辑主线，以实现人与自然本质统一的共产主义为价值归宿，深度阐释了自己的生态思想。诚然，共产主义社会是马克思一生致力于追求的逻辑终点，但距离这一理想的实现还有漫长的历史过程。马克思也从未把自己的理论定性为对人类发展的一般规律的普适性解释，而是鼓励不同国家民族结合实际情况探索属于自己的发展道路。“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正是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的现代化实践中提出的绿色发展方案，是中华民族对人类可持续发展道路的创新性探索。

2.1 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必要性

从理论逻辑来看，人与自然关系的崩溃将阻碍人类的生存和发展。自然界在人类的劳动中充当着双重角色：一方面，自然作为主体存在。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就像心脏为全身供应血液维持生命一样，自然界为人类提供生活必须的物质资料，构成了人类外在的无机的身体。另一方面，自然作为客体存在。在人类文明的发展过程中，人类需要通过自然不断获取生产资料，比如城市建设需要木材、石料、钢铁，自然界是人类劳动不断交互和联系的对象。如果人与自然的交互平衡被打破，人类也将受到巨大影响。人类对自然的过度改造和占有将造成二者关系的崩溃，这不仅会使人类失去物质生产资料，还将导致自然成为与人相异的力量，阻碍人类的生存和发展。

从现实逻辑来看，生态危机是新的历史语境下中国发展面临的现实问题。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华民族在不到百年的时间内实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随着现代化建设进程的不断推进，社会的高速发展也带来了环境污染、能源短缺、生态失衡等问题。生态危机不仅造成了当代人的生存危机和发展危机，未来也将给子孙后代带来十分恶劣的影响。当前，我国已将生态文明建设摆在了全局发展的突出位置，环境问题已成为全人类需要共同面临的现实问题。因此，科学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方案，有效推动整体和区域的生态文明建设，是当前中国现代化发展的迫切需求。

2.2 马克思生态思想构成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理论基础

深度把握马克思的生态思想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的理论前提。马克思始终重视自然对人类的重要意义，《手稿》中包含的生态观点主要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第一，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离不开自然界。《手稿》指出：“自然界一方面在这样的意义上给劳动提供生产资料，即没有劳动加工的对象，劳动就不能存在，另一方面，也在更狭隘的意义上提供生活资料，即维持工人本身的肉体生存的手段。”［2］在马克思看来，自然不仅给人类提供了必须的生活资料，还提供了丰富的生产资料。如果缺少自然对人的有效供给，那么不仅社会无法发展，甚至连人最基本的生存都将成为问题。第二，先在自然是人化自然的存在前提，人构成自然界的一分子。马克思说：“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不外是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2］马克思在强调人类在自然界中的独特性的同时，也深刻指出了人类社会与自然界之间的紧密联系。第三，生产劳动方式影响人与自然之间的交互关系。劳动本是促进人与自然之间物质代谢和交互平衡的有效中介，但随着劳动本质的异化，人类与自然界之间的交互平衡被打破。在异化劳动发生的过程中，劳动本身、劳动过程、劳动对象、劳动结果都产生了异化，它们无一不与自然界有着密切的关系。人类对生态环境的过度开发、对自然资源的疯狂掠夺，都将造成人与自然之间物质代谢的断裂，并最终使自然站到人的对立面成为“异己的、统治着”的存在。

在《手稿》时期，马克思的哲学思想虽然“尚处在费尔巴哈哲学的母体内的胚胎发育时期中”［5］，他对于异化的理解也带有一定的人本主义色彩，但正是基于对“人”的关注，马克思将人与自然的关系作为社会历史发展的重要考察因素，并在此基础上寻求解决人与人、人与自然矛盾的有效路径。概言之，《手稿》从对自然的关注出发，以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为社会发展目标，蕴含了马克思丰富的生态思想，这构成了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理论基础。

2.3 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彰显马克思生态思想的时代价值

诞生于19世纪马克思的思想在当代是否具有适用性是学界普遍关注的问题。因此，深入阐释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时代价值，需要我们历史地审视马克思生态思想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不可否认，当前我国的社会现实与马克思撰写《手稿》的时代相比具有很大差别。马克思所处的是由工业资本占主导的旧全球化时代，我们所处的是以信息资本、生态资本、金融资本等为主导的新全球化时代。然而，世界的发展与时代的变迁并未能够有效解决马克思早在百余年前就提出的诸多现实问题，在当代，生态危机随着历史的推进愈演愈烈。诚然，在新的历史语境下，资本为了适应人类新的生存需要在不断进行自我完善与创新。但正如马克思所深刻指出的，资本家的目的“不是取得一次利润，而只是谋取利润的无休止的运动”［6］，在“绝对的致富欲”的指引下，他们无一不是“价值追逐狂”。在这个意义上，一切客体都是为了资本帮助其实现利润的无限度增值，因此，遵照人类中心主义的资本逻辑在本质上是反生态的。现阶段，世界处于全球化发展时期，对GDP增长、现代化建设的高度需求驱使人们不顾生态平衡，对自然资源进行过度开采、提前利用。生存环境的不断恶化、生态危机的不断凸显正是自然界对人类发出的严重警告，自然界已然成为异己的存在站在人类的对立面限制社会的发展。即便今天，我们依然没有脱离马克思百余年前的智慧预见。

当前，我们正处在资本主义走向衰亡、共产主义向前迈进的历史交叉点。在这一历史坐标下，我国提出的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方案坚持绿色发展、坚持以人为本，这与马克思在《手稿》中提出的“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2］”在内在逻辑和价值目标上具有同一性。从长远来看，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理论不仅顺应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更重要的是，它为当代生态危机的解决、全球绿色发展提供了现实指导，是马克思生态思想的当代出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时代结晶。

