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会认为“经过五年努力奋斗，我国社会生产力快速发展，综合国力大幅提升，人民生活明显改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显著提高，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取得重大进展，谱写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篇章。”

1、发展成就举世公认

全

会认为，“五年取得的成绩来之不易，积累的经验弥足珍贵，创造的精神财富影响深远。”特别是党和国家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自然灾害、处置突发事件的能力大幅提升；我国成功举办了北京奥运会、新中国成立60周年庆典、上海世博会等重大活动；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民生，在社会保障建设、公共医疗事业等方面取得了较大突破。

第一，经济发展高速增长。—，我国年均经济增长率达到10.7%，大大高于“十一五”规划所要求的7.5%，到几乎所有的指标和目标都顺利地提前实现了，在22个主要定量指标中，“国内生产总值”、“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等15个指标属于“超额完成”或“提前完成”。在风云变幻的，国内生产总值达到30.067万亿元，比上年增长8.9%。在最为困难的，国内生产总值为33.535万亿元，增长速度达到了8.7%，人均gdp突破了3600美元，已处于迈向中等收入国家的临界线。预计2010年人均gdp将达到4000美元左右。回想“十一五”初期的，国内生产总值为18.3868万亿元；预计201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将达到37万亿元左右，跃居世界经济总量第二。对比数据，你就不难发现，如果不考虑物价因素“十一五”的五年就等于再造了一个中国。1957年毛主席曾提出过“超英赶美”，这在当时来看的确是冒进的设想，但如果我们将时间跨度扩展到2010年，难道你能不佩服毛主席的远见卓识吗？这不仅是中国人的骄傲，也是全世界的奇迹。国际上热议的“中国奇迹”、“中国模式”的核心内容不外乎是对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惊讶与赞叹。正如美国著名学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所说的：“世界上还从未出现过如此大规模而又持久的经济增长。”“十一五”的巨大成就赋予“十二五”的特殊意义就在于，“十二五”将成为中国超越日本之后追赶美国的起点。

第二，民生改善成绩显著。《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所提出的有关经济增长、人口资源环境与公共服务人民生活三个方面的主要目标均如期实现。在国家实力增强的同时，民生得到了明显改善。例如，在“十一五”期间，我国全面取消了农业税，并建立了农业补贴制度。中国“种田纳粮”的铁规远可追溯至春秋时期，即使是史书中推崇备至的“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康乾盛世”，也只能做到临时的轻徭薄赋。给“种田纳粮”的历史画上句号是前无古人之举，惠及我国亿万农民，必将在中华民族史册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而流芳千古。在“十一五”时期，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无论是南方还是北方，一般民众都能切实享受到发展的成果。在“十一五”期间，我国政府高度重视改善民生问题，涉及民生的2个约束性指标，即城镇基本养老保险覆盖人数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覆盖率，目前都已经完成了“十一五”规划目标。在预期性指标中，由于九年制义务教育的普及、高等教育的发展以及较好的经济增长，国民平均受教育年限、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均已经实现或接近实现预定目标。

第三，工业化城镇化快速推进。“十一五”结束时，我国工业化进入中期向后期的过渡阶段。也就是说，现阶段我国整体上已经从一个农业经济大国，转变成了工业经济大国，但还不是工业强国。我国工业总量规模不断壮大，已经形成了庞大的工业生产能力，工业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占有绝对主体地位。工业化主要产品产量已居世界前列，按照国际标准工业分类，在22个大类中，我国制造业占世界比重在7个大类中名列第一，15个大类名列前三。我国高技术制造业规模已位居世界第二，计算机、移动通信手机、抗生素、疫苗等产品的产量位居世界第一。我国工业制成品出口占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工业对外贸易大国。在工业化进程中，“十一五”规划把节能环保作为约束性指标提出，并将具体指标分解到各个地方作为政绩考核的重要指标。我国采取大力淘汰落后产能、推广节能减排新技术等一系列措施，主要污染物的2个约束性指标基本完成。据测算，“十一五”单位gdp能耗降低20%的目标亦能完成。与此同时，我国的城镇化率大幅度提高，我国城镇化率提高到45.7%，城镇人口增加到6.07亿，城市化率以每年接近1个百分点的速度增长。当今，世界经济大国都有世界级的城市群支撑，美国纽约都市圈、日本东京都市圈、英国伦敦都市圈等就是城市群的典范，美日两个经济强国的都市圈的经济总量都占了各自国家经济总量的2/3。“十一五”期间，我国正在形成以北京、上海、杭州、南京、广州、大连、济南、青岛、沈阳、长春、武汉等中心城市为核心的18个都市圈。其中长三角、珠三角城市群，国土面积约占全国的2.6%，的gdp总量已占全国的1/3，财政收入占全国的40%。

