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敏

(河北师范大学 文学院,河北 石家庄 050024)

对于朱光潜美学思想的发展历程，学界一般以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美学大讨论”为界，将之界划为“早期”和“晚期”这两个异质的阶段。早期朱光潜的美学思想被视为具有浓厚的唯心色彩的心理美学，而晚期朱光潜的美学思想被视为具有鲜明唯物品质的马克思主义美学。划分的依据是：朱光潜在“美学大讨论”中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在理论话语上实现了从直觉论到实践论的转向。这一界划勾勒了朱光潜美学思想发展的总体性历程，但也难免会引起一些误解，即朱光潜美学思想的发展历程存在着“早期”和“晚期”这一绝对的断裂，而发生断裂的原因又被归咎于政治意识形态的压力。在澄清这一误解之时，学界主要致力于从朱光潜晚期美学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紧密关系出发，而另外一个被忽视且非常关键的方面则是早期朱光潜美学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从早期朱光潜美学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来看，朱光潜美学思想并不存在一个绝对的“断裂”，而是一个由多方面因素导致的“实践转向”。这个“实践转向”从学理上看，正是朱光潜借助马克思主义对其早期唯心主义美学的深度“改造”，以彻底解决早期唯心主义美学存在的内部矛盾。

一般的观点将早期朱光潜的思想划入唯心主义的范畴，然而，梳理其思想的发展脉络可以发现，早期朱光潜的思想并非完全被唯心主义所笼罩，而是呈现出这样一个趋势：在建构美学思想的过程中从对唯心主义的推崇不断走向反思和怀疑，而对马克思主义则从谨慎接触走向同情之理解再到较为充分的肯定。对唯心主义美学的反思、怀疑和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肯定，二者之间构成了一个此消彼长的关系，共同构成了早期朱光潜思想发展的整体脉络，这为从朱光潜思想发展逻辑的角度解释其晚期美学思想的“实践转向”提供了重要的学理依据。

无可置疑，早期朱光潜的美学思想在性质上是唯心主义的。1925年至1935年是早期朱光潜美学思想的奠基时期，在此期间朱光潜相继撰写了《悲剧心理学》《谈美》《文艺心理学》和《诗论》等著作。从这些著作中可以勾勒出早期朱光潜美学思想的整体性轮廓，即以康德、克罗齐的哲学、美学为根基，整合盛行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审美心理学的距离说、直觉论、内模仿、移情说等诸种学说，形成了一个完备的唯心主义美学体系。在这个体系中，首要和核心的问题不是“美是什么”，而是“美感是什么”，因为在朱光潜看来，“因为事物能引起美感经验才算是美，我们必先知道怎样的经验是美感的，然后才能决定怎样的事物所引起的经验是美感的”(1)朱光潜：《文艺心理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5年版，第1页。。而美感经验被视为形象的直觉，而这种专注于对象形象的直觉之所以可能又源于心理距离；
心理距离使得主体能够“超脱”实用、科学等功利的目的而专注于欣赏对象“孤立”的形象本身，并最终通过移情和内模仿达到物我同一的自由之境。不难看出，在这个美学体系中，美感经验处于最为核心的地位，不是美决定美感，而是美感经验决定着美，或者说美感即美。“‘美感经验’就是直觉的经验，直觉的对象是上文所说的‘形象’，所以‘美感经验’可以说是‘形象的直觉’”(2)朱光潜：《文艺心理学》，第4页。。根据美感经验即美的逻辑，美感经验为形象的直觉，那么，美自然就是直觉的产物，心灵的产物。