科技进步和经济全球化在极大程度上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飞速发展，为人类创造了更加方便、快捷的生活环境，同样，这也给人类带来了一系列严峻的生态问题。在今天，生态问题已经成为全新历史语境下人类需要共同面临的现实问题，人类对自然的依赖关系和之前相比更加突显。在当前，深入研究马克思的生态思想，能够为我们推动全球绿色发展、有效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提供积极的启示。

首先，辩证法作为理解人与自然之间内在关系的一把钥匙，是我们科学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重要理论基础。总的来说，我们可以基于以下几点把握人与自然之间的辩证关系：第一，人与自然在本质上是辩证统一的。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大自然是包括人在内一切生物的摇篮，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7］人类是自然界的一员，人类发展始终离不开自然界的圈子，自然界对人来说不可或缺，没有自然也就无谓人的存在。马克思认为：“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不外是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2］自然和人类相互联系、相互影响，自然为人类提供必须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人类通过实践活动改造自然、创造自然，二者构成辩证统一的基本关系。第二，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辩证统一。马克思指出，社会发展应该以人类生活和自然生态的和谐统一为目标，理想社会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无止境地向自然索取甚至破坏自然必然会遭到大自然的报复。我们坚持可持续发展，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自然和生态环境，坚定不移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1］中国式现代化不仅要为了人民的福祉坚持经济发展不动摇，也要肩负对子孙后代的责任积极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习近平总书记曾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做了形象的比喻，强调“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7］，清晰阐明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是对马克思人与自然和谐统一思想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中的运用和发展。第三，和谐共生是人类发展与自然规律的辩证统一。马克思认为，人类发展必须顺应自然的内在规定性，只有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才能真正实现“自然界的真正复活”。中国古代思想家提出“理势相成，理势合一”，强调人类发展遵循世间确定不移的趋势，同样是对社会历史和自然规律辩证统一的深刻理解。人和自然在本质上是相通的，相互制约也相互联系，因此人的一切行为都应顺应自然规律。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深刻指出的：“不尊重自然，违背自然规律，只会遭到自然报复。”［7］自然永远是人类的生存之本，只有以尊重自然为发展的前提，才能在真正意义上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其次，完善环境保护法律法规，以国家法治为约束，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推动建设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有效手段。马克思始终重视法律在国家建设和社会治理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他在博士期间曾尝试构建“法哲学”体系，《莱茵报》时期多次以法律为切入点对社会现实进行批判。在马克思看来，哲学本质上是一种社会批判理论，将哲学付诸实践无法离开法治途径。现阶段，当我们在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过程中，当务之急是建立起有益于生态环境的经济社会制度框架，通过法律约束和制度手段，有效协调人与自然之间的交互关系，推动社会的绿色、可持续发展。日本在20世纪60年代也曾遭遇严重的生态危机，但其之所以能够有效地解决环境污染问题，究其原因在于“制定了严格的环境标准，并做到了有法必依”［8］。不可否认，法律约束可以直接控制污染源和破坏源，是解决生态问题的最为有效、快速的手段。因此，我们要依据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要求，制订与完善一套有利于社会经济绿色发展的法律法规，做到生态保护“有法可依”；
同时，严格执行法律法规相关内容，严惩破坏生态、污染环境的违法行为，将绿色发展和环境保护落到实处，做到生态保护“有法必依”。当然，实现这一目标不能完全依靠法律的约束力，因为立法难以做到面面俱到，而且严苛的法律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经济发展的活力。正如全球各国相继出台各种生态保护方案和环境治理法规，但立法的不完善和执法的不力却使得干预的速度远远赶不上破坏的速度，环境污染、能源耗竭等问题依然日趋严重。因此，在健全相关法律法规的基础上，还需要灵活运用市场调节这只“看不见的手”，将环境保护和绿色能源作为生态资本合理纳入市场经济之中。例如，我们可以建立污染者负责制，坚持“谁污染谁负责，谁负责谁支出”的原则，将环保作为企业的一项重要支出纳入市场的经济循环体系之中。再者，可以建设一个以生态保护为获利原则的市场环境。正如企业的薪酬激励机制比硬性业务指标更能调动员工积极性、提高企业经济效益一样，在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过程中，建立一个保护生态可以获利的经济体系远比形成环境保护的规范意识更加有效。

再次，坚持理想与现实相统一，立足我国当前发展阶段，为人与自然之间矛盾的“真正解决”创设条件。马克思认为，只有扬弃私有财产，超越资本主义的异化劳动阶段，才能在真正意义上解决“人和人之间”“人和自然之间”的矛盾。但是，当前距离未来理想社会的到来还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们不能忽略当今社会的发展现实，简单地将现阶段的目标与共产主义直接划上等号，而应找到理想和现实之间的立足点，尽可能为最终目标的实现创造有利条件。中国作为当今世界发展体系中的负责任大国，始终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积极探索生态文明建设方案。党的十七大报告首次提出生态文明的建设理念，要求全社会树立生态文明理念。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将生态文明放在突出地位，并将其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的各方面和全过程。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重要命题，以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为原则，以可持续绿色发展为目标，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生态智慧和全球生态治理方案。党的二十大报告把“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纳入“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1］，将生态发展作为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基本要求之一。显然，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理论是马克思生态思想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共同孕育的，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探索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进程中不断思考和实践的产物。这一理论全面阐释了中华民族顺应自然、天人合一的生态智慧，合理描绘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发展图景，深刻揭示了现代化发展进程中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价值旨归，为未来人类理想社会的实现和文明跃迁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案，是马克思的生态思想在当代焕发出的理论光芒，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生态逻辑的集中体现，是对人类中心主义及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辩证扬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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