2、改革举措扎实有效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除了国家总体实力大幅度提升、老百姓生活大幅度改善、国际影响大幅度提高之外，“十一五”时期在体制改革方面也迈出了较

大步伐。回顾“十一五”时期的体制改革，最扎实有效的举措就是确定了未来政府调控的基本方向。

第一，由过去的“计划”调控转变为“规划”调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的一个重大变化，就是将从1953年延用至的“计划”改为“规划”，纲要这“一字之差”并不是玩文字游戏，而是深化改革的必然选择。因为进入21世纪后，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在这样的背景下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需要转变政府调控的方式，计划到规划的变革是适应这种需要的具体安排，原因有三个方面：一是体现了政府调控理念的转变。计划包括的面广，而且具有强制色彩；规划更强调了引导市场，明确政府的有限作用领域。规划要体现国家意志，明确政府做什么，明确政府工作重点，引导市场的发展方向。二是体现了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先进管理方式。“十一五”规划与以往不同的一点是强调民众的意见，因此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专门成立了“国家‘十一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并开展了请人民群众为“十一五”规划建言献策活动。三是体现了政府管理的空间观念和可操作性。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我国已经到了一个矛盾与问题多发期，其中区域问题增多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正因为如此，中央强调“必须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计划一般是按条条制定的，而规划更强调空间，因为任何活动总是要落实到具体的空间。不落实到空间就不可能有很大的操作性。由“计划”到“规划”，实际上意味着中国的规划体系与政府调控进入了新的改革期。

第二，由过去按“条条”管理转变为按“区域”管理。“十一五”时期，中央政府注重运用区域规划和区域政策指导与管理区域发展，来调控改革的基本方向，先后批准了六个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国务院批准天津滨海新区为“全国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经国务院同意，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于6月正式批准重庆市和成都市设立“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同年12月批准武汉城市圈和长株潭城市群为“全国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2010年4月，批准沈阳经济区为“国家新型工业化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在这一时期，中央政府批准或批复了十多个区域规划，涉及的区域包括：广西北部湾经济区、长江三角洲地区、珠江三角洲地区、长株潭城市群、中部地区、海峡西岸经济区、江苏沿海地区、关中—天水经济区、辽宁沿海经济带、图们江区域、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鄱阳湖生态经济区以及皖江城市带等。

除政府调控重点与导向的转变外，改革还在许多具体领域展开。例如，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稅，全面推进增值稅转型；在24个省市区进行“省直管县”财政管理体制改革试点；正式推出创业板市场；推进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和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建设。这种种改革举措对规范市场竞争与改善民生发挥了重要作用。

3、机遇挑战同时存在

全会深入分析了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国内外环境，强调综合判断国际国内形势，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然而，正如一辆高速行进的列车，我们最大的隐忧和担心是，它突然失去控制而戛然停止，甚至出现翻车的危险。这种隐忧和担心主要就在于我们也面对着诸多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挑战。

第一，国际方面的机遇和挑战。主要面临着五个方面机遇和挑战：一是世界经济将进入低速增长阶段。预计“十二五”期间，全球经济年增长率可以达到3%，低于危机爆发前的水平。根据历史经验，每次大的经济危机之后几年往往会再度爆发局部性危机。未来世界经济和国际金融市场可能出现局部动荡。二是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不会逆转，但贸易摩擦会不断增多。工业革命以来的世界发展史表明，经济全球化是大势所趋，而保护主义只是短暂的逆流。经济全球化的总体趋势不仅不会逆转，而会在新的基础上继续深化。三是全球产业转移趋势将进一步延续，且内容更加丰富，形态更加复杂。从转移内容上看，传统加工制造业持续减少，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及区域性研发中心等持续增多。从转移方式上看，直接投资方式持续减少，项目外包方式转移不断增加，特别是服务业外包进一步增加；整个产业转移减少，部分生产环节转移和多个国家共同承载成为重要形式。四是全球新一轮技术革命的进程将会进一步加快，若干重要领域正在酝酿新的突破。在新能源技术、节能减排技术、信息技术（比如传感网、物联网、智慧地球、云计算）等若干重要领域，正在酝酿新的突破。五是应对气候变化，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压力将不断增大，同时也隐含着机遇。减排将促进能源及环保领域的技术创新，增强全民的节能减排意识，有利于我们发挥后发优势，转变发展方式，在新技术的基础上实现跨越式发展。