然而，朱光潜对于这样的美学理论的态度并不是完全的信服，而是做了一番“补苴罅漏”。朱光潜认为美感经验是形象的直觉，而这种直觉只涉及孤立绝缘、独立自足的形象，而不旁迁意志或思考。但这种直觉仅仅是意象涌现的一顷刻间，因而只是整个艺术活动中的一小部分。因此，美感经验不等于整个艺术活动，而艺术活动则不能不涉及意志、思考，与道德、科学、伦理等活动紧密相关。从朱光潜对美感经验和整个艺术活动的这种区分来看，实际上美感经验作为一种形象的直觉，也就是审美的当下时刻。在审美的当下时刻，朱光潜认为并不涉及对象形象之外的其他。而整个艺术活动则不可能与意志、思考无关，更不可能与科学、伦理、政治等活动无关。这里所谓与科学、伦理、政治等活动相关的整个艺术活动是相对于作为审美欣赏的美感经验而言的，因而其指向实际上是艺术的创作活动和艺术本身。也就是说，在朱光潜看来，审美欣赏活动乃是形象的直觉，与科学、伦理、政治无关，仅仅是一顷刻间全副心神对形象的占有；
而艺术以及艺术的创造则不然，它并非如形式派那样就是美感经验，而是有着更为广泛的人生和社会基础。朱光潜承认,“伟大的艺术都是整个人生和社会的返照，来源丰富，所以意蕴深广，能引起多数人发生共鸣”(3)朱光潜：《文艺心理学》，第110页。。也就是说艺术是对整个人生和社会的反映，其根源也在于整个人生和社会，因而是不可能与科学、道德、政治等活动隔绝的。而朱光潜之所以认为整个艺术不能与科学、道德、政治等活动隔绝，其原因在于“文艺与道德不能无关，因为‘美感的人’和‘伦理的人’共有一个生命”。从事文艺创作的人同时也是社会的人、伦理的人，因而二者不能隔绝开来。因此，尽管朱光潜承认美感经验乃是形象的直觉，但却认为“形式派美学既然把美感经验划为独立区域，看见在这片刻的直觉中文艺与道德无直接关系，便以为整个的艺术活动中道德问题也不能闯入，这也未免是以偏概全，不合逻辑”。“‘为文艺而文艺’的倡和者把艺术和人生的关系斩断，专注形式上做功夫，结果总不免流于空虚纤巧”。(4)朱光潜：《文艺心理学》，第109页。因此，朱光潜在肯定美感经验乃是形象的直觉的同时，却又旗帜鲜明地肯定了艺术活动与社会、人生的关系。这无疑为后来从社会意识阐释美感经验留下了空间。另外，在关于美的本质问题上，尽管朱光潜主张“凡是美都要经过心灵的创造”，但是却反对单纯地从客观的“物”或主观的“心”来阐释美的本质，认为“美不仅在物，亦不仅在心，它在心与物的关系上面”(5)朱光潜：《文艺心理学》，第140页。，唯有从“心物关系”出发才能够“打消美本在物及全在心两个大误解，而且可以解决内容与形式的纠纷”(6)朱光潜：《文艺心理学》，第140页。。这无疑为朱光潜后来提出“主客统一”说留下了可能。

朱光潜对美感经验和美的本质的“补苴罅漏”反映了其在早期对唯心主义美学的反思。随着朱光潜研究的深入，这种反思逐步转变为对唯心主义美学背后的哲学观点的怀疑。这主要集中在1948年朱光潜撰写的《克罗齐哲学述评》一书中。在该书的序言中，朱光潜谈到，“我因为要研究克罗齐的美学，于是被牵引到他的全部哲学；
又因为要研究他的全部哲学，于是不得不对康德以来的唯心主义作一个总检讨”(7)朱光潜：《克罗齐哲学述评 欣慨室逻辑学哲学散论》，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3页。。而这个“总检讨”的结果却是：“发现唯心主义打破心物二元论的英雄的企图是一个惨败，而康德以来许多哲学家都在一个迷径里使力绕圈子，心里深深感觉到惋惜与惆怅，犹如发现一位多年的好友终于不可靠一样”(8)朱光潜：《克罗齐哲学述评 欣慨室逻辑学哲学散论》，第4页。。这个所谓的惨败，具体到朱光潜所信奉的克罗齐哲学即是在直觉之外克罗齐不得不假立一个“物质”。朱光潜指出：“克罗齐的‘物质’是很暧昧的。他要忠实于唯心主义，要说明世间一切个别事物全是直觉所生的意象，而同时直觉仍不能不有所依据，于是在‘直觉以下’，方便假立了‘物质’，却没有仔细思索这‘物质’的含义可能打破他的全部唯心哲学系统。他的世界还离不开这个‘物质’基础。”(9)朱光潜：《克罗齐哲学述评 欣慨室逻辑学哲学散论》，第76-77页。忠实于唯心主义，自然是要坚持“直觉”的本体地位，但是，直觉生意象却又不得不依靠“物质”，唯有假借“物质”意象才能够得以创造，艺术和审美才有可能。

