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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艺要以反映时代精神为使命

　　　　文艺与时代的关系，是习近平总书记在两次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讲话中都高度关注并充分论述的一个理论要点。2014年10月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在谈到文艺和时代的联系时说：“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2016年11月，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又着重指出：“文运同国运相牵，文脉同国脉相连”“古今中外，文艺无不遵循这样一条规律：因时而兴，乘势而变，随时代而行，与时代同频共振”。由此出发，他进而得出“文艺的性质决定了它必须以反映时代精神为神圣使命”的论断。这样把反映时代生活和时代精神看作为文艺的使命，并提升到神圣的位置，可以说是对文艺发展规律的一个高度总结，也由此给文艺工作提出了一个应有的时代基准。

　　　　文艺从来就不是抽象的存在，必然系连着一定的社会与时代。鲁迅说过：“我以为文艺大概由于现在生活的感受，亲身所感到的，便影印到文艺中去。”文学属于一定的时代，一部中国文学史实际上也是中国社会历史演进的文字记录。纵观我国的文学史，各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文学样式与特色，从诗经、楚辞、汉赋，到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再到现代文学的发生、当代文学的繁盛，都是特定社会与时代的文艺成果与精神结晶，它们不仅共同铸就了灿烂的中国文艺星河，而且以文艺的方式引领社会思潮，成为我们民族奋然前行的精神灯火。

　　　　中国当代文学发展演进的近70年，也充分证明文学的发展变化，与一定的社会状况内在牵连，其起伏的情形与时代的发展密切相关。从1949年到1966年的“十七年”，新中国在高歌猛进中蓬勃发展，虽然遭遇了不少的坎坷与曲折，但总体向前的社会态势保持始终，而这也促动了“十七年文学”在“农村生活题材”“革命历史题材”两大主潮主导下的创作活跃与作品丰繁。而在此后的“文革”十年，因为社会生活日趋政治化，一大批优秀作家作品被批判和被查禁，“缺少诗歌，缺少小说，缺少散文，缺少文艺评论”文艺创作空前萧瑟，文艺批判横行无忌，文艺生活极不正常。

　　　　正是在粉粹了“四人帮”之后，社会生活开始回归于正常轨道，开启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改革深化的90年代，全面腾飞的新世纪。文艺创作也由70年代后期迅速复苏，新时期之后又在内外因素合力推导下，不断走向创作繁荣与批评活跃。以茅盾文学奖彰奖的长篇小说为例，这个由中国作协于1981年3月正式设立的文学奖，自1982年12月首届开评以来，以大致四年一届的频次（前两届分别为5年和3年），已在33年间评选了9届，先后有43部作品获奖。虽然每届不无一定的争议，但总体来看，还是反映了长篇小说四十多年来创作的基本演进与大致水准。其中的《平凡的世界》《白鹿原》《尘埃落定》《你在高原》《一句顶一万句》《秦腔》《繁花》《江南三部曲》等作品，所具有的思想蕴含与艺术成就，无疑是这个时代长篇小说创作所能达到的艺术高度的重要标识。

　　　　从新时期到新世纪这近40年，文学不仅在小说、诗歌、散文、报告文学等门类，都有为数众多的优秀作品联袂而来，而且全新形态的网络文学依托着网络科技长足崛起，构成与传统形态的纸质文学交相辉映的电子文学与数字阅读。已有人把蓬勃兴起的中国网络文学，看作是与日本的动漫、韩国的电视剧并足而立的东亚“文化三绝”。而这一切的不断实现，如若不是我们所处于的这个时代的云蒸霞蔚，我们所置身的社会生活的丰富多彩，我们所驻留的文化空间的丰博广大，不仅是难以达到的，而且是难以想象的。

　　　　在两次重要的文艺工作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多角度和多方面地强调和论述文艺与时代的关系，要点在于揭示文艺与时代的不可分割的辩证关系，要义在于要求文艺工作者把反映时代生活和时代精神作为自己的使命，并提升到神圣的位置，这可以说既是一个基本的要求，也是一个很高的标准。

　　　　事实上，处于一定时代的作家艺术家，既不一定自然就是时代生活的随行者，也不一定必然就是时代精神的歌吟者。毋庸讳言，在当下的文艺领域，所谓表现“自我”的写作屡见不鲜，所谓疏离时代的写作也大有人在。还有一些写作，只以游戏为旨归，以娱乐为目的。在文艺如何面对时代，如何处理生活这一方面，我们确实需要认真地自省，也确实需要真正的自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如何在文艺创作上，“把握时代脉搏，承担时代使命，聆听时代声音，勇于回答时代课题”，就成为文艺工作者需要不断进行自我检省和自我调整的现实问题。

　　　　在论说文艺与时代的关系时，习近平总书记特别提到当下时代的人民生活，一再强调文艺要“积极反映人民生活”“反映人民生产生活的伟大实践”“改革开放近40年来，我们党领导人民所进行的奋斗，推动我国社会发生了全方位变革，这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在人类发展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面对这种史诗般的变化，我们有责任写出中华民族新史诗”。显而易见，改革开放以来的巨大变革，既是“中华民族新史诗”，也是这一代文艺家最该写作的题材和最能反映的生活。

　　　　改革开放以来的文学艺术，总的来说，是与时代同频，与现实同行的。但仔细检视起来，真正以改革开放的壮阔历程和由此引发的人民精神巨变为表现对象的小说写作，尤其是长篇小说力作，数量既不很多，质量也明显不高。摆在作家艺术家面前的，确实有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那就是如何“努力创作同我们这个文明古国、我们这个蓬勃发展的国家相匹配的优秀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