第二，国内方面的机遇和挑战。归纳起来主要也有五个方面：一是总需求潜力巨大，但有待释放。我国巨大内需潜力的释放，受到一系列制度和结构矛盾的制约。目前，内需相对不足、内需中消费相对不足已经成为两个比较突出的问题，亟待解决。二是供给方面传统竞争优势减弱的同时新的优势正在孕育和显现。随着高等教育普及率的不断提高，我国劳动力优势又呈现出高素质劳动者数量多、成本相对低的特点，这使得我国有可能在技术研发、信息服务等高素质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方面，形成新的竞争优势。因此，要深刻认识新形势下我国后发优势的新特点，在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方面实现跨越式发展。三是生态环境对经济发展的约束将进一步增强。在能源和其他资源约束加强的同时，水资源不足的约束更具挑战性。另一方面，我国的现代化正赶上世界范围新一轮的工业化、城市化浪潮，印度等一批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城市化进程逐步加快，使我们面对的资源环境挑战更为严峻。四是化解社会矛盾和维护社会稳定的任务将更加艰巨。社会发展滞后的问题没有根本解决，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收入和基本保障水平差距大、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利益协调机制不健全等矛盾依然十分突出，对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形成挑战。经济体制具有独特优势，但深层体制矛盾依然突出，深化改革任务更为迫切，难度也更大。五是经济体制具有的独特优势仍将继续发挥作用，但深层体制会进一步凸显，深化改革任务更为迫切，难度也更大。我国发展方式存在的诸多矛盾，都与深层体制问题相关。要把发展切实纳入科学发展的轨道，要保障经济的持续平稳较快发展，最根本的还是要靠改革，除了对传统体制进行改革外，还需要积极进行制度创新。

二、展望“十二五”推进全面小康

到2020年建成发展水平更高、人民生活更加富裕的全面小康社会，是党的十六大确立的目标。当时没有使用“人均”一词，党的十七大报告首次提出人均gdp翻两番的目标，这更能反映居民在经济发展中分享的成果。“十二五”规划，是能否打下具有决定性意义基础的5年，即决定着党对全国各族人民的庄严承诺能否如期实现。

1、突出“主题”，贯穿“主线”

根据《建议》，推进全面小康建设，必须“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这是适应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新要求、满足人民群众过上更好生活新期待的必然要求。

第一，突出以科学发展为主题。《建议》强调：“在当代中国，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本质要求，就是坚持科学发展，更加注重以人为本，更加注重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更加注重统筹兼顾，更加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这是对以科学发展为主题的概括性解释。就是说，它包含着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科学发展。这是得到全体公民认同的。改革开放30多年来，人们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愿望得到了极大的张扬和满足，追求美好幸福生活的手段就是“以发展为硬道理”，这个硬道理的本质在当今要求就是坚持科学发展，它已经成为当代中国一种核心价值的概括性表述。二是公平正义。在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中，还包括着公平正义，这到是人们以往所忽略的。《建议》提出科学发展要落脚到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上，这无疑开阔了人们的视野。因为发展只是绝对量的增加，更多地体现在生产力领域中，而公平正义的价值观的实现，实际上是更加合理地分配社会财富，体现着生产关系的和谐，所以同样是人们所追求的核心价值理念。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在发展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而且我们如果能够坚定地沿着现有的道路继续前进，克服种种困难，未来中国还可以保持快速持续的发展。但公平正义的问题，似乎在这样的背景下就显得更为突出了，公平正义的问题不会因发展自然而然地得以实现，这个问题要通过国家一系列的政策的调整，才能够逐步得到解决。这也是“十二五”规划所肩负的重大历史使命。