同时，在“心”与“物”的关系上，朱光潜又非常明确地反对将“物”完全纳入“心”的主观唯心论的做法。“笛卡儿以来的许多哲学家把宇宙一切归纳到两个并立的原则：心与物。唯心派哲学家从康德起，都想把这两个原则并成一个，就是想把物纳到心里去。物在心的知识中得到它的存在，这是唯心派的主要的论点。如果坚持这个论点，那就只有‘主观的唯心论’一条路可走。但是否认我以外的一切人与物，既太违反常识，于理也不通”(10)朱光潜：《克罗齐哲学述评 欣慨室逻辑学哲学散论》，第95-96页。。因此，在朱光潜看来，审美和艺术之所以可能，不仅需要借助于“物”，而且此“物”并非是“心内之物”，而是“心外之物”。在明确了这一点之后，朱光潜进一步指出，“康德开了唯心主义的路，而却没有走通。他须假定心之外仍有物”(11)朱光潜：《克罗齐哲学述评 欣慨室逻辑学哲学散论》，第96页。。不管是康德对心外之物的肯定，还是克罗齐对心外之物的假借，都意味着主观唯心主义打破心与物二元对立的失败。对于客观唯心主义，朱光潜则认为，“其实这个名词就自相矛盾，‘唯心的’与‘客观的’根本不能相容，有一个客观的真实界，那客观的真实界就还是与心对立的物。我们曾经看见，黑格尔从打消二元主义出发，走了许久，还是回到二元主义(如克罗齐所批评的)。我们现在看见，克罗齐还是蹈了这个覆辙”(12)朱光潜：《克罗齐哲学述评 欣慨室逻辑学哲学散论》，第96页。。因此，在朱光潜看来，从康德到黑格尔再到克罗齐，不管是主观唯心主义还是客观唯心主义都没有打破心物二分局面。这使得朱光潜意识到唯心主义打破心物二元的企图并没有成功，康德以来的哲学家始终在一个“迷径”里绕圈子。所谓在一个“迷径”里绕圈子，也就是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对旧哲学的批判——“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7页。。而要改变世界，走出这个“迷径”，就不得不承认“心外之物”，就不得不依靠“物质”的力量。朱光潜对唯心主义哲学的反思，无疑从最根本的层面动摇了其唯心主义美学大厦，为其美学思想从对直觉论的推崇转向对心物关系的强调再到后来提出主客统一说，并将二者的统一归于实践留下了空间。

在美学和哲学上，早期的朱光潜对唯心主义从最初的“补苴罅漏”到后来发现“不可靠”，并逐步意识到“物质”的重要性。这些变化都发生在解放之前。因此，可以说，朱光潜从来就不是一个彻底的、纯粹的“唯心主义者”。或者说，唯心主义只不过是时代给予他的。面对唯心主义，他本人更多地是一个“接受者”，并随着其自身的批判性反思，不断地从被动地“接受”转向批判性“反思”。正因为如此，朱光潜在反思自己文艺观的时候才说，“我在唯心阵营里基本态度是调和折衷的，‘补苴罅漏’的，所以思想系统是驳杂的，往往相矛盾的”(14)朱光潜：《美学批判论文集》，作家出版社，1958年版，第12页。。这种“调和折衷”的态度及其带来的思想观点上的“自相矛盾”，恰好反映出了朱光潜的思想观念从唯心主义走向唯物主义的可能。

在美学、哲学上，早期朱光潜对唯心主义从推崇到反思并逐步走向怀疑；
与此同时，早期朱光潜对马克思主义则逐步从谨慎接受走向肯定，二者之间形成了一个此消彼长的关系，并为朱光潜在美学、哲学和政治上全面接受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契机。一般的观点认为，朱光潜接受马克思主义始于20世纪50年代的“美学大讨论”。比如，阎国忠在《朱光潜美学思想研究》一书中就指出：“和旧中国许多知识分子一样，朱先生走上马克思主义道路是从自我批判开始的。”(15)阎国忠：《朱光潜美学思想研究》，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63页。不过，这里所谓的“走上马克思主义道路是从自我批评开始的”主要是指朱光潜在“美学大讨论”中通过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之后在美学、哲学上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朱光潜在此前对马克思主义就没有接触。实际上，在解放之前，朱光潜尽管美学、哲学走的是唯心主义的道路，但是在学术思想上对马克思主义仍有所接触。具体地来看，早期朱光潜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主要体现在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对马克思主义内核的理解以及政治上对马克思主义的肯定等方面。

首先，在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上，早期的朱光潜谨慎而务实。1922年，就读于香港大学的朱光潜在上海《时事新报》上发表了《怎样改造学术界？》一文，首次提到了共产主义、马克思。在批评中国学术界缺乏批评精神的时候朱光潜谈到：“你看这几年中新出世的新诗，共产主义，……种种，除非几个顽固派仗着旧势力去瞎骂几句，以新自命的人物中那有一位去持公正态度平心静气的去批评呢？”(16)朱光潜：《朱光潜全集》(第8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25页。在批评中国学术界缺乏创造精神的时候朱光潜谈到：“马克思资本论呀，写实主义呀，基尔特社会主义呀，实验主义呀，都搬到中国来囫囵吞枣的装到脑筋里去了。”(17)朱光潜：《朱光潜全集》(第8卷)，第29页。在这篇文章中，朱光潜并未论及马克思的《资本论》、共产主义的思想内涵，而是通过批评中国学术界面对新思想的态度——缺乏批评的接受和缺乏创新的盲从——表明了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的谨慎态度。朱光潜指出：“我也赞成采用借光主义，可是我只把他当作手段，不当作最终的目的。”(18)朱光潜：《朱光潜全集》(第8卷)，第29页。因此，在朱光潜看来，对马克思主义这些新思想不能够盲从，不能够照搬，而是需要批评地吸收，为中国的社会改造服务。

此外，1937年朱光潜在《大公报》上发表的《中国思想的危机》一文中也多次提到马克思，同样表明了朱光潜对马克思主义谨慎而务实的态度。朱光潜写道：“就一般人看，中国知识阶层在思想上现在能走的路只有两条，不是左，就是右，决没有含糊的余地。所谓‘左’，就是主张推翻中国政治经济现状，用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实行共产主义。”(19)朱光潜：《朱光潜全集》(第8卷)，第514页。对于这种积极的主张，朱光潜的态度始终是谨慎的，他批评了当时对马克思主义不加“研究”就盲目接受的倾向。朱光潜指出：“马克思的学说是他在伦敦博物馆的图书馆里困坐数十年辛苦研究所得的结论，那对于他确实是思想的成就，无论它是否完全精确。现在中国有许多人没有经过马克思的辛苦研究，把他的学说张冠李戴地放在自己身上，说那就是他们自己的‘思想’，把它加以刻板公式化，制为口号标语，以号召青年群众，这就未免是误认信仰为思想，误认旁人的意见为自己的思想了。”(20)朱光潜：《朱光潜全集》(第8卷)，第515页。朱光潜肯定了马克思在思想上的成就，但是，认为中国要接受马克思主义必须经过一番“研究”，而且明确地反对将马克思主义“张冠李戴”以及“公式化”“标语化”的做法。主张需要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一番“研究”，这无疑是对待新思想应该有的科学的、严谨的态度；
反对将马克思主义“张冠李戴”，这无疑是对待域外思想应该有的求是的态度；
反对将马克思主义“公式化”“标语化”，从反教条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的历史经验来看，这些观点无疑是科学而求是的。因此，总的来说，朱光潜对于20世纪20年代刚刚进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是谨慎、求是、科学而务实的。

其次，早期朱光潜对马克思主义内核的理解上存在着一定的误解，但在误解中也暗含着朱光潜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可能。1927年，留学英国的朱光潜在《东方杂志》上发表了《欧洲近代三大批评学者(三)——克罗齐》一文。在这篇文章中，朱光潜在论及克罗齐思想的渊源时再次提到了马克思主义。“他(克罗齐)早年肄业罗马大学，习历史、哲学、文学诸科目。在教员中他受赖贝阿拉(Labriola)的影响最大。赖氏是欧洲第一个人拿马克思唯物史观到大学里去演讲者。他治学极能深思，克罗齐所以无形中吸收他的精神”(21)朱光潜：《朱光潜全集》(第8卷)，第229-230页。。同时，朱光潜又指出，克罗齐“早年研究马克思(Karl Marx)，而他的经济学说则为马克思主义的反动，极力排斥历史可以用唯物观解释之说。他受意大利哲学家维柯(Vico)的影响极大，是一个唯心派的信徒”(22)朱光潜：《朱光潜全集》(第8卷)，第230页。。从这些论述中可知，此时的朱光潜不仅对马克思主义在欧洲的传播有所了解，而且也认识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内核乃是唯物史观。只不过，此时的朱光潜被克罗齐的思想所深深吸引，认为“以第一流哲学家而从事于文艺批评者，亚里士多德以后，克罗齐要算首屈一指”(23)朱光潜：《朱光潜全集》(第8卷)，第229页。。朱光潜之所以认为克罗齐乃是亚里士多德以后“首屈一指”的文艺批评家，主要是因为“历来的批评学者大半仅就文艺而言文艺，对于文艺背后的历史与哲学不甚注意，所以往往失之偏狭”，而克罗齐“从历史学基础上树起哲学，从哲学基础上树起美学，从美学基础上树起文艺批评，根源深厚”。(24)朱光潜：《朱光潜全集》(第8卷)，第229页。简而言之，朱光潜推崇克罗齐，乃是因为其文艺观念兼顾哲学的逻辑性和历史的事实性，做到了逻辑与历史的统一。