第二，贯穿以转变方式为主线。中国经济能否长期平稳较快发展？这需要寻找新的增长点，需要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需要在国际竞争中争创新优势，等等。而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就是解决难题的唯一途径，华丽转型就是贯穿发展与改革等一切活动的主线。中国经济转型有三个方面的含义：一是指经济制度变迁。即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经济制度向新民主主义经济制度、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变迁；二是指经济体制转型。即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三是指经济模式转型。就是经济发展方式由粗放型到集约型转变、从单纯经济增长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转变。从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历史中，我们看到实现经济现代化的过程，都伴随着经济转型和发展方式转变,包括发展理念和发展路径的创新、经济效益和经济结构的提升、资源消耗和环境影响的降低、社会福利和居民生活的改善等等。经济转型和发展方式转变，也往往发生在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关键时期，即通常所说的“经济起飞”的前夜。就我国的现实情况看，中国经济转型已势所必然、中国经济转型关键在加快、中国经济转型出路在改革。随着“十二五”规划的落实，2015年将实现中国经济转型的第三次华丽转身。

2、综合判断形势，转型已刻不容缓

总书记同志指出：‘综合判断国际国内经济形势，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已刻不容缓。我们必须见事早、行动快、积极应对，为我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增添推动力。”

第一，从世界经济发展来看，传统经济发展模式正面临着重大转型。据世界银行统计，整个20世纪，人类共消耗了约1420亿吨石油、2650亿吨煤炭、380亿吨铁、7.6亿吨铝、4.8亿吨铜。占世界人口的15％的工业发达国家，消费了世界56％的石油、60％以上的天然气和已探明储量50％以上的主要矿产资源。美国目前竟然以世界6％的人口消耗世界30％的能源。人类对地球的索取已经接近到了极限。20世纪末，中国、印度等人口超10亿的发展中国家开始经济起飞，新增的需求使旧有经济模式的局限全面爆发，当前的世界资源和环境方面面临着空前的困难。试想，如果中国按照美国模式发展到接近美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水平，那么即使再有几个地球也不一定能够满足需要。因此，国际上有专家学者提出“低碳经济”的新经济发展模式。这是为了应对气候变化、缓解温室气体排放而提出来，它从高碳能源时代向低碳能源时代演化，是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为基础的现代经济发展模式。其实质就在于提升能源的高效利用、推行区域的清洁发展、促进产品的低碳开发和维持全球的生态平衡。6月5日的世界环境日，主题就是“低碳经济”。12月7－18日，当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的会场变成不同经济体之间围绕减碳争斗的“战场”时，我们惊讶地发现，低碳概念和清洁能源技术也同时成为发达国家制约发展中国家前进的一个新的手段。对此，中央对发展低碳经济提出了明确要求，并把它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方面。

第二，从后国际金融危机时期来看，中美两国都在争创新优势。从今年1月初到现在，中美关系中接踵而来的纷争冲击着中国人的眼球：美国对台军售、谷歌威胁退出中国市场、双边贸易摩擦、人民币汇率问题、奥巴马计划会见达赖，等等。最激起中国人义愤的，是1月底宣布的新一轮对台军售案。于是，“中美关系跌到谷底”、“中美要陷入新冷战”的担忧，又一次浮现于报端和网站头条。当我们把眼光移到国内，总书记总书记2月3日的讲话主题是“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加快”这个关键词，累计用了50次，凸显中央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决心与紧迫感。中国需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与中美风波频现，有什么内在联系吗？我的回答是：联系太密切了！总书记在这个讲话中指出：“后国际金融危机时期的国际经济环境更加复杂”，强调加快发展方式的转变“是在后国际金融危机时期国际竞争中抢占制高点、争创新优势的必然要求”，这就把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新特点紧紧抓住了。在美国总统奥巴马那儿，大局意识也十分明确。1月30日宣布对台军售无疑冲击了美中关系的稳定，遭到了中方前所未有的强烈反应，也必然会付出代价。但这绝不是奥巴马政府的工作重心之所在。就在1月27日，奥巴马向国会发表国情咨文，强调“将就业列为2010年头等大事”，为此要增加失业补贴、鼓励创建小企业、扩大出口、大力发展清洁能源、加大对教育和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推动医疗改革等等。奥巴马还以“中国没有等待，进行经济改革”和“我无法接受美国成为二等国家”来激励他的国内听众。虽然没有使用“加快经济转型”这样的中国式概念，奥巴马想带领美国做的头等大事，同样是“在后国际金融危机时期国际竞争中占领制高点，争创新优势”。

第三，从我国社会和谐来看，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迫在眉睫。我国城乡收入差距达3.33倍，收入最高10%群体和收入最低10%群体的收入差距，已经从1988年的7.3倍上升到23倍。国际上用基尼系数来测量（其数值在0–1之间），0.4以上为收入差距警戒线，目前我国的基尼系数已经达到了0.47，这是个非常危险的数字。由于经济转轨中存在的资源高度集中、资本的内控性以及多元垄断等原因，我国收入分配差距的拉大比一般市场经济国家更为迅速：一是财富不断向政府集中。近几年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不断上升，从1994年的10.39%提高到的19.99%；二是劳动报酬占比持续下降。1996～，我国劳动报酬总额占gdp的比重从53.4%下降到39.7%；三是财富不断向垄断行业集中。劳动保障部人士透露：“我们的统计结果更加让人吃惊，多数垄断行业的企业，内部收入差距达到20倍以上，72%的员工认为分配不公。”当前收入分配问题不仅仅体现在经济层面，也体现在社会和政治层面，现在的劳资冲突、突发性群体事件等与收入分配不公、贫富差距悬殊密切相关。对此，总书记同志十分清醒地指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是实现国民收入分配合理化、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必然要求”。

3、贯彻“五个坚持”，加快经济转型

《建议》指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我国经济社会领域的一场深刻变革，必须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应该讲，“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提法在党的文件中早就有了，但说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我国经济社会的一场“深刻变革”则是第一次。在这场深刻变革中必须贯彻好“五个坚持”：

第一，坚持把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作为经济转型的主攻方向。推进经济结构调整，是解决我国经济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等深层次问题的根本举措。具体来讲：一是加快形成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经济增长新局面。这是《建议》针对近年来我国经济增长过于依赖投资和出口带动的问题提出来的，改变了“三架马车”的排序，把消费放到了第一位。由过去促进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对扩大消费，我们提了多年，长效机制一直没有建立起来，而那种用一些短期政策来刺激消费有一个某个时点上的快速增长，则是不可取的。所以《建议》提出了“建立扩大消费需求的长效机制”，这应该是个新提法。我们扩大消费要着眼于人民生活的改善这样一个目标，让它可持续、可保持的扩大起来，这是最重要的呀。它理应包括内外需结构、内需中消费与投资结构在内的整体需求结构的调整方向。一方面，要调整内外需结构。亚洲“四小龙”靠外向型经济实现起飞，我们前期靠外需拉动增长，都很有成效，但却忽视了大国经济的基础是内需。1979年至，我国经济年均增长9.6%，其中国内需求的贡献率高达92.6%，货物和服务净出口的贡献率只有7.4%；即使近几年，国内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也达到91.9%；,在出口下降16%的情况下，国内消费却增长了16.9%。而且，我国今后仍然能够主要依靠不断扩大国内需求来推动发展。另一方面，要调整消费与投资结构。有研究表明，我国消费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经济增速将提高1.5—2.7个百分点。提高消费率，不仅有利于经济结构调整，而且将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空间。近几年，我国资本形成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断提高，由的22.4%急剧增加到的40.9%；同时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则由65.1%下降到39.4%。我国居民最终消费支出年均增长7%，远远高于美国的3%、世界平均的2.4%。但我国投资增长更快，从而使投资与消费出现不协调，经济增长过多依靠资本形成。从消费领域自身来看，消费结构性不足的问题比较突出，主要是农民和城市低收入者收入水平低、消费能力不强，这制约了经济健康发展。要保持持久稳定的增长而不是短期的繁荣，就必须立足扩大国内需求，把经济发展根植于国内需求特别是居民消费需求上，加快城乡居民消费结构的不断升级，这将为经济增长创造庞大的消费需求。二是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这是推进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方面。“十二五”期间，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将呈现一种新的趋势，那就是以高新技术产业为驱动力，以现代服务业和现代制造业为发展的两个车轮，带动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从产业关联角度来看，应以三次产业协同发展为目标。即经济增长主要由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三次产业协同带动转变。这是针对农业基础薄弱、工业大而不强、服务业发展滞后以及三大产业之间比例不合理等问题提出来的，也是针对着三大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的变化方向出现了偏差，二产业增加值一路攀升，三产业增加值一路走低，此类不合理的状况提出来的。因此，必须把三次产业结构调整成在更高水平上的协同发展。从产业创新角度来看，应以战略性新兴产业为先导。战略性新兴产业是新兴科技和新兴产业的深度融合，代表着科技创新的方向，也代表着产业发展的方向。科学制定发展规划，选择若干重点领域作为突破口，力争在较短时间内见到成效，是使战略性新兴产业尽早成为国民经济的先导产业和支柱产业的正确选择，所以产业政策应向新能源、新材料、半导体照明、激光显示、现代生物医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倾斜，以构建“核心技术—战略产品—工程与规模应用”的创新价值链。从产业链构成来看，应以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为重点。产业的竞争力越来越依赖于设计策划、技术研发、物流等商务服务业的支撑，单纯靠扩大加工规模降低成本的空间已经不大，未来工业竞争力的提升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于服务业的发展，例如信息、科技、金融、会计、咨询、法律等为代表的现代服务业。其中，发展生产性服务业是个重要的突破口，并通过生产性服务向制造业渗透，提高制造业附加值和知识、技术、人力资本含量，使之与推进新型工业化有机结合。三是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这是推进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方面。“十二五”期间，要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加快发展现代农业，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完善农村发展体制机制，建设农民幸福生活的美好家园。突出要解决三个问题：一个是促进科技进步，提高我国的土地产出率、资源利用率、劳动生产率；一个是建立健全能够调动各方积极性的体制和政策体系；一个是扶持能够适应现代农业发展要求的农业经营组织的发展。只有这三方面结合起来，才能真正实现中国农业的现代化。目前我国农业的技术约束非常突出，一方面农业技术创新能力明显不足，难以满足农业产业结构、产品结构调整的需求；另一方面由于我国至今仍未建立既符合市场经济规律、又适应国情和现实需求的农业社会化技术服务体系，大量先进实用的农业技术成果长期沉淀在科研单位和技术人员中，难以真正为农民所用。而高新技术的注入，科技文化的注入，已经发起了绿色革命，改变了农业的品质，出现了第二产业性质的大农业，兴起了第三产业性质的大旅游，还兴起了第四产业的知识农业、智能产品，比如信息农业和林业、试管畜牧业、基因养殖业等等，我们不能就农业抓农业，而应为农业发展提供更加有力的技术支撑。