但是，克罗齐的这种统一正如朱光潜在《克罗齐哲学述评》(1948年)所认识到的并没有打破心物二元论，反而是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论实现了这一点。而此时的朱光潜受到克罗齐的影响对唯物史观自然是“不满意”的。朱光潜在《个人本位与社会本位的伦理观》(1942年)一文中谈到：“极端唯物史观不能使我们满意，就因为它多少是一种命定论，它剥夺了人的自由意志，也就取消了人的道德责任和努力的价值。”(25)朱光潜：《朱光潜全集》(第4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38—39页。朱光潜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之所以“不满意”，一方面是由于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误解”，认为唯物史观否定了自由意志。而实际上，朱光潜此时所理解的“唯物史观”正是青年马克思在其博士论文中所要批评的德谟克利特的唯物论。在博士论文中，青年马克思意识到德谟克利特的唯物论乃是一种具有决定论性质的唯物主义；
而与德谟克利特不同，伊壁鸠鲁一方面承认了原子直线下降和排斥运动，一方面又指出原子运动还存在着一种脱离直线运动的偏斜运动。尽管原子的这种偏斜运动是一种偶然的存在，却打破了德谟克利特所主张的决定论。对于伊壁鸠鲁自然哲学中所强调的原子的这种偏斜运动，青年马克思认为正是这种偏斜运动的存在，打破了“命运的束缚”，“表述了原子的真实的灵魂、抽象个体性的概念”(2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14页。。可以说，马克思从其博士论文开始，其哲学研究的目标之一就是要打破“命运”对“自由意志”的束缚，而最终物质生产实践成为打破“命运束缚”的终极力量。另一方面，朱光潜之所以不满意“唯物史观”，源于旧唯物主义的“机械性”，否定了人的主体性价值，而唯心主义却抽象地发展了这一点。正如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所言：“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他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所以，结果竟是这样，和唯物主义相反，唯心主义却发展了能动的方面，但只是抽象地发展了。”(27)钱念孙：《朱光潜与中西文化》，安徽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515页。所谓“抽象地发展”了“能动的方面”，也就是指主体的能动性必须是建立在客体(物质)的基础上才有现实性价值。而随着朱光潜对克罗齐哲学研究的深入，发现克罗齐在直觉之外所“假立”的“物质”正是其唯心主义哲学观的片面性之所在，也是其打破心物二元论遭遇惨败的力证。在《克罗齐哲学述评》(1948年)中，朱光潜不得不承认唯心主义这个多年的好友“终于不可靠”，而后来的马克思主义的反而成为了将其从“迷径”中拯救出去的“良药”。究其原因，就在于朱光潜一直所追求的主体的能动性、创造性只有在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中才能够得到“安顿”。正如钱念孙所说：“朱光潜前半生追随从康德到克罗齐一派唯心主义美学而没有得到安顿的心灵，终于在马克思学说里找到了归宿，他也因此诚心服膺于马克思主义，认为马克思主义具有划时代的意义。”(28)朱光潜：《朱光潜全集》(第9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122页。