第二，坚持把科技进步和创新作为经济转型的重要支撑。科技进步和创新是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核心和关键，要在强化原始创新的同时，重视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培育自主创新品牌。要突出解决两个问题：一是要以科技力量推动发展方式转变。针对我国经济增长中过于依赖物质资源投入的增加和简单劳动，而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等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大的问题，我们必须把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作为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要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掌握核心技术，打造世界知名品牌，再也不能过多地依靠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换来微薄的利益，成为低端产品的“世界工厂”。无论是从国际科技竞争加剧的趋势看，还是从我国劳动力供给出现的新情况以及资源环境的压力看，我国已经到了必须更多依靠科技进步、提高劳动者素质和管理创新等带动经济发展的新阶段。二是要抢占高新技术战略制高点。美国总统奥巴马说：“在开发新能源方面处于世界领先的国家，将领导21世纪的全球经济。”当前，发达国家大力开发节能环保和清洁能源技术，在率先推进信息技术革命和发展知识经济后又掀起了发展绿色能源科技与低碳经济的浪潮。我国在信息技术革命任务尚未完成的情况下，又将面临绿色能源科技竞争的严峻挑战；在传统产业节能减排技术改造尚未完成的情况下，又将面临发展清洁能源和低碳经济的新的竞争。我们抢占绿色能源科技的战略制高点，理应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