第三，从上文的分析可知，早期朱光潜随着对马克思主义了解的深入态度也发生着微妙的变化，这种变化最集中地体现在政治上对马克思主义由怀疑逐步走向肯定。在20世纪20年代，朱光潜追随克罗齐的脚步，反对用唯物论来解释历史；
30年代，朱光潜则认为在面对马克思主义的时候需要经过“一番”研究，避免“张冠李戴”，同时反对将马克思主义“公式化”“标语化”；
40年代，朱光潜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则从反对“极端的唯物史观”到在政治上较为充分地肯定马克思主义。1942年，朱光潜在《中央周刊》上发表了《人文方面几类应读的书》一文，以回应黄梅先生提出的“开一个为获得现代公民常识所必读的书籍目录”的要求。在众多的书单中，就有马克思的《资本论》。(29)朱光潜：《朱光潜全集》(第9卷)，第122页。早期朱光潜多次论及马克思的《资本论》，且将其与中国儒释道的经典文献一起列为培养现代公民的基本书目，足见其对马克思的《资本论》是认可的。而在1948年发表的《世界的出路——也就是中国的出路》一文中，朱光潜再次论及马克思及其《资本论》，其肯定的态度则更加鲜明。朱光潜写道：“文艺复兴解放了人类的心灵，于是有宗教改革。卢梭承其影响，倡为人权说，于是才有法国大革命与美洲合众国的独立。马克思再承其影响，应用人权平等诸观念，加上黑格尔辩证哲学，著成《资本论》，于是才有俄国共产革命。”(30)朱光潜：《朱光潜全集》(第9卷)，第526页。朱光潜将马克思主义与文艺复兴、卢梭的启蒙思想相提并论，认为这些思想是前后相继的关系，并且对西方世界都产生了重大的历史影响。同时，朱光潜还进一步指出，“苏联在经济方面代表共产主义”，而“共产主义是社会主义的大成，也可以说是民生主义的变相，它对生产和分配有比较合理的办法，是世界大势所必趋”(31)朱光潜：《朱光潜全集》(第9卷)，第525页。。因此，“目前世界政治的大道至理是民主自由与共产主义的结合与改善。这是世界的出路，也是中国的出路”(32)朱光潜：《朱光潜全集》(第9卷)，第526页。。联系到朱光潜1948年完成的《克罗齐哲学述评》一书，可知朱光潜在政治上对马克思主义的肯定与在美学和哲学上对唯心主义的失望是同步的。这意味着早期朱光潜的整个学术思想经历了一个从唯心主义逐步转向马克思主义的历程。

这一转变在1938年朱光潜与周扬的通信中已经初露端倪。1938年朱光潜在四川大学因为反对“党化教育”而与校方发生摩擦，并向何其芳等左派学生表露去延安的念头。周扬得知之后，写信相邀。尽管最后朱光潜并没有去延安，但在给周扬的回信中却表示，“延安回来的朋友我见过几位，关于叙述延安事业的书籍也见过几种，觉得那里还有一线生机”，“我对于你们的工作十分同情”。(33)朱光潜：《朱光潜全集》(第9卷)，第19-20页。从这些话语来看，曾任国民党中常委的朱光潜对国民党的未来已经产生质疑，反而对共产党的事业抱有理解之同情，甚至认为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才有“一线生机”。及至1948年北平解放前夕，朱光潜选择留下来而不是跟随国民党败退则充分地显示出朱光潜在政治上对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的信任。朱光潜后来回忆道：“记得北京解放前夕，北大同事陈雪屏临走时来我家力劝我走。我问他走到哪里？他说先到南京。我又问，看形势，南京也保不住了，下一步怎么办？他说，最后到台湾。我又问，大陆这一大片江山都保不住，区区台湾孤岛能保得住吗？他说，台湾是美国的战略要地，美国是绝不会放弃的。我对这一点没有他那么大的信心，也感觉到寄人篱下，仰人鼻息的生活不是个滋味。”(34)朱光潜：《朱光潜全集》(第10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423页。因此，总的来说，从朱光潜的哲学、政治思想观念的变化及其历史性选择来看，朱光潜在解放前对马克思主义已有相当的了解，并且已经开始从唯心主义转向马克思主义。

从上文的分析可知，早期朱光潜的思想观念经历了一个发展变化的历程。在这个历程中，朱光潜在哲学、美学上对唯心主义从推崇到批判性反思再到彻底的怀疑；
在学术思想特别是政治上对马克思主义从谨慎接触到同情之理解再到较为充分的肯定。这个此消彼长的过程为后来朱光潜全面接受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可能。而早期朱光潜在美学上没有“接受”马克思主义，原因大抵有三：其一，20世纪上半叶，马克思主义刚刚传入中国，且由于马克思本人并未建立体系化的美学理论，致使整个20世纪上半叶马克思主义美学都处于探索、建设阶段，故而缺乏“接受”的基础；
其二，与之相应的是，唯心主义美学从康德以来发展到20世纪初盛行的审美心理诸流派，已然蔚为大观，提供了相当的接受基础；
其三，朱光潜早年接受的传统教育与唯心主义的审美理想有着紧密的关系。正如朱光潜在《我的文艺思想的反动性》一文中所说：“我的‘文艺心理学’、‘谈美’、‘诗论’之类书籍本是一盘唯心思想的杂货摊，与中国过去的封建文艺思想，与欧洲许多反动的哲学、美学、心理学和文艺批评各方面的思想，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35)朱光潜：《美学批判论文集》，第11-12页。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早期朱光潜的美学思想就与马克思主义是完全“断裂”的。恰恰相反，朱光潜正是借助马克思主义对早期美学思想完成了彻底的改造，从而解决了其美学思想内部的矛盾，实现了其美学思想的自我更新。

经过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学大讨论”的朱光潜在哲学、美学和政治上全面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但是除了在《我的文艺思想的反动性》这篇充满“检讨”性质的文章中，朱光潜并未否定早期美学的研究，反而非常看重早期的美学著作。1979年朱光潜在给陈望衡的信中写道：“我研究美学主要是解放前的事，无论从质看还是从量看，解放前的著作都较重要。”(36)朱光潜：《朱光潜全集》(第10卷)，第461页。另外，在1984年再版的《诗论》的后记中，朱光潜写道：“在我过去的写作中, 自认为用功较多,比较有点独到见解的,还是这本书《诗论》。我在这里试图用西方诗论来解释中国古典诗歌，用中国诗论来印证西方诗论；
对中国诗的音律、为什么后来走上律诗的道路，也作了探索分析。”(37)朱光潜：《朱光潜全集》(第3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331页。朱光潜之所以如此看重早期的美学研究，除了他所谓的“敝帚自珍”之外，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朱光潜将早期和晚期美学思想视为一个前后相继的发展历程，共同构成其美学思想的全貌。

在《关于美感问题》(1950年)一文中，朱光潜承认，“美感经验为形象观照说并不一定能与马列主义的观点相融洽”，但是，“不过这只是一个不成熟的摸索”。(38)朱光潜：《朱光潜全集》(第10卷)，第5页。对于这个“不成熟的摸索”，朱光潜虽然说“并不一定能与马列主义的观点相融洽”，但他也强调：“在无产阶级革命的今日，过去传统的学术思想是否都要全盘打到九层地狱中去呢？还是历史的发展寓有历史的联续性，辩证过程的较高阶段尽管是否定了后面的较低阶段，而却同时融会保留了一些那较低阶段的东西呢？”(39)朱光潜：《朱光潜全集》(第10卷)，第2页。显然，在朱光潜看来早期的唯心主义美学是其美学思想辩证发展的较低阶段，而接受马克思主义美学乃是其美学思想辩证发展的较高阶段，这两个阶段的关系并不是单纯的“否定”，而是积极的“扬弃”，依然保留了较低阶段的某些东西。从朱光潜的这一“辩解”来看，显然是认为过去的唯心主义美学思想是能够与马克思主义相“融洽”的。而朱光潜美学思想的辩证发展过程具体地就体现在其对唯心主义美学从推崇到反思再到怀疑以及对马克思主义从谨慎接触到同情之理解再到较为充分的肯定及至全面接受的历程之中。在《美学中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之争——交美学的底》(1961年)一文中，朱光潜依然持这一观点。“每个人都不免从过去历史里学习一些东西，如果这是经过批判的继承，过去的东西一方面会保存着一部分，另一方面也必然已是转化成为新的东西”(40)朱光潜：《朱光潜全集》(第10卷)，第310页。。具体地说，朱光潜美学思想辩证发展的过程就是从唯心主义走向马克思主义，并运用马克思主义“改造”其早期的唯心主义美学思想的过程。

首先，朱光潜始终坚持从主体和客体的统一来阐释美的本质，并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运用主客统一说“改造”心物关系说。早期朱光潜认为“美在心与物的关系”之上，只不过，彼时的朱光潜更强调“心”的作用，而将“物”仅仅视为借以表现主体情趣的载体。这与康德先验哲学在回答知识如何可能中对“物”给予思维表象，引起知性活动的作用的肯定是一致的。在康德的先验哲学中，只是肯定了“物”对主体时空直观形式和纯粹知性范畴建构知识的辅助性作用。在朱光潜早期的美学思想中，对“物”的肯定同样如此，强调的只是“心”借“物”来表现主体情思，而起根本性作用的依然是“心”。晚期朱光潜的主客统一说在两个方面“改造”了心物关系说。其一，改变了早期对美的主体性的强调，认为美不仅具有主观性，还有客观性。朱光潜在《论美是客观与主观的统一》(1957年)一文中指出：“我自己过去的主观唯心主义单承认美的主观性，蔡仪的机械唯物主义单承认美的客观性，都不能解决‘美是什么’这个美学上的基本问题，或者说，所给的答案都基本上是错误的。”(41)朱光潜：《美学批判论文集》，第61页。“美既有客观性，也有主观性；
既有自然性，也有社会性；
不过这里客观性与主观性是统一的，自然性与社会性也是统一的。”(42)朱光潜：《美学批判论文集》，第62页。其二，改变了早期心物关系说中“心”的本体地位，认为主客统一于实践。在《论美是客观与主观的统一》一文中，朱光潜指出了主客观统一的具体方式，“是通过实践，改变自然”(43)朱光潜：《美学批判论文集》，第66页。；
“美感这种‘本质力量’也就是人类在长期的认识自然和改变自然的实践过程中生长起来的、发展起来的、丰富起来的”(44)朱光潜：《美学批判论文集》，第67页。。因而，在朱光潜看来，主客的统一是通过实践来实现的，“物的形象”作为审美对象并非是主体直觉的产物，而是主体在认识自然的过程中，通过实践的方式改变自然的结果。而美作为人的本质力量的感性显现，也并非是对孤立绝缘的形象的直觉，而是作为审美主体的人类在认识和改造自然的实践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在《生产劳动与人对世界的艺术掌握——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实践观点》(1960年)一文中，朱光潜则旗帜鲜明地提出主客最终统一物质生产实践，“机械唯物主义片面地就客观方面所现，直观所得的形式去理解现实；
唯心主义片面地从主观的能动的方面去理解现实。这两种方式都是与马克思主义即辩证唯物主义相对立的。马克思所理解的现实，既要从客观方面去看，又要从主观方面去看。客观世界和主观能动性统一于实践”(45)朱光潜：《朱光潜全集》(第10卷)，第188页。。朱光潜的这一观点，彻底弥补了早期对唯心主义美学的失望，找到了唯心主义哲学没能打破的心物二元论的途径，从而将其对主体能动性、创造性的强调建筑在物质生产实践这一坚实的基础上。