第三，坚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经济转型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保障民生就是保障就业，要把促进就业放在经济社会发展的优先位置；社会保障和医药卫生事业，关系带每个家庭、每个人的切身利益，要加大社会保障投入，稳步增加财政性社会保障支出占国家财政支出的比重。《建议》就是以改善民生为显著特点的。一是从“强国富民”转变为“富民强国”。这决不是位置的简单颠倒，而是“十二五”规划与此前的规划的本质差别，过去的规划追求“强国富民”，“十二五”规划则追求“富民强国”，从“国富”到“民富”的转变，使之成为公众关注十七届五中全会的最大亮点。但不能由此而把“国富”与“民富”对立起来，因为当今世界仍然是依靠经济实力来说话的，如果国力衰弱、国家不够强盛，“民富”根本没有可能；同样单纯只有“国富”，老百姓生活改善不快，那也不是我们的发展目标。我们发展经济的目的就是为了让老百姓过上更好生活，应该正确处理国家和个人的关系，这是收入分配当中的一贯主张。因此既要注意国富，又要注意民富，这是一个辩证关系。根据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实际情况和当今社会积累的一些矛盾，提出要更加强调民富应该是非常适时的。二是从基本公共服务的“二元结构”转变为“均等化”。“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在“十一五”期间也有所提及，但这次《建议》在这句话的前面，加上了“必须逐步完善符合国情、比较完整、覆盖城乡、可持续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这四大前提，改变了过去那种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使“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这个目标更具体化，操作性更强了。三是从“逐步提高”转变为“努力提高”。《建议》在收入分配改方面提出：“合理调整收入分配关系，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这个提法和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和十七大报告有所不同。上述两个报告都提出：“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在10月16日举行的中国改革论坛上，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彭森在讲上述两个比重时仍使用“逐步提高”。但《建议》公布后，人们却发现措词已发生了变化，“努力提高”意味深长呀，这反映出国家将出台提高居民收入的相关政策。但媒体广泛提到的“国民收入分配倍增计划”没写入公报、也不会写入国家的“十二五”规划中，因为这是个舶来词，是日本上世纪60年代时的一个说法，也是口语化的提法，不具有政府文件的行文风格。

第四，坚持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作为经济转型的重要着力点。《建议》强调：“要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提高生态文明水平，积极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加强资源节约和管理，加大环境保护力度，加强生态保护和防灾减灾体系建设，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这个“两型社会”建设，不是不要发展，而是要将当前发展与长远发展统一起来，将当代人的发展与下代人的发展统一起来，全面推进资源环境可持续利用，实现资源环境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在这里，低碳转型和循环经济是“两型社会”建设的重要抓手：一是实现低碳转型。这既是一场涉及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国家权益和人类命运的全球性革命,又是全球经济不得不从高碳能源转向低碳能源的一个必然选择。因此被誉为人类社会继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之后的又一新的文明。为实现低碳转型，有节制地使用私家车很重要。日本私家车普及率达80%，但出行并不完全依赖私家车。在东京地区私家车一般年行使3000至5000公里，而上海私家车一般年行使1.8万公里。国内人们无节制地使用私家车竟成了炫耀性消费生活的嗜好。有些城市的重点学校门口，接送孩子的一二百辆私家车将周围道路堵得水泄不通。这是与倡导低碳生活背道而驰的。二是发展循环经济。这是可持续发展的生产和消费范式，它可以实现“减量化、再利用、再循环”，有效控制污染物排放的目标，并通过对产业链的输出端——废弃物的多次回收和再利用，促进废物多级资源化和资源的反馈式良性循环，实现低碳的节能减排目标。回顾以往，在节约与和谐思想指导下，鱼塘养鱼，塘泥为桑树生长提供肥料，桑叶为蚕提供食粮，蚕的排泄物为鱼提供饲料。20多年前中学地理课本上介绍过的珠三角地区鱼塘桑基模式，用今天的眼光看，就是典型的循环经济。对这种循环经济模式，我国学术界却很少总结它，并使之上升到理论层面，以至于我们很遗憾地看到的循环经济案例大都是发达国家的案例。

第五，坚持把改革开放作为经济转型的强大动力。经济转型要以破除体制性障碍为根本出路。对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我们已经提了好多年了，但长期难以落实，主要原因在哪？是存在着一些体制性障碍。我国实行的是渐进式改革，原来一些旧的体制并没有完全革除；改革开放30多年来，新形成的某些体制随着形势变化，也有的成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障碍。例如：各级政府依然保持着土地等重要资源的配置权力；很多地方仍然把gdp增长作为衡量各级政府官员政绩的主要标准；现行财政体制和支出责任过于下移使各级政府将财政税收和物质生产的增长紧密地联系；土地、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市场化尚需推进，等等。特别是在一些重要的生产要素价格形成过程中，原先计划经济的靠行政定价、人为压价的情况普遍存在，它所造成的价格扭曲，又使市场在优化资源配置上的作用受到很大的压制，同时造成稀缺资源的低效使用和大量浪费。所以，破除体制性障碍，既是我们解决问题的难点所在，也是中国经济转型的根本出路。为此，《建议》强调，“必须以更大决心和勇气全面推进各领域改革，大力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加快推进文化体制、社会体制改革，使上层建筑更加适应经济基础发展变化，为科学发展提供有力保障。”在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方面，重点是推进行政体制改革，加快财税体制改革，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深化资源性产品价格和要素市场改革，加快社会事业体制改革等六大改革。我重点讲三大改革：一是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是：推进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府与市场中介组织分开，减少和规范行政审批，建设服务型政府。政府应转换角色，从追求短期gdp最大化从而自然倾向于粗放扩张，转变为为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创造良好环境，致力于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为公众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产品和服务。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会触动一些人的利益，遇到重重阻力，但必须坚定不移地加以推进，使政府真正成为经济转型和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推动力量。二是加快财税体制改革。财政应进一步从经济建设型财政向公共财政转型，为广大公众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产品和服务，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政府投资应继续主要投向民生工程，所有政府收入包括土地拍卖收入一律进入预算管理，接受人大和社会监督，不搞“小金库”。加大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扎实推进配套改革试验，如省直管县和乡（镇）财县管等。实行有助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科技进步、能源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的财税制度，如提高资源税、研究推进房地产税、完善燃油税、研究开征环境保护税等。财税改革对于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发展方式特别容易见效，应该抓紧推进。三是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在这次百年一遇的国际金融危机面前，我国金融体系没有受到实质性冲击和损害，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前些年我国金融体制进行了重大改革，剥离了不良资产，充实了资本金，资本市场挤掉了不少泡沫。应继续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健全金融体系，促进储蓄向投资转化和资源高效配置，增强金融服务经济的功能。应发展中小银行，改善中小企业金融服务。应加强金融监管，防止出现系统性金融风险。

三、规划“十二五”确定目标任务

《建议》综合考虑了未来发展的趋势和条件，战略性、前瞻性和指导性地提出了今后5年经济社会发展的九大目标和十大任务。

1、今后5年科学发展的九大目标。审议通过的“十二五”规划《建议》，与以往的5年规划相比之最大的不同点是，在发展目标上“十二五”规划《建议》没有提出“数量型”的指标，全部是方向性、战略性的，具有很强的指导性。具体的指标将在全会之后，由国务院根据中央《建议》来编制，并将于明年“两会”提交全国人大进行审议讨论。具体来讲，这九大目标就是：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取得重大进展，城乡居民收入普遍较快增加，社会建设明显加强，改革开放不断深化，使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取得实质性进展，综合国力、国际竞争力、抵御风险能力显著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明显改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更加牢固。

2、今后5年科学发展的十大任务。《建议》部署的“十二五”期间的重大任务，分为经济发展、社会建设和深化改革开放等三个方面，共十大任务。分别为：坚持扩大内需战略、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推进农业现代化、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发展现代产业体系、提高产业核心竞争力；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提高生态文明水平；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加强社会建设、建立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加快改革攻坚步伐，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施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进一步提高对外开放水平。这十大任务中的扩大内需在“十一五”规划《建议》中也被提及，但未独立成篇。“十二五”规划《建议》把它列为十大任务之首，并第一次在5年规划《建议》中独立成篇。这主要是由于“十一五”后期世界范围内发生了国际金融危机，根据中央的预判，这场金融危机很可能持续到“十二五”后半期，所以“十一五”后期实施的扩大内需政策在“十二五”时期仍将继续。特别需要提出的是，虽然这几年我国经济发展速度很快，但不可否认，城乡差距拉大，所以推进农业现代化在“十二五”规划《建议》中排第二位。再就是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是首次独立成章，并且要求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这是个提法是新的。“软实力”，是相对于国内生产总值、城市基础设施等“硬实力”而言的，是指一个城市的文化、价值观念、社会制度等影响自身发展潜力和感召力的因素。20世纪90年代初，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首创“软实力”概念，从此启动了“软实力”研究与应用的潮流。而“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提法最先见诸于党的十七大报告。这次不仅纳入“十二五”规划《建议》，还将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这个定位，有预见性、也有实践意义。从这个角度来讲，未来文化的发展、文化产业的进步，将对我们的生活方式、人文环境发生重大影响及作用。 pipad begin pipad end