其次，朱光潜始终强调美的主体性，并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运用社会意识的能动性来“改造”直觉论。根据克罗齐的意见，早期朱光潜对直觉的知识和名理的知识进行了区分。直觉的知识仅仅是对个别事物的认识，而这种对个别事物的认识并不旁迁他涉，只涉及事物本身，是一个无沾无碍的独立自足的意象。这就是说，直觉的认识涉及的仅仅是事物的形象，而不涉及到对事物的科学的、道德的或者伦理的认识，仅仅是一种感性的认识。而这种直觉的认识，就是一种审美的认识，一旦涉及对事物科学的、道德的或伦理的认识，就不再是直觉的知识，而成为了名理的知识了。美感经验作为一种直觉的认识，自然要与名理的认识区分开。这一区分既是为了确立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区别于哲学、科学、伦理学，也是为了确保审美的非功利性，进而保证美感经验的普遍有效性。但是，无论哪个方面，其得以成立的基础都是对主体性的强调，或者说将直觉、心灵置于整个学科的本体性地位之上。晚期朱光潜在认识到美乃是物质生产实践的产物之后，意识到了将主体性置于本体地位的片面性、抽象性。摆在朱光潜面前的问题是，既要保证主体性在审美活动中的积极价值，又要避免对单纯强调主体性带来的片面性、抽象性。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朱光潜运用马克思主义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而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具有能动的反作用这一理论，用社会意识来“改造”主体性，将直觉与社会意识联系起来，从而赋予主体直觉以客观性、现实性。朱光潜写道：“我接受了存在决定意识这个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这就从根本上推翻了我过去直觉创造形象的主观唯心主义。我接受了艺术为意识形态和艺术为生产劳动这两个马克思主义关于文艺的基本原则，这就从根本上推翻了我过去的艺术形象孤立绝缘，不关道德政治实用等等那种颓废主义的美学思想体系。”(46)朱光潜：《朱光潜全集》(第5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96页。可见，在美的本质上，朱光潜从心物关系说转向主客统一论，最终转向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从物质生产实践来阐释美的本质，在实现其美学思想实践转向的同时阐发了马克思主义的艺术生产论；
在美感经验上，朱光潜从克罗齐的直觉论转向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论，从社会意识来阐释美感经验的主观性，在避免唯心主义对主体性的片面性、抽象性发展的同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艺术意识形态论。

可以说，朱光潜从唯心主义走向马克思主义，尽管有着政治意识形态的压力，但更多地是其学术思想自身发展的结果。从这个发展的过程来看，早期美学思想是其整个美学思想辩证发展的低级阶段，而晚期美学思想则是其美学思想辩证发展的高级阶段。从这个发展的结果来看，一方面朱光潜在保留着早期美学思想对主体性的高扬的同时又通过马克思主义消解了早期美学思想对主体性的片面性、抽象性肯定，确立了主体性的现实基础；
另一方面朱光潜通过马克思主义对早期美学思想的“改造”推动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实践转向，为“中国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美学体系——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美学做出了创